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理·考据·词章（节选）

清人姚鼐说：“余尝谓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或称义理、考据、词章）姚鼐提及的“义理、考据、词章”三方面，是我近十余年潜心探究，乐此不疲的所在。     

义理和考据:从清代汉学家到当代新儒家

１８世纪的学者在总结此前的学术文化时指出了解释经典的两种形态。之后,汉学与宋学、义理和考据便成了不同学派的学者经常论及的问题。从乾嘉的汉学家、桐城派直到２０世纪的新考据派、新儒家,留下了有关的大量记录。剖析其间的种种议论,可以看到如何看待中世纪后期形成的儒家心性之学的传统曾给中国的学术思想界造成了怎样的困惑与纷争,又怎样地影响了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方法论     

清学的结晶——以汉宋调和为中心的义理与考据的浑然天成

乾嘉学术是清代学术的主体和根基.晚清学术,无论理学、今文学、诸子学,或凡一切学术,其理论根基与治学方法,或立足于考据学的成果,或体现着考据学的精韵.并且,随着晚清国势的危殆,现实的经世诉求必然要对学术思想和形式产生一定的影响.经世思想,目的是要把学问和现实连为一体,仍然是传统的"知行"问题,但是知和行之间的桥梁是义理.义理对"知"具有概括提炼作用,对"行"具有指导引领作用,所以义理在晚清学术中的诉求不断加强.各种学术种类概莫能外,都体现着一种经世的义理性冲动.实际上.晚清不曾存在一种超然独立的学术类型,各种学术之间互相渗透和影响,在对立中求共鸣,在求同中又存异.构成了晚清学术的一大特色.以义理和考据的关系作为理论基础,对晚清学术多元化背后的一致趋势一考据精神与方法的普及和经世精神所推动的义理诉求的加强进行分析,同时立足于乾嘉学术的根基之上,以晚清的汉宋调和趋势为中心,梳理晚清理学、考据学等在义理阐发上的各自旨趣,阐明各种思想殊途同归的最终理想,都为求经世而致用.     

方苞与姚鼐的游记之比较

方苞和姚鼐都是桐城派的重要作家,在他们的文集中都有一部分游记。方苞的游记重在对义理的揭示,而姚鼐的游记则融合了考据。究其因,主要与二人所处时代的学术风气有关。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学术氛围,造就了他们不同的文学观,从而使他们的游记也各具特色,各有千秋。     

从日语的“寒暄语”看“义理”意识

"寒暄"是日本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仅是一种交际方式,还是一种文化表现,而日语"寒暄语"固定化的特点恰好与"义理"意识相关。日本小说中无论是用于日常生活,还是用于特定场合的"寒暄语",都为研究日语"寒暄语"中的"义理"意识提供了重要依据。     

乾嘉考据学者的妇女观--关于乾嘉考据学者义理观的探讨之二

由于现实的刺激和回归原典的需要,乾嘉考据学对儒家经典有关妇女婚姻的规定进行了考证,由此表达了自己的妇女观。通过考证,他们认为,妇女离婚、寡妇再嫁都为先王所允许;未婚守节则不符合先王之礼。对现实生活中强加于妇女身上的道德礼教进行了批判。     

从清代前期学术流变看桐城派与“汉学”关系——“桐城派与汉宋学之争”札记之二

“汉宋学之争”是清代学术史上的焦点之一。最初，以姚鼐与戴震之间的争论最为引人注目，“汉宋学之争”也因此而成为桐城派研究中常常涉及的问题。但学术界多从“扬汉抑宋”角度评论这场争论，或用戴震拒绝姚鼐师从的请求来解释这场争论的发生。“汉宋学之争”是关于儒学本质与功能之争，它是清代学术流变的产物，即“汉学”家放弃了顾炎武所倡导的“通经致用”的“实学”思想，而将经学蜕变为考据训诂之学，并以考据训诂作为汉、宋学的分界线，从而引发了“汉宋学之争”；其导火线则是戴震在谈到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关系时，以“考核”自诩而视文章为“等而末者”，贬抑了义理、文章，从而引起与姚鼐的冲突。     

古代“左右”与“尊卑”关系考据

人教版高中语文第六册《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一文中记述,赵王以蔺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文下注释"秦汉以前,位次以右为尊。"《史记·信陵君窃符救赵》一文中又记,魏公子自迎夷门侯生,"从车骑,虚     

从“义理巧克力”看日本人的义理人情

日本自古就是一个看重义理人情的国家,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日本人的义理人情观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本文考察了日本现代年轻人中盛行在情人节时赠送＂义理巧克力＂作为礼物的习俗,以及日本人在赠送＂义理巧克力＂是所遵循的原则,得出了现代日本人的义理人情观是具有集团精神,强调＂和＂的精神,比起＂人情＂来＂义理＂更重要,并且严格遵守还恩或还礼的原则,无论是送礼还是还礼,都不忘不要给对方增添压力和负担等特点。     

