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犯罪与刑罚》看贝卡利亚的刑法思想

作为近代刑事古典派的代表人物贝卡利亚在受卢梭等人思想的影响下,写就了他的巨作《论犯罪与刑罚》。本文对该著中的刑罚权的根据;犯罪的概念、分类;刑罚的目的、种类;适用刑罚的原则;刑罚的精确性、及时性、预防犯罪等内容,作一疏理和分析。认为贝氏仅以被动的反映论解释犯罪的原因是不够的,犯罪是有个长期、渐进而又复杂的演变过程的,它不是简单地在特定情境下趋利避害所能概括的。     

刑罚应是刑法学的逻辑起点——对我国传统“犯罪中心论”理论体系的反思

传统的刑法学是以犯罪为中心展开的理论体系：犯罪被认为是整个刑法学的基石．也是刑法学的逻辑起点和理论重心;罪刑关系被认为是刑法学的“主轴”,犯罪在罪刑关系中处于基础的、主导的地位,刑罚是犯罪的后果,处于被动的地位。这种体系在当代已陷于“危机”：犯罪概念的实质内涵迄今不能有效确定．意味着整个刑法学建立在“沙滩”之上;罪刑关系也难以担当整个刑法学的理论框架,无法统摄与支撑整个理论体系内容：犯罪在罪刑关系中的主导地位也被动摇,刑罚的主导性凸显。刑罚（或刑罚权）才是刑法学的逻辑起点和理论中心。“犯罪中心论”体系应当向“刑罚中心论”体系演变。     

“管他的”的互动功能与立场表达

“管他的”表面上是肯定形式,实际上却作否定识解。它的位置分布灵活,语用上具有语篇功能和人际功能,体现在话轮组织、话题处理、凸显言者主观情态与交际互动方面。言者通过“管他的”施行否定言语行为,借助“否定”语力以消除受话人的某些顾虑或改变其某种想法、观点、状态等,从而实现交际意图。表达的是负面评价立场,具有加强言者否定语气,同时传递出言者不在乎、无所谓、不管等主观情态的作用。而言者使用“管他的”标示言者态度立场的同时,也在寻求对方的认同,具有劝说、劝慰功能,体现互动性。     

《左传》考释两则——“恶之易也”及“三周华不注”解

《左传》作为一部儒家经典著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然其在发挥《春秋》"微言大义"的同时,字词使用上的隔阂又给今人以阅读上的障碍,往往使人不得其解。本文从《左传》中"郑伯侵陈"这一历史事件所涉及的"恶之易也"和齐晋鞌之战中的"三周华不注"入手,从文字、训诂、音韵等角度考释"易"字之含义及假借用法,并得出"华不注"本为"花跗注"的典实。     

从“学科立场”到“学派立场”——论中国教育学的学派意识及其实践路向

通过学派建设促进学科发展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21世纪需要更加关注教育学的学派建设。教育学的学科建设主要靠“立论”,教育学的学派建设主要靠“实证”。真正的教育学学派是在实践中“做”出来的,而不是在书斋里“论”出来的。教育学的学派意识及其实践路向,凸显出教育学研究者以及整个教育学科的主体性,是教育学作为一门自立、自为、成熟学科的重要标志。     

《优雅少年》中人性之“恶”的解读

纳撒尼尔·霍桑乃19世纪美国文坛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他的短篇小说集《故事重述》中广为人知的一个主题是对于人性之“恶”的解读。在《优雅少年》中,“恶”有两层含义：其一,它代表那个时代狂热宗教激情驱使下的宗教迫害或是宗教狂热;其二,它代表人性固有的弱点。霍桑认为,无论个人还是群体,只有掌握了关于黑暗的知识,即了解了自身的弱点,才能使自身趋于完善。这则故事不仅鞭笞了殖民地早期清教对人思想的禁锢,而且还给19世纪的美国盲目自信的弊病敲响了警钟。     

犯罪本质探析——基于“情理法”的大众视角

犯罪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而对犯罪本质的认识则是刑法学者乃至社会学者长期以来广为热议的一个重要话题。本文试从人们习以为常的情理法这一基本生活话语出发,去反思、推敲、探析犯罪的本质,进而得出犯罪的本质是对维系社会秩序尤其是社会团结纽带的公众基本情感的严重侵犯这一基本结论。     

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属性——从“文化身份”看赵树理的小说创作

赵树理的“民间的立场”和“知识分子”文化身份，是造成他个人叙事与主流意识形态出现龃龉的重要原因，而这一点恰恰被当时那些将赵树理创作树为“方向”的理论家所忽视或遮蔽。赵树理拥有的两重“文化身份”，使他置于一种“中介”的地位，起到沟通知识分子和农民二者之间的桥梁作用，而这种“文化身份”的独特性，恰好为当今学界研究“知识分子”与“权力话语”之关系，提供难得的范例。     

