城市空间与现代性的“美学”转移——论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唯美一颓废文学的精神取向

在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唯美一颓废人的写作中，启蒙化的“世界主义”观念与诉诸于感官层面的都市“当下性”呈现出互补和对立关系。启蒙话语中的现代性要求把个人和时代、未来相关联。上海唯美人激进夸张的风格与此社会意识对他们的刺激有关。然而，他们虽然接受历史大叙事的指引，却又不自觉地被城市霓虹的魅惑所吸引，在写作中出现了民族国家意识和通商口岸物质现实的交锋，使得他们虚化本土现代性的现实历史要求，促成了以民族现代化为核心的启蒙现代性向关注个人体验的“美学”现代性的转移。     

现代性的超越——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的历史启示

"犹太人问题"的核心是犹太人如何在现代性的框架中获得解放,犹太人是作为人还是作为犹太人而获得解放.鲍威尔给出了同化主义的解决路径,要求犹太人和基督徒摒除宗教的特殊性而同化为"人".针对这个启蒙主义的方案,马克思另辟蹊径,他通过对政治解放的剖析改变了问题的提法,指出犹太人无法在现代性中获得解放,要实现真正的解放必须超越现代性.犹太人在经历政治复国主义和文化复国主义的争论后最终重建以色列,但犹太国的重建并不是解放的实现,因为他们没有走出现代性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的历史启示在于,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深厚、苦难深重的民族的解放与复兴必须同时获取和扬弃现代性.对于正在致力于民族复兴的中国人来说,需要谨记犹太人的教训和马克思的教诲,需要在超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之上谋求中国人的解放和人的解放的统一.     

“现代性”的知识资源与问题视域——从“新启蒙”到“文化寻根”

中国"现代性"实践的百年历史,成为探讨20世纪80年代从"新启蒙"到"文化寻根"现代性实践的知识资源与问题视域的逻辑起点。在"新启蒙"的"现代性"诉求中,文学书写与政治实践共同完成了对中国现代历史连续性、完整性的叙述,"现代性"的内涵始终处于国家意识形态和启蒙知识分子"新时期共识"的框架之中。"文化寻根"作为"新启蒙"的逻辑展开,试图借对传统文化之"根"的挖掘以完成"现代性"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想象性建构,而"文化寻根"的困境,显示的正是"现代性"的普遍主义和中国"本土化"的"现代性"遭遇时难以规避的矛盾与悖论。     

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主体的启蒙与人性的反思

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不仅实现了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层面的社会变革,更是实现了新时期主体的启蒙和人性的反思。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推动下,解放思想成为政治和社会层面"新时期"来临的标志和破除左倾思想的工具,也成为"现代性"想象中的意识形态框架,甚至带有"启蒙"的色彩。人们对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的知识体察与情感认同,并不仅仅是与"文革"旧时期的决裂和对物质生活的诉求,同时也需要身份被重新建构的历史意识和文化体验,并在此维度上实现个体解放。此种以"启蒙"为基调的主体论思想解放话语,一方面呼应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框架内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使之可以在意识形态空间中发展;另一方面也是以"五四"文化启蒙思潮的回归和延续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以主体论和现代性的姿态重新占据文化和历史的高地,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形成了丰富的科技、文学和文化空间。     

略论晚清“新民思潮”

新民思潮是中国近代重要的启蒙思潮之一。在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近十年间，严复、梁启超等启蒙思想家，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及比较中西差距的基础上，对传统的化结构进行了反思。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他们把目光落到了人与人、民族与民族的差距上，并提出了新民的口号。在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总结这一思潮，可从历史的起点和现实的要求中得到借鉴和启发。     

现代性视野下的海派文学

现代性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包括历史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海派文学在内容上表现出一种对历史现代性的批判,在美学品格上体现为颓废唯美的倾向,这构成了审美现代性的特征。海派作家借鉴现代主义的手法、用感性、欲望的描绘来恢复现代社会中被异化的"人性"和"诗性",具有积极的意义。     

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鲁迅创作现代性问题的历史观照

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叙事表现为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鲁迅创作的现代性追求体现着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转型中启蒙与革命之间的亲和性与整合性。鲁迅创作现代性问题的历史价值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对近代启蒙与革命思潮的现代性整合;二,对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现代性追求的整体性思考;三,对后五四时代启蒙与革命、左翼与右翼的现代性整合。     

本土化的现代性及其后果

现代性是一个历史范畴和逻辑范畴,体现为启蒙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三个方面,对应为现代化运动、现代主义运动和宗教世俗主义运动.中国现代性精神的展开是以"自反"为主导的,它带给20世纪中国人最全面的后果就是生存背景的被改写,"断裂"成为20世纪现代性的宿命.     

