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经学意识形态化的路径

汉代经学意识形态的确立是通过经学思想政治化和经学信仰的大众化两方面实现的。经学政治化是从思想到制度,再到结果,这样一个不断具体化的过程,即统治思想经学化、通经入仕制度化、官僚队伍儒生化。经学大众化主要是通过儒生的信仰和创造推动统治者的信仰、政治威权和禄利诱惑推动官吏的信仰、经学教育和政府奖进推动知识分子的信仰、教化和风俗推动庶民的信仰。经学思想政治化与经学信仰大众化密不可分、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汉代经学意识形态的确立。     

经学信仰大众化与汉代经学意识形态的确立

西汉经学意识形态确立之前,经学有一个大众化的趋势,这源于经学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契合性、经及儒家先师的神圣化、儒家对教育的重视。经学信仰的大众化推动了统治思想的经学化、通经入仕的制度化、官僚队伍的儒生化,是西汉经学意识形态确立的重要原因之一。经学意识形态确立后,统治阶级致力于经学传播,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教化进一步推动了经学信仰的大众化。     

汉代经学意识形态化路径探析

汉代经学意识形态的确立是通过经学思想政治化和经学信仰大众化两方面实现的。经学政治化是从思想到制度再到结果不断具体化的过程,即统治思想经学化、通经入仕制度化、官僚队伍儒生化。经学大众化主要通过儒生信仰和创造推动统治者的信仰、政治威权和禄利诱惑推动官吏的信仰、经学教育和政府奖进推动知识分子的信仰、教化和风俗推动庶民的信仰而实现。     

也论廖平与传统经学在近代的终结

廖平是中国近代经学大师,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学派的最后一位思想家。他所在的年代是儒学作为政治的意识形态正在逐步走出历史的时代。所谓廖平与近代经学的终结,一是指他所建构的孔经天人的经学理论,最终完成了使经学完全脱离现实和历史而走向终结,廖平经学理论以尊孔、尊经为宗旨,但孔子和六经事实上都被廖平所任意篡改,名为尊孔、尊经,实则视孔子为玩偶,六经为躯壳。杂引诸说,牵强附会,其结果漏洞百出,互相抵牾不说,尽管从主观上维护经学,企图为经学设计一个无所不包的体系,从形式上对孔子和六经作了登峰造极的神化,而事实上,这一切本身正意味着对经学的否定。二是经学作为西汉中期以后,中国诸王朝的政治统治的理论基础和行为准则学说,它包含了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社会思想、道德准则等多种复杂的因素。所谓经学时代,即经学作为政治统治学说和社会生活准则的时代。随着帝制时代的解体,经学时代也必将终结,这也就意味着经学作为政治和社会生活准则并为政治和社会生活提供理论依据的时代的结束。三是就经学史意义而言,廖平经学“平分今古”的发明以及以地域论古今的创获,又最终完成了清代经学复古两汉经学直入周秦的学术历程,解决了经学史上经今古文之争的千年诉讼,从学术史上为千年经学的这一核心争论画上了句号。从这层意义上,可以说廖平经学宣告了中国传统经学的结束和现代史学的开端。     

崔浩与北魏经学

崔浩与北魏经学关系紧密,其经学思想在太武帝时一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通过对崔浩的经学著作、经学倾向与特点、经学地位、经学影响四个方面的梳理,来明确崔浩在北魏经学史上的地位。     

经学在西夏的传承及对西夏法制的影响

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西夏统治者十分重视学习和推行经学。西夏通过以官学推动经学,科举内容取材经学和引进、编撰典籍普及经学等举措来培养和造就贤才。西夏确立的以经学为内容的意识形态,一直影响和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法制也毫不例外地受其影响。西夏的法制,不论是法律思想、法律制度,还是法律条文,都带有经学的烙印。     

汉代经学意识形态论略

汉武帝以后,解释、阐明和研究儒家经典的经学正式形成,儒学从此以经学为主要表现形式继续流传和发展。因此,两汉虽有儒学、经学两种不同的说法,与政权合作的只是经学而已。政治权利支持和社会心理认同使得经学逐渐成为汉代国家意识形态,并对汉代政治、文化、教育、风俗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徐复观的经学史研究

经学史研究是徐复观晚年学术特为用力之处。从对经学史研究的对象、内涵、价值的界定开始,徐复观对先秦经学的形成、《春秋》三传等问题的看法上都显现出古文经学的倾向,对西汉经学的传承及其价值提出表彰。虽然徐复观经学史研究中的某些论断未免有所不周,其中必有未竟之处,但他学术上闪光之论析、学术问题意识之敏锐和推动思考路径之转向,为经学史的书写提供了经验借鉴。     

杨新勋：《经学蠡测》及其他

杨新勋副教授（博士）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经学尤其是宋代经学研究。在经书文句的解读、经学专著的整理与诠释、经学家思想的探讨、经学史的考察等方面有不少创获,已经出版专著《宋代疑经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校注《经学卮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和论文集《经学蠡测》（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     

浅议今古文经学之争

经学在两汉时期得到繁荣发展,分为今、古文经学两种思想派别,两者经过四次论争后,呈现今文经学由盛而衰、古文经学由弱变强、今古文经学融合渗透的局面,最终经学达于统一,对当世学术思想和学风改变起到促进作用,对后世义理学与训诂考据学影响深远。     

