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魏吴的校事制度

开展对三国时期魏吴校事制度的研究,清代学者俞正燮是较早的一位。他认为:“魏吴有校事官,似北魏之候官,明之厂卫。民国时期,胡适、杨若渔、宿白等学者也发表文章对这一制度进行勾勒,但是都还停留在对材料的搜集排比分类的阶段,而对于制度本身未能透彻的说明,至于校事产生的背景、兴废的原因、社会影响等问题更未涉及。建国后,研究三国史的论著很多,但对这一制度却几乎无人问津,这不能不说是个缺陷。我们认为探讨魏吴的校事制度,对于三国史的研究是有其意义的。     

初中校独立设置问题及相关假设

正在2013年《教育科学研究》第8期卷首《尴尬的"初中"教育阶段》中,笔者曾就我国初中校独立设置问题表达了一点看法,简要描述了初中教育阶段的"尴尬"境况。"初级中学"曾是学制上明文规定的独立办学阶段,拥有特定价值。随着时代的进步,一方面,初中教育成为义务教育法规定的九年义务教育的"终点",法律地位不容忽视;另一方面,初中教育在现实中却越来越成为高中教育的"附庸"。"初中毕业证书"虽具法律地位,但对个人就业来说价值极其有限。于是,笔者感叹道:"是初中给社会带来了麻烦,还是社会给初中带来了尴尬,这是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初中校独立设置问题与义务教育问题密切关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对194个会员国的     

三国时期的经济发展

一从战国以来,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财富逐渐开始集中,农村土地兼并非常剧烈。许多大地主占有广大土地,所谓“田亩连于方国”(仲长统昌言损益篇),或“膏田满野”(昌言理乱篇),而无数破产农民则失去土地,变为流民。尤其是从西汉武帝起,到东汉皇朝最后崩溃止,农民自农村中被抛掷出来的现象,成为最严重的问题。破产而流亡的农民,境遇极其悲惨,他们在流亡途程中,往往赤裸着身体,啃着草根树皮——所谓“裸行草食”(后汉书刘平传王望附传)。因此,东汉自安、顺二帝时代起,随着破产流亡的农民人数之激增,农民起义也不断爆发,愈到帝国末期,愈加壮大起来。最后     

三国时期家学考论

三国时期战乱频仍,民不聊生,教育活动无法正常进行,师学的发展一蹶不振,因此家学成为三国经学授受的主要途径。三国家学教育自有特色:魏、吴两国的经学世家多,传经世数长,蜀国经学世家相对较少,传经世数也很短;三国家学教育的内容开放、实用,经学的普及化程度提高;家学教育的效果显著,为三国、西晋政权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三国时期的自耕农经济

<正>秦汉时期繁荣起来的自耕农经济，到了东汉末年，由于长期的战乱，使这种软弱的个体经济遭到空前的摧残。在战乱中抛弃家园的自耕小农，或沦为流民，或投靠大族豪强而成为私家的依附民，或被政府收编而为国家依附民——士家或屯田客。但是，在三国时期的农民中，除了这些公私依附民之外，仍然存在大量的自耕小农，除了屯田这种国有土地形式外，还有许多自耕农的小块土地。过去学术界重视了对于屯田制和依附农民的研究，而对于自耕农及其小土地所有制则未予足够重视。今就此问题略述于后。     

三国时期的史注

三国时期是古代学术文化的转折时期,史注逐渐摆脱了东汉经注的束缚,取得了学多新成就,在史注的内容、方法及数量上都有一定的发展。     

三国时期学校教育评介

东汉末年,朝政腐败,封建军阀纷纷各据一方,形成了“群雄割据”的局面。经过长时期的混战,曹操、孙权、刘备分别据有中原、吴、蜀,三国鼎立局面因此出现。对三国时期的学校教育,教育史家们历来贬多褒少,较为典型的一种评价是,魏虽有太学之名,仅为掩人耳目的装饰品     

三国时期天水战略地位探微

三国时期魏蜀长期在陇右天水一带争夺交战。当地优越的区域位置,通达四方,锁钥关陇川陕的交通条件,攻守两便,易于周旋的险要地势,农牧兼营,具有精兵良马的优势和就地屯粮之便,汉族与氐羌等杂居的民族环境,使天水又占有联结氐以为奥援,进而开疆拓土之利。所以,在这一特定的时代,天水战略地位尤显重要。倚重这种优越的自然与人文条件,也正是诸葛亮北定中原要屡次绕道陇右、五出祁山的原因所在。     

三国时期姓氏特点浅析

通过对该时期姓氏资料的整理分析,得出三国时期中国人姓氏的特征:姓氏传递相对稳定;姓氏分布有明显的地域性;同姓人群在地区中分布不均衡,同姓聚居现象较为显著;并且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及战乱中相对安定的区域如江苏、四川等地迁移率较高.     