现代性视域中的"身体写作"

现代性是一个含义颇多、歧义丛生因此显得极为暖昧的概念。一般情况下,我们喜欢把它简化为两种,即“启蒙／社会现代性”和“审美／化现代性”,这实际是对现代性概念多元性、复杂性的掩盖。在多元的现代性中,“野蛮主义潜藏于现代性的核心”,并且在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的“身体写作”中鲜明地表露出来。在现代性视角的观照下,身体写作的成就与缺失清晰可辨,这为众生藉此走近人性、生活的真相,去贴切感悟意义复制世界对生命积习已久的尘封,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和切人口。     

启蒙·审美·游戏——“五四”时期小说观念的现代性维度分析

小说观念是文人在小说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对小说的理解和认识。"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小说观是文学研究会所提倡的"为人生"的小说观,它要求小说表现人生、指导人生,内含着对启蒙现代性的诉求。创造社所信奉的"为艺术"小说观注重艺术的"美"和"真",追求艺术的主体性和自律性,显示了小说对审美现代性的追求。"鸳鸯蝴蝶派"所主张的"游戏消遣"小说观则重视小说"大众化"和"平民化"的审美品位,表达了小说对世俗现代性的追求。三者既互制又互补,正因为有了他们的三边对峙,才相对完整地构筑起"五四"小说的现代性空间,彰显了"五四"时期小说对现代性的多维度诉求。     

20世纪前期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与逻辑内涵

中西方社会经历了不同的历史进程,现代性发展的道路迥异。西方的转型期是从产业革命开始的,是物质现代性先行发展,然后用审美现代性对其进行反拨;中国的转型期则是物质和审美两方面几乎同时担负着现代性发展的任务。20世纪前期,中国社会在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要求之下,审美现代性具有双重含义:在整体社会构架上按照"美的规律"建设中国社会的现代体系,在具体审美文化领域内从"民族独立"和"人的解放"两个维度推进社会的转型发展。审美实践中则表现出在整体进程上符合"美的规律"的一维性和在具体语境中由于社会要求的差别化而导致的两维度间侧重点不同的逻辑内涵。     

胡适与"学衡派":现代性的两种范式

20世纪的中国现代文艺批评往往成为不同现代性范式相互争辩的一个重要场地.胡适等人以"中国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运动"来界定自己发起的这场文学改革运动,但是这种自我期许并未得到学衡派的认同,学衡派认为胡、陈等人的运动秉承的是卢梭开启的浪漫主义传统,恰恰是对人文主义精神的颠覆."文白之争"鲜明地凸显了双方所秉持的不同的现代性范式的差异性.胡适等人的白话文理论对语言持一种完全的工具性的理解,力图将白话文打造成为一个全民通用的、书面语与口语一致的民族语言系统,即"国语",这个"国语"在胡适们的心目中,既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标志与指标,也是推动国家工业化的重要工具.可以认为,胡适等人的"文学革命"运动是一场以国家工业化为追求目标的现代化运动,其秉持的基本文化精神乃是启蒙理性.而在学衡派那里,语言是艺术世界的构成物,也是特定文化习尚的表征,文言语体以及传统文学体式则是民族人文传统的一种积淀,在他们看来,这种人文传统与西方人文主义精神传统都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文化的典范,因而他们力图维持这种人文传统的连续性,这恰恰体现出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现代性范式的某种特征.因此,尽管两方的立场看似争锋相对,但是,实际上双方都秉持着源自西方的现代性范式,而由于西方现代性范式自身的多元性,也使得中国的现代性也呈现出一种多元的格局,并在此后构成了中国现代性格局自身的紧张状态.     