李源澄对廖平“今古学”的继承与发展——以《经学通论》为中心

《经学通论》是李源澄最重要的经学著作,集中体现了他的经学思想。在继承廖平"今古学"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李源澄通过定位经学的性质、划分经学的范围、明确经学的正路、区分"经"与"经说",使经学史上的"今古之争"问题进一步明晰。     

道光至光绪年间《诗经》古文经学发展概论

《诗经》的经学研究经历了由古文经学到今文经学的转变,而古文经学自身的自我否定、学术的衰落所打下的烙印,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诗经》的经学研究具有明显可寻的发展路径和描述节点,后来的研究者可以根据古文经学的没落轨迹,从整体上探索《诗经》经学研究的发展脉络。     

东汉时期经学在吴越的传播及其影响

东汉时期,吴越经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经学在吴越传播的途径主要有地方官学、私学和出外求学等。仕进制度的导引,长官对儒家礼教的倡导以及避世高士的影响等,是导致吴越经学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与传统经学相比,吴越经学具有不重师法家法、尚博学、重谶纬之学等特点。在经学影响下,吴越名儒辈出,著述风气盛行,社会风气充满儒家礼教气息。     

元杂剧作者对经学理解的新思路

元杂剧中的经学资料体现了元代经学发展的特色,显现了经学阐释的新思路,对于研究经学史和文学史都有一定的意义。     

首尾一贯的孔经哲学体系建构——廖平新经学分期新说论析

廖平经学分期历来以“六变”说为准,这与后人所持之廖平早期经学有较高价值而中晚期经学思想古怪不足道这一刻板印象有关。若以廖平一生学术思想发展脉络为背景重新看待其中晚年经学思想发现：廖平经学是首尾一贯的孔经哲学体系。新经学分期新说基于廖平经学研究态度、首尾一贯的尊孔尊经宗旨和三期层层推进的逻辑联系三方面理据论析分期新说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还廖平新经学本来面目,以便同情了解和平情评估其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     

拟经拟圣,匡扶大道——扬雄经学诠释的历史影响

《太玄》《法言》《方言》三部经学诠释著作,确立了扬雄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其著述不仅在后世有大量的整理和研究,而且对后世学术思想主流产生了重要影响。经学体例"拟经"传统的形成,两汉之际经学诠释转向,东汉儒学的批判思潮兴盛,魏晋玄学的形成和发展,宋明理学的经典建构和义理诠释等,都有扬雄经学的深刻影响。了解和研究扬雄经学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能更好地继承和发展扬雄奠定的经学、蜀学优良学术传统。     

走向后经学时代的文学之思——关于王国维文学研究的重新认识

以经学作为理论资源,运用经学的意识形态、思维模式、话语方式来定义和评判学是中国传统论的主流。时至20世纪初,经学对人们学思考的控制却难以为继。此时王国维的一系列学研究活动颇引人注目,尤其是《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分别在小说论、词论、戏曲论三个领域消除了经学眼光,尝试了新型的学批评模式和学研究方法,其基本思路、价值体系和主要术语,都已凸现出“后经学”论的特征,成为中国论走出经学时代的第一人。     

汉代经学与诗学

汉代是古代诗学的过渡期,由于汉代经学的权威地位,使汉代诗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经学的影响,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汉代经学促进了诗学的发展;二是经学的今、古文之别导致了汉代诗学的不同特色和价值:三是汉代诗学受经学的制约.     

经学与明代小说理论

明代小说理论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受经学的影响,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经学的思想理论、价值观念与小说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通之处,使其能够参与小说理论的建构,因而小说理论家总是主动地对经学的思想与材料进行吸收和利用;二是经学的学术宗教地位使明代小说理论家乐于借助经学的一臂之力来提升小说及小说理论之地位.这就使明代小说理论与经学构成了复杂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小说理论家吸收经学的“劝善惩恶”、“裨益风教”等思想观念,进行小说功能价值论的建构;2.力图沟通小说与经学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共同性,使小说与经学在题材内容上联系起来,从而拉近小说与经学之关系,借助经学之权威来提升小说之价值,努力争取小说正统而合法之地位;3.张扬小说在艺术魅力与审美效果方面的独特优势,凸显读者对于小说与经学的不同接受态度,对比小说与经学接受效果方面的巨大反差,从而堂而皇之地肯定小说的价值意义;4.理论家站在小说家的立场上巧妙地对《六经》展开独特的“阐释”或“改造”,从而使经学更加有效地服务于小说理论.小说理论家对经学的吸收利用,一方面促进了明代小说理论的建构发展;另一方面,经学的价值观念也由此渗入小说理论领域,从而扩大了经学思想的普及与推广.     

经学是文献学中最基本的部分

经学与文献学从来就是一对联系密切，互为依存、发展的学科。可以说，文献学是经学发展的基础，而经学发展的需要又促进、带动了文献学的不断进步。周予同先生曾经指出：“经学与中国文化史和学术思想史关系较大，不懂经学而要研究这两门学问，往往会出问题。目前有些著作存在问题，往往因为中国文献学的底子不厚，而经学是文献学中的最基本的部分。”(《中国经学史讲义》)这段话既说明了经学对研究中国文化史、思想史的重要性，也说明了经学与文献学之间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