三国时期的吴蜀关系

吴蜀关系萌发于赤壁之战，在樊城之战到犭虎亭之战期间，从联袂伙伴转变为敌对政权，而后经过正式签订盟约，长期处于友好互助的状态，可以说是彼此相互制约、相互利用的产物，对三分格局的形成、稳定具有重要作用。面对来自曹魏的严重威胁，保持正常的外交往来，为吴蜀两国的生存利益之所在，但由于彼此潜在矛盾的激化，两国关系一度跌入深谷，可见吴蜀统治者立足于本国利益，在处理外交事务上总带有一定的谋略构想     

三国时期军事文书初探

在群雄纷争、战事不断的三国时代,军事文书是军中下令、请战、献策的重要方式,是鼓舞士气、传达战况的有效渠道,更是战争各方宣战、寻衅、协调、沟通的有力工具。三国时期军事文书在文种、内容、结构、语体、技巧等方面,也都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独特的军事意味。     

三国时期的狩猎活动

三国时期的狩猎活动大多出于个人爱好，具有修身养性和军事演练的功用。射猎活动中乐趣与危险并存，有的帝王为了狩猎还颁行了相关法律。因为狩猎活动耗财费物，因而有见识的大臣往往劝谏。狩猎活动体现了三国时代的精神风貌。     

汉末三国时期中郎将研究

汉末三国时期,由于持续不断的军事斗争的需要,中郎将等武官官号,开始被各个势力大量的授予臣下,各种中郎将频繁出现于这一时期的史籍之中。中郎将的大量授予,使得其自身逐渐发生分化,一部分虚化为散阶,成为了当时武散官阶的组成部分;另一部分则因其职责的特殊性而游离于武散官阶之外。三国后期由于各种将军号的大量授予,除了个别职责特殊的中郎将之外,大部分名号中郎将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     

试论三国时期的鄂州

研究和开发鄂州三国文化,确定鄂州在当时的特色和地位至关重要。三国时期的鄂州,作为吴国的帝王之乡,不仅是当时最大的军港之一,而且是当时最大的冶炼和宗教文化中心。     

三国时期学校教材初探

从曹魏代汉到孙吴灭亡(公元220—280年)六十年间,魏、蜀、吴三国鼎立,战伐频仍,政治安定的时候少,战乱的时候多,学校教育处于存亡断续之中。教学内容基本上继承汉代的绪余,但是玄学兴起,以儒学为内容的经学教学受到很大的冲击。 一 魏国的学校教育在三国当中是比较正常的。曹操父子精研古学,擅长文学。《魏书》称     

例谈三国时期士人政治立场转变及影响

三国时期的儒士王朗,他的政治立场从建安元年之前一直到三国时期经历了三次较大改变。作为士人群体中的一员,王朗个人政治立场的不断转变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士人的心态变化。在这种王朝更替与士人政治立场转变的影响下,仍坚持儒家经典纲常伦理的名教支持者与以注重法术刑名为主流思想的名法支持者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二者在思想上的碰撞,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三国时期至魏晋时期名教派与名法派在治世思想上的交流融合,也为后世的封建统治者如何治理国家提供借鉴,使两晋统治者注重顺应民心,儒法并用;以及对魏晋后士人融合儒道,在入仕与遁隐间寻求平衡,促进玄学发展带来一定影响。     

朝鲜三国时期音乐观念及制度生成考

朝鲜三国音乐直接继承其前部落联盟制国家时期乐舞的一系列本质属性,具有较浓厚的宗教特色。这时期的歌舞理论虽然还没有得到理论上的充分展开,但是三国人所发表的对音乐本质特性、审美内涵、社会功能、缘情说、纯美主义、民族个性等理论观念,无疑成为了后来朝鲜文艺理论批评发展的重要的奠基石。这时期建立起来的音乐制度,从制度文化的层面上大大促进了三国音乐及其观念的发展。     

论三国时期的重学意识

三国时期，群雄割据，战乱频仍。各方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都在不遗余力地招揽人才。加之门阀观念被突破，人物品评之风兴起，造成继战国时期之后的又一次＂重学意识＂高扬，人才荟萃的局面，从而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三国时期的水军与水战

三国时期的水军与水战在军事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水军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兵种,在魏、蜀、吴三国的发展各不相同。水战则对三国鼎峙的格局影响颇深,众多的战例使我们得以揭示其特点、影响因素及各种战术战法。     

三国时期人名的文化内涵

人名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它是社会的缩影、文化的结晶。三国时期的人名与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宗族观念、尊士观念以及人们的审美意识息息相关。人名与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紧密相连,一方面反映当时的文化思潮,另一方面又受到当时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