“文革”后文学现代性话语的历史起源研究

作为“革”后学现代性话语的历史起源之一,“伤痕”、“反思”小说中的“反封建”话语,在对20世纪初的启蒙主义话语进行历史性继承的基础上,具有了新的特点：一方面,其所批判的“封建伦理”和“国民劣根性”,往往具有现代性的制度依托与伦理支持;另一方面,却又往往将“革”时期的“血统论”、“个人迷信”、“官僚主义”和“社会特权”等一些现代性症候,“误指”为“封建性遗存”进行错位性的批判,这便造成了它的历史讲述与现实书写,既有对真正属于封建性问题的自觉批判,却又遮蔽了复杂的现代性问题,限制了其历史反思的深度。     

未竟的现代性--兼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审美现代性

现代性是来自欧洲启蒙运动并迅速全球化的哲学理想,现代化是其社会图景。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初期的启蒙救亡、中期的政治遽变、“文革”后的经济建设,至今仍在现代化过程中努力前进。然而中西之间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形态,决定了现代性进入中国后的曲折与变形。20世纪的中国文学被捆绑在现代化之路上,其审美特质与自主精神都必然受到特定时期历史社会的影响。     

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声诗现代性的历史跨越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在工业文明变革的历程中,战胜了殖民主义,完成了两条不同工业文明的历史性转换,实现了现代性的历史跨越。新声诗积极参与伟大历史变革,为民族呼号,为民主抗争,推进了自身的大众化、民族化,从而创造并彰显了自身现代性的崭新品格。     

救赎的力量——论《大主教之死》的审美救赎

在地域小说《大主教之死》中,薇拉·凯瑟通过表现土著印第安人解放自然的观念以及凸显他们的"新感性"特质和印第安艺术的"光韵",展现出印第安文化具有治愈现代文明痼疾和挽救现代性危机的救赎力量,诠释了文学艺术担纲的审美救赎之职。审美救赎是凯瑟打破资本主义社会"铁笼"的策略,旨在纠正启蒙现代性的过激发展带给现代文明的负面影响,以期建立一种人与社会、自然与文明、感性与理性平衡发展的理想生存范式。这些艺术构想不仅与启蒙现代性的价值观相互抵牾和抗衡,还是凯瑟在想象世界中探求救赎现代性之策的最佳脚注,进而表明她的地域书写以一种超越传统与现代、地域与国家、本土与全球相互对峙的创作姿态,介入社会现实和反思人类文明的出路。     

20世纪末中国小说的流变和自由写作

发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国现代文学以小说为主流,在启蒙意识和功利思想的作用下,一直承担着时代的使命。而20世纪末中国小说发生了极大的流变,逐渐淡化了“五四”启蒙立场和社会功利意识,日常情感和个人体验成为小说叙事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的伤痕反思文学使长期禁锢的文艺政策逐步解冻,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在摆脱文学过重的负荷,回归文学自身的努力中受挫。在严肃文学被冷落的沉寂中,被商品化思潮左右的大众文化直接影响了文学,使之退居边缘,小说现代叙事在回归故事的通俗性、个性化写作过程中成为日常化、个人化自由写作的具体表现。商业化境遇使20世纪末的小说流变形成了90年代小说很突出的边缘化自由写作的形态。“新写实”小说、新生代作家、女性写作,以及其他小说创作的不同努力,构成了90年代小说的多元格局,使20世纪末的自由写作成为可能,文学的多元自由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     

想象的共同体--孙中山的"民族国家"理论与实践

鸦片战争后，“民族国家”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重要想象和话语形态，孙中山则成为这种“想象”的努力实践者。在其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民族主义”思想日渐明晰，并最终把反满口号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目标联系在一起，把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紧密结合起来，并现实地调整了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为中国的现代性追求奠定了基本方向。     

台湾文学"现代性"研究的提出及回顾

90年代中期以来，成为学研究的中心话题之一。其原因，在于“现代性”确实是20世纪中国学的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采用这一视角和框架，有助于用客观存在的“现代性”，取代以往主观政治视角的所谓“反帝反封建”的描述（严家炎语），从而更切近学历史的真实，切中学对百年来民族心灵史的描述，以获取更有理论价值的研究成果。如对于晚清学作为思潮意义上的中国学“现代性”起源的认知，不能不说是一重要的突破；而运用“现代性”概念对于启蒙学、革命学等的阐释，也有其深刻性。     

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理论创新的思考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理念的创新经历了由"政治革命一体化",到启蒙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再到"文学"与"历史"融通的多维史学观的演化;在"板块结构"和"选择的眼力"上,近来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均有新开拓;"史"与"论"关系的融合在重史料性与史实性基础上,"论"又有其个性特色,这是文学史写作应遵循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