从《“锻炼锻炼”》看赵树理的民间立场

赵树理在作品《“锻炼锻炼”》中无论是批判当时落后农民还是揭示农村干部与群众的矛盾,批判农村干部欺压农民的恶习,都是在曲折表明自己的民间立场。     

现代性视域下的“恶之平庸”——以《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为出发点

汉娜·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提出“恶之平庸”的概念。在阿伦特看来,“恶”自身根于现代性,又因现代性而变得“平庸”。现代性中固然包含被阿伦特肯定的部分,但这种肯定也仅仅是部分的,并不能够掩盖现代性作为“恶之平庸”的根源这一事实。也正因此,现代人通过思考来抵抗现代性所伴生的“恶之平庸”不但是有必要的,更应是义务性的。     

回头看,女性之现实——从王蒙小说塑造的女性形象想到的

在男性中心的文化世界中 ,女性始终没有突进中心 ,无论是她们以恶抗恶 ,以善相携或者是特立异行 ,都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目的 ,一直被置于男性的阴影下 ,形成了这样的现实。     

“苹果”里的儿童立场——从《认识苹果》看于永正老师的作文教学设计

何谓"儿童立场"?许多教育专家都有自己的阐释,于永正老师虽然没有明确表述,但在他的课例中无一不渗透着对儿童的尊重,对语文的理解。潜心阅读于老师的课例,总能感受到于老师鲜明的儿童的立场,于老师将语文学科本体性、实践独特性与儿童主体性需要有机融合,一步步地将学生引入"语文的殿堂"。     

恶的背后——叶二娘的无奈——《天龙八部》中“恶人”叶二娘形象分析

《天龙八部》这部源于佛经的武侠小说,描写了众多各不相同的＂相＂,其中为情所痴者更是数不胜数。＂四大恶人＂之一的叶二娘,虽然人如其名,无恶不作,但却是金庸笔下情痴形象的代表。为维护自己情人的名声,甘愿自己身负骂名,孤苦一生,并最终为爱殉情。叶二娘的＂无恶不作＂是无奈的,有苦衷的,恶的背后隐藏着深厚的温情。     

从“民工荒”看农民工教育的缺失——兼议教育培训在农民工市民化转化中的作用

“民工荒”现象反映了农民工教育的缺失与错位,教育培训对于提高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具有重要作用。但现阶段,我国农民工教育培训困难重重。基于背景研究和问题探讨,农民工教育政策基点应从弱势关怀转向强国关注;实现短线培训与长线教育的结合,提高农民工的素质;通过制度安排营造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条件和氛围。以有效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     

从互动教学理论看师生互动——以“教育目的”课程为例

<正>互动是构成社会的基础,社会结构是由个人的行为和互动所构成和保持的。社会互动的结果导致了各种社会现象的出现。教育社会学中的互动教学理论来源于社会互动论。互动教学理论认为:学校和课堂是     

从“知之、好之、乐之”看班主任的专业化

班主任的专业化是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专业化呼声越来越大的背景下,我们可以从＂知之、好之、乐之＂三个层面看班主任实现专业化的诉求＂。知之＂层面即如何做个专业的班主任,班主任首先要知道专业化的内涵、自己的工作定位＂;好之＂层面是老师如何实现喜欢当班主任并实现其专业化＂;乐之＂层面,班主任把这一工作当成乐趣从而更好地实现其专业化发展。     

孔予：“礼治”遭遇“无道”——从《季氏将伐颛臾》看孔子的无奈

《季氏将伐颛臾》中孔子借“季氏将伐颛臾”一事一针见血地道破季氏的野心：“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一语中的地指出“僭越”是天下大乱的根源。通过分析探讨,学生对孔子“礼治”的治国主张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在孔子看来。伦理道德是家庭和社会得以维系安定和发展的根本,     

从“无善无恶”看心学与佛学交融的可能与限度

王阳明的“无善无恶”之说在后世引起了极大争论,批评者讥其“源于佛老”。本文通过分析王阳明“无善无恶”学说的提出及其思想内涵,并与佛教特别是禅学的“无善无恶”说进行比较,指出王阳明之“无善无恶”论与佛学确有共通之处,二者均认同本体界无善无恶,现象界有善有恶,均强调形上虚寂本体与形下现实生命的贯通。然心学之“无善无恶”论的理论依据为儒学传统之体用论,与佛教之缘起论迥然有异。就阳明心学的思想实质来看,是援释入儒而以儒为宗,心学与佛学是在保持各自差异基础上的交融。     

理性之“德”与非理性之“德”——从反理性主义视域看老子关于“德”的思想

在老子的学说中，“道”和“德”之间并不是“体”和“用”的关系。“德”有“上德”和“下德”之分，“上德”是非理性之“德”，即自然无为之“德”，它就是“道”本身；而“下德”则是理性之“德”，即人为之“德”，它是对“道”的反动。在老子那里，“德”要么就是“道”本身，要么就与“道”相对立。老子反对理性之“德”而崇尚非理性之“德”。理性之“德”是人给自己制定的精神枷锁，实乃“无德”。非理性之“德”就是自由地体验内在的生命，是以“有德”。老子所主张的非理性之“德”对实现人的自由和社会的和谐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哈佛大学公开课“公正”看课堂互动教学的有效实施

近几年来,国外名校公开课在国内受到热烈追捧。这些课程之所以受欢迎,与其授课模式密不可分。本文将以广受欢迎的哈佛大学公开课"公正"为例,重点探讨互动教学在课堂的有效实施及其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