现代学术视野中的“考据之学”——从梁启超晚年的治学转向与学术关怀说起

梁启超20世纪20年代以后关注、提倡并实践“整理国故”,不仅有其渊源已久的学术思考,更潜藏着他对新旧不同学术研究方法问题的高度自觉。他在反思乾嘉考据学基础上提出的“新考证学”,更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涵容与深刻——姚鼐“熔铸唐宋”的论诗宗旨

姚鼐“熔铸唐宋”的论诗宗旨将桐城派诗论推向新的高峰,是桐城派诗论走向成熟的标志。表面上,“熔铸唐宋”吸收了前期刘大抛与姚范的诗歌主张,具有涵容性,其实,这种理论并非是对二人诗论的简单因袭,同时也有创变革新,因此,也具有深刻性。     

评姚鼐的“阳刚阴柔说”

本文阐述了姚鼐“阳刚阴柔”理论的内涵和意义。分析了他重阳刚、轻阴柔的学术倾向及其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探讨了这对审美范畴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进一步地昭示姚鼐“阳刚阴柔说”的学术价值。     

从“学界新考据”说开去

近来,学术界有一些新的考据成果映入人们眼帘,笔者试作部分整理,列举如下(排名不分先后):1.考据成果:印第安人是中国人后裔;现代人类发源于中国;世界三大宗教皆起源于中国;伊甸园在云南;耶稣即颛顼,死后葬在吉林等研究者:宫玉海2.考据成果:禹三过家门不入是因搞婚外情研究者:纪连海3.考据成果:孔子是"丧家狗"研究者:李零4.考据成果:司马相如追求卓文君实为"劫财骗色"研究者:王立群     

“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从姚鼐、曾国藩的两篇序文看其文学宗派的自觉意识

"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这是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转引程晋芳、周永年二人的一句话,程、周二人或为戏言,姚鼐却借来为自己创建桐城派张目。后来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接着这句话后,更是宣称"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姚、曾二人的序文作为为桐城派树旗和扬旗的宣言,充分体现了桐城派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的自觉意识,对桐城派的形成和流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儒眼中杜预义理的“悖谬”

杜预第一次建立了《左传》的经解系统。清儒集众矢于杜预对《左传》义理的阐发,并逐渐升级为对杜预的人身攻击。清儒用后世之价值判断评判《左传》义理的是非,并让杜预及杜注(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承担了《左传》义理之"谬"。直到晚清,学者方能正确对待《左传》的义理及杜预的义理阐释。     

从汪辉祖“童养媳非媳”案看清代司法文书的考据之风

清代师爷汪辉祖所断的＂童养媳非媳＂案以考据之法博古证今,明情讲理,为后世所赞。而清代社会普遍所采用的这种根据案情特点、人道精神及社会效应来评估具体礼法作用的方法,客观上也折射出考据之风在清代司法文书中的熟练运用,反映了司法文书撰制上的新特点。     

“左联”的报告文学观念及其创作实践

20世纪30年代,对于中国报告文学而言具有特殊。创世,’意义．经由。在联”努力,此期完成了讨告文学”的概念引进及边界框定、主题阐释和三大具有“原型”特征的递进式文本创作路径．鲁迅的介入,尤使30年代报告文学写作拥有了某种“神话”色彩和经典意味．从总体生成的历史文化背景上看,3O年代对告”思维更多地表达了报告文学的原始生命情态和更趋本真的价值追求,因而创造性地开启了我国报告文学的话语方式和表现范围,推动了此后报告文学的发展。     

从“多元一体”文化发展模式角度评析“中体西用”

中华文化的起源发展模式是“多元一体”,在鸦片战争爆发后．洋务派提出“中体西用”以保护、促进中华文化的发展．然而“中体西用”指导下的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华文化形成质的飞跃。     

篆籀·义理——朱长文所论颜真卿书法“合篆籀之义理”探究

颜真卿书法的"篆籀气"源自其深厚的语言文字学基础,其书法的用笔与篆书相通,由此所表现出的圆劲婉通、虚和中含之美与篆籀书体特点相合。颜体书法符合造字规则,尽合字学,能够起到正字正体的规范作用,合乎文字之义理。颜书由技入道,技道两进,堪称"尽善尽美"。这便是朱长文所论颜真卿书"合篆籀之义理"的真正内涵。     

从语义角度探析助动词“能”和“可以”

近义助动词"能"和"可以"存在着一个语义共性特征:二者从不同侧面指出主语所具备的条件决定了宾语的实现没问题。两个语义区别特征:一是"能"强调宾语的实现条件充分,"可以"强调宾语的实现无妨碍;二是"能"具有积极性特征,"可以"具有消极性特征。语义决定语用,进而分析了二者语用效果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