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有组织的基础研究”：任务布局与战略科技力量

文章围绕开展“有组织的基础研究”，从牵引带动科技创新、统筹任务布局、明确战略科技力量分工3个方面回顾总结了主要国家推进“有组织的基础研究”的基本经验；从5类“有组织的基础研究”任务布局和各类战略科技力量任务分工两个视角分析了新时期我国“有组织的基础研究”推进思路；从选题机制、资源配置机制、组织模式和管理方式4个方面提出完善我国“有组织的基础研究”的实施机制。     

导向性基础研究的模式和组织机制探讨

探讨了导向性基础研究的内涵、特征和意义;提出和分析了导向性基础研究的三种模式;研究了基础研究的组织机制及其管理问题。     

当代科学研究及其组织运行模式的变化

认为随着基础研究生产方式和功能发生拓展与延伸,科学组织的运行模式也表现出多元化的新趋势,形成了认识驱动型、战略均衡型和动态组合型三种运行模式并存的态势。     

有组织科研的模式变迁与法治协调

有组织科研并非项目制或者单位制科研,也非当前中国社会科研活动的主流形式,而是为了解决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发挥战略力量作用探索实施的新型科研组织体制机制。本土化的有组织科研不能仅依靠科研组织的自律驱动,更需要具有强制力的法律规范保障有组织科研的进行。整体来看,在前期部署环节,科研人员的创新能力容易被“组织”的形式禁锢;在中期进行环节,易出现“有组织”形式主义大于实质的问题;在后期成果环节,“有组织”约束可能导致成果转化与评价的懈怠。有组织科研的“前中后”环节现存问题应当通过法治化路径解决,需要坚持“放管服”的法治保障体系,构建科研宽容型法律规范体系,完善科研规范型法律惩戒体系,形成科研友好型法律服务体系,维护科研人员的权利。     

加强基础研究 夯实科技自立自强根基

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文章从基础研究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出发,梳理了一线科学家和管理者对战略性基础研究和有组织的基础研究在面向重大基础社会发展问题和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重要性的思考,提出：基础研究需要一个包容的生态,没有基础研究就没有思想源泉去发明创造,同时基础研究一些好的研究源头应该来源于应用甚至生产生活实际。战略性基础研究是在基础研究的框架下,注重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中总结出的重大科学问题,并对现实问题解决有直接的作用。有组织的基础研究是在有相应资源保障支持下围绕相对明确的目标有组织地开展,使国家能够在尖端科技领域保持发展与领先。构建以基础研究为根基的创新驱动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发挥作用,引导企业加强基础研究投入、推动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开展基础研究、加强政府政策制定推行等方面,从而建成一个以基础研究为根基的高效创新体系。     

加强实质性国际合作，提升基础研究创新能力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历来重视国际科技合作,按照国家外交大政方针和科技国际合作发展规划,围绕科学前沿和国家战略需求,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国家安全等科学问题,加强顶层设计,通过开展高水平、实质性和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努力创造有利于我国科学家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良好环境,以提升中国基础研究的自主创新能力。     

中国基础研究发展：机遇与挑战

值此庆祝中欧建交三十周年之际，中欧双方在北京举办科技战略高层论坛，这是中欧科技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对筹划未来、推动合作具有深远意义。     

导向性基础研究的内涵、任务特征和组织结构研究

探讨了导向性基础研究的内涵、特征;并在分析导向性基础研究任务特征基础上,研究了导向性基础研究活动应采取的组织结构以及影响导向性基础研究集中化的因素。     

战略性基础研究：认识与对策

如何建立对不同类型的基础研究的分类支持体系是当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文章梳理和明确了战略性基础研究的概念,总结了国际上支持战略性基础研究的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存在的对战略性基础研究的支持缺乏顶层设计、资助对象不明确、持续稳定支持不够等突出问题,并提出设立独立的战略性基础研究计划、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为组织和实施战略性基础研究计划的主要力量、建立指向性项目支持与机构稳定拨款相协调的双轨支持模式等建议。     

战略性基础研究的由来及国际实践研究

战略性基础研究是一个新概念。从基础研究发展的视角看,战略性基础研究是基础研究自身不断演化发展的产物,是政府、科学共同体、社会资助机构在对基础研究分类管理和支持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概念。文章从基础研究概念发展的角度分析了战略性基础研究概念产生的过程,并分析了美国、欧洲、日本关于战略性基础研究的管理与资助实践。     

国家科研体制建设与研究型大学发展

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离不开适宜的国家科研体制,借鉴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经验,从确立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基础研究主力军地位,以及明确研究型大学和政府科研机构、产业界的分工与合作等方面,探讨我国政府应如何改革和完善促进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国家科研体制。     

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评价及提升研究

运用超效率-DEA方法,对2009-2017年我国31个省区市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现状进行评价,并进一步以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评价值作为被解释变量,结合系统GMM模型,从全国和分地区两个维度研究人力资本、经济发展、对外开放、产业创新、外商投资环境对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 表明,我国科研机构基础科研效率总体偏低,并从东到西呈现递减趋势.为提升我国科研机构的基础研究效率,需采取完善科研机构创新资源投入方式、优化创新人力资本结构和扩大科研机构学术交流对外开放程度等策略.     

论军队院校与国防科技基础研究

从分析国防科技基础研究的属性入手,厘清军队院校开展国防科技基础研究的现实意义,针对军队院校建设发展和国防科技创新体系优化完善的现实需要,提出军队院校开展国防科技基础研究的若干思路与建议。     

广东省建设高水平基础研究人才队伍的战略思考

当今全球科技竞争不断向基础研究前移。本文分析了广东省基础研究队伍建设的问题与原因，探讨了建设高水平基础研究队伍的相关措施。研究表明，广东省基础研究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然相对薄弱。究其根本，主要存在人才支持力度与方式、科研管理模式、人才评价机制、成果转化不完善等四方面原因。通过借鉴国内外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经验，建议广东省以重大人才工程实施、核心关键技术攻关、高水平基础研究平台建设、人才发展环境优化为四大抓手，以新的更大作为开创基础研究发展新局面。     

中国大学基础研究效率分析——基于贝叶斯随机前沿的实证研究

采用我国46个高校1999—2011年的基础研究面板数据,利用贝叶斯随机前沿方法对我国大学基础研究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发现:(1)经费投入和人员投入的作用类似,弹性在0.29~0.36上下浮动;(2)影响效率最显著的因素是高校教师质量;(3)基础研究导向和国际合作也对基础研究效率有显著积极作用;(4)是否为985高校对基础研究效率的作用不显著。     

广东省农业与农村发展对农业基础研究的战略需求

依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0年)及广东农村统计年鉴(2010年)的数据,开展数据统计分析和比较研究,分析广东省农业与农村发展的现状和问题以及面临的机遇,并提出广东农业与农村发展对农业基础研究的战略需求.     

基础研究政策评价的基本前提探讨

随着政府缋效管理的兴起,科技政策评价被提上议事日程,但对如何科学地进行基础研究政策评价,在认识上还存在较大分歧.阐述了基础研究政策评价的基础性前提是明确评价目的和目标;从概念前提的角度对"基础研究"进行了外部界定和内部划分,对"基础研究政策"进行了界定;从科学前提的角度对"基础研究评价"和"基础研究政策评价"进行了区分,对基础研究政策评价的对象范围和基础研究政策的可评价性进行了探讨;最后提出了基础研究政策评价的基本框架--"T-B-P"评价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