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诗的深度”——对陶诗一个重要特色及其文学影响的考察

陶诗有着独特的“深度”。陶诗影射政治，思想深刻而矛盾，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双重世界观念是其具体表现。“陶诗的深度”的形成，既源自复杂的政治斗争环境，亦师承前代诗人应璩、阮籍之创作经验，更远则源于儒家比兴诗教传统与玄言诗写作风尚，本质上反映了陶渊明的政治处境以及由此形成的矛盾思想、纠结心态。“陶诗的深度”自南朝至隋唐被时人普遍漠视，宋代以来，陶渊明其人其诗对政治的关注及其思想的矛盾性、丰富性与超越性才得到发现和推崇。“陶诗的深度”这一判断，从文学规律和艺术影响来看，反映出文学与政治、文学与思想的必然联系以及意境的创造、含蓄之美等诗歌美学问题，这也是陶诗能够经过时间打磨成为杰出作品的决定性因素。     

析钱穆文学研究中对“比兴”概念的阐释

钱穆先生的文学研究是在其哲学、历史及思想研究的背景下展开的,具有开阅的学术视野及独特的理论思维。本文主要分析了钱穆先生对中国传统诗学中“比兴”这一概念的阐释,从中可以看出钱穆先生对“比兴”概念的发展与创新。论文主要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钱穆对“比兴”概念在传统诗歌领域中的理解;第二部分论述了钱穆先生将“比兴”这一传统诗学理论扩展到中国整个文学领域及艺术领域之中,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第三部分主要论述钱穆先生将“比兴”概念放之于文化及思想的高度进行观照,从而得出“比兴”中蕴含的深刻的中国文化及思想内涵。     

阮籍美学:“恬淡无欲,则泰志适情”

阮籍(210-263),字嗣宗。曾为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三国时魏国思想家,是魏晋玄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代表人物。作为“竹林七贤”之一,也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文学家(玄言诗的代表作家)。有《阮籍集》(或称《阮步兵集》、《阮嗣宗集》)行世。阮籍的思想前后有所变化。早期著作《乐论》以道家的“无欲”释儒家之“和”,表现了对儒家思想的一定保留。在后来的《通易论》、《通老论》、《达庄论》、《清思赋》、《大人先生传*等著作中,他的思想则完全转到了道家的“自然无欲”方面,而对儒家的名教声色之美作了尖锐的鞭挞。     

斩不断的“血缘”——略论初期白话诗的民歌风味和“比”、“兴”的运用

由于传统诗学对初期白话诗人审美心理的潜在影响,使得他们在进行新诗创作的时候,较多地借鉴了传统诗歌的诗境构造方式、语言形式,和“比兴”手法,因此一部分初期白话诗体现出了比较突出的民歌风味。传统的“比兴”在初期白话诗中的运用已经远远超出了其表层的“修辞学”的意义,体现了中国传统诗学审美思维方式的内在引力,生动地展示了在“汉语言文学”这一大文化背景下汉民族诗歌的“特殊话语形式”对新诗的原型影响;同时,这种运用也显示了新诗在表现方法上的无限发展空间。     

论“二冯”“比兴”说的内涵及影响

作为“虞山诗派”“疑丞”的海虞“二冯”,创造性地阐释“比兴”之义,并将其与“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融为一体,概括了诗歌“以比兴寄美刺”的体用本质。其“比兴”说虽有狭隘之嫌,却也深合我国古代的论诗传统,对清代诗词的创作和理论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试析“比兴”手法在李商隐诗歌中的运用

李商隐是晚唐著名诗人,其诗工于比兴,意境曲折,寓意深远,韵味隽永。其特殊的人生经历以及统治者对他不公正的待遇,使他在自愿和无奈中选择了比兴,并把这一手法广泛地运用于诗歌的创作中。     

飞鸟意象与阮籍的多重人格

阮籍的《咏怀诗》历来被誉为“旷代绝作”,同时也是绝对的难解之作,“百代之下,难以情测”。而飞鸟则是《咏怀诗》中最重要的诗歌意象,它们是阮籍主体人格的诗性外化,各种飞鸟意象体现着阮籍隐晦难测的内心世界。以飞鸟意象为切入点,揭示阮籍儒家济世理想的破灭与道家逍遥追求的虚幻,展示了其内心世界的孤独、失落与痛苦,从而真实地再现阮籍完整的人格形象。     

试论阮籍对魏晋游仙诗诗境的拓展

阮籍的诗虽没有用“游仙”名篇,但在他的八十二首《咏怀诗》里有不少篇章写到了求仙访道、逍遥遗世的内容。阮籍所吟咏的“仙人”属于另一个精神系统,隐喻那些企图摆脱儒家虚伪“名教”罗网,追求清净无为、超然物外的“大人”、“至人”;阮籍向往的神仙境界则是人格精神绝对自由的庄玄理想世界。他的这些诗具有一种历史的穿透力和时空的厚重感。     

论史学对阮籍文学创作的影响

史学对阮籍文学创作的影响非常大。阮籍在曹魏晚期参与编纂官修史书《魏书》,而编写《魏书》也成为他创作《咏怀》诗的契机。就诗歌内容而言,亲历魏晋政权更迭的经历形成了阮籍盛衰无常的历史观,在创作时他将这种历史观注入诗歌中,使其《咏怀》诗充满了无常之感;由于史学素养深厚,阮籍常用史学家的时空观念来思考人生,从而使其诗歌充满了时空感;此外,阮籍还以诗论史,使其诗歌充满了浓厚的史鉴意识。就诗歌形式而言,由于文史兼通,他在创作时有时会模糊史学与文学的界限,将史书的体例引入诗歌中,从而形成叙、论结合的创作模式;在阮籍之前,汉魏文人多用“语典”,极少采用“事典”,由于精通史籍,他在诗歌中开始大规模运用“事典”。     

论阮籍的精神抗争与自我拯救

阮籍早期信奉儒家,有济世之志。魏晋时期政治黑暗让他理想碰壁,儒家教义本身劳而少功的特性使其在当时日益没落,难以负荷阮籍的理想。阮籍转而接受老庄思想,却意识到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他在行为上表现出对传统儒家礼法行为的悖离,但在生命中追求美好的人与事物,以求获得精神上的寄托与满足。他的言行不拘礼教直指“本心”,其理念的内核是以儒家礼法精神为基础,杂糅了春秋以来狂狷者的不顾世俗眼光的观点和道家不以他人毁誉为意的逍遥思想。     

阮籍《咏怀诗》的飞鸟意象

魏晋时期诗人阮籍的《咏怀诗》因其意旨隐晦遥深而历来注解众多,但解读阮籍诗歌不能绕开他曲折抒发心志而大量使用的兴寄意象。飞鸟作为组诗中较为突出的意象类型引人注目,透过飞鸟意象可以深入管窥阮籍的复杂心态和精神活动,了解诗人身处魏晋易代之际的伤时忧世的情怀。     

试论阮籍人与诗的合一

《咏怀诗》主要创作于阮籍出仕司马氏之后,由于政治上的随波逐流而承受着很大的心理压力,他力图用一种以狂与慎为特点的行为方式树立自己的方外形象,藉此曲饰人生的难堪。诗歌是阮籍自我压抑中的独吟,在内容与艺术上都深受其人生的影响,具有很强的曲饰性。这种人与诗合一的文学创作成为作者的生命需要,又融入他的哲学思考,是非常个人化的,体现了魏晋文学自觉的演进。     

《文赋》的创新说与陆机的《拟古诗》

陆机《赋》提出创新，其创新说实际上是一种继承基础上的创新。由于坛模拟创作蔚然成风，《赋》并不排斥模拟诗意而更注重辞的创新。陆机则选择与他情感相通的古诗作为模拟对象，在《拟古诗》中进一步融入个人的生命体验。拟作比起原作，情感更为复杂深沉，同时一改古诗的质朴而表现出典雅华美的特征。     

论阮籍的时间意识

通过对阮籍作品中有关“时间性”感悟诗句的分析,阐释阮籍“时间意识”的历史内涵和深刻性,以及在文学史上的特殊意义;并指出阮籍的《咏怀诗》突出并深化了生命的“时间性”这一主题,是中国古代诗人中从本体论上建立人生价值观的最重要的探索者和表现者之一。     

阮籍及其《咏怀诗》简说

阮籍是魏末的著名诗人 ,是“正始文学”的代表。他自幼有济世之志 ,但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 ,其思想也发生变化。阮籍的《咏怀诗》并非全是“厥旨渊放 ,归趣难求”,知人论世 ,则其旨意可大体把握。《咏怀诗》主要表现诗人的失意徨、揭露与批判黑暗现实与腐败政治、抨击礼法之士 ,以及“忧生之嗟”与出世之想。《咏怀诗》是一个复杂的整体 ,是诗人内心世界的反映 ,是那个黑暗恐怖时代的真实记录。《咏怀诗》的风格与手法给后世诗歌创作开拓了一条新路     

论阮籍人格心理的超我意识

阮籍人格心理的超我意识具有自由超脱和批判世俗的特点。在现实环境和自我意识的压抑下 ,产生“超我—自我”的心理冲突和道德焦虑 ,并在《咏怀》诗中通过自卑与自责的方式凸现出来。其超我意识是在家族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及认同下产生发展的 ;同时他内向软弱的性格和与政治的疏离关系 ,又使超我无法突破自我的压抑。阮籍超我意识的理想人格从勃兴到分裂 ,是当时社会条件下他的个体人格悲剧     

曾几交游考略

曾几是南宋著名诗人,他一生交游甚广,其中有吕本中、韩驹、胡安国、汪藻、王洋、韩元吉等人。吕本中、韩驹对他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的形成有较大影响;胡安国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曾几的思想。通过曾几与朋友唱酬的诗文来考察他的交游情况,有助于更好地理清其诗歌风格的渊源,也为曾几的研究提供更详备的资料。     

柳宗元文学思想中的"情""意"观述论

柳宗元由于本身“明道”思想的困惑,晚期文学思想的发展主要一方面以鲜明的情感为本位的理论特色,营构了晚期颇具特色的“快意累累”的抒情理论,另一方面由于儒学情怀的惯常作用,文学创作的内敛的气质也颇浓,这是柳宗元晚期诗与文的风格大异的主要原因。     

浅说阮籍人格矛盾

少年时期的阮籍,怀有救国救民、建功立业的救世志向.然而,处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特定历史年代,黑暗险恶的政治局势使其理想志向无从实现.他一方面不甘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一方面又无力与之进行抗衡,于是陷入了悲愤与苦闷之中,其人格特征上表现出很强烈的冲突.救世无望,便只有用尖锐深刻的揭露批判来表现其内在的叛逆精神,以图达到心灵自救.本文试从其诗文入手来粗略地分析阮籍的这种人格矛盾.     

周济词学思想的儒家色彩

周济提出"寄托出入"说,并提出著名的"词亦有史"的观点,同时,周济追求"归诸中正"的雅正美学风格,周济词学思想向儒家文艺思想的回归是很明显的。周济词学思想的儒家色彩既是在清代的时代背景下,推尊词体的表现,但同时也是对词体的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