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发动前后两年《人民日报》国庆报道的比较分析

1966年5月16日的五一六通知开始,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一时间红的海洋瞬间席卷了全国,在这场运动中,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打倒,许多知识分子遭到迫害,这场领导人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运动一直延续到1976年。"文革"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是巨大的,新闻媒体具有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的重大责任,而在这一时期的新闻媒体又是怎样对待这一历史事件的,在这里我们以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为例,重点比较分析"文革"前后两年的《人民日报》,以期对党报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些许建议和启迪。     

“文革”时期的结婚证

当地政府给老百姓发张结婚证，这实在是太平凡不过的事。然而，在“化大革命”那个特殊年代所发的结婚证，却又不是那么平凡了。     

“收藏”之外

《中国青年报》加（15年7月27日刊登了一篇名为《辞了董事长甘为破烂王》的章，读后引起了笔的注意。本来，在收藏市场日渐火爆的今天，中人物赵庆伟辞去董事长的职务甘当破烂王的事情不足为奇，但中透露的一些信息却颇让人玩味。     

“收藏”之外

《中国青年报》2005年7月27日刊登了一篇名为“辞了董事长甘为破烂王”的文章，引起笔者注意。本来，在收藏市场日渐火暴的今天，文中人物赵庆伟辞去董事长甘当破烂王的事情不足为奇，但文中透露的一些信息却颇让人玩味。     

乔石夫人郁文：以“陈布雷外甥女”之名

因为这样的家庭背景,郁文—生多次受到审查之累 1967年年初,“文革”进入高潮。中联部也不例外。一天,我刚跨进中联部大门,一位同事急匆匆对我说：今天出了件大事!有人贴了乔石和郁文夫妇的大字报,说郁文是陈布雷的侄女!     

图书馆应重视"文革文物"的收藏利用

“文革文物”指反映“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物品。为有助于读者对“文革”这一特殊文化现象的研究，图书馆应重视“文革文物”的寻觅和收藏。     

浙江省档案馆开放“文革”时期部分档案

3月20日起,浙江省档案馆向社会公众开放“文化大革命”时期形成的档案6700余件。这是自1988年《档案法》颁布以来第八批开放建国后档案。这次开放的档案包括:浙江省委(1966年至1976年)、浙江省革命委员会(1966年至1976年)、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1968年至1976年)、浙江省革命     

“样板戏”《红岩》夭折记

“文化大革命”中“八亿人看八个戏”。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曾经还有一个由“文革旗手”江青“亲自抓”的“样板戏”，它就是“革命现代京剧”《红岩》，但它尚未公演就半途夭折了，否则，第一批“样板戏”本该有九个。     

刘文辉在“文革”初期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日理万机的周总理挂念着我的父亲刘文辉。他对父亲说:"如果红卫兵来了,您就打电话给总理办公室,我马上派人来。"不几天,红卫兵来抄家,父亲还没有来得     

李庄如何告别“权”、“利”磁场

1986年，李庄从《人民日报》总编辑岗位上退下来，时年68岁。他当时是退居二线。他对夫人培蓝和孩子们表示，退就完全彻底退。何谓“完全彻底退”？他用行动表明，首先是完全彻底地把党和人民曾交给自己掌握和使用的那部分权力交回给党和人民，连交权后全力运转的惯性驱动都自觉加以警惕。他说绝不能以“发挥余热”对新领导及报社的工作有半点干扰和麻烦。他还说也不要因不甘寂寞去“发挥余热”，“在这里挂个社会闲职，那里兼个团体闲差”。     

“文革”期间重印古籍的特殊任务

“文化大革命”期间,古籍的出版工作基本上停顿了。但是除了“二十四史”的校点工作于1971年重新提上日程之外,还常有一些“中央交办”的古书重印任务。1973年1月,我刚从咸宁五七干校调回中华商务联合的出版社,不久就接到了一系列中央交办的任务。先是江青交下来一本石研斋刻本的《骆宾王集》,意思是要我们重印。书上有北京大学教授向达的藏印,大概是江青从红卫兵抄家物资里要来的。我们正在研究是影印还是据以排印,过两天江青又命人把书收了回去,以后就没有再提此事了。接着当时的“出版口”负责人又找我们领导去,传达“中央交办”的重印书…     

绿原：“周总理批示‘不能以邻为壑’”

李:绿原先生,1955年,您受"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牵连,是其中被正式定为"胡风分子"的78人之一.时隔不久,<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给"胡风分子"们分别戴上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您当时年仅33岁,却成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分子",从此被关押7年之久.您出狱后所经历的坎坷是可想而知的.我今天来,只是想了解您"文革"中期下放向阳湖的故事.     

邵根才的收藏世界

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奉贤区收藏协会理事、票证收藏家邵根才先生,是收藏界中为数不多的与档案有着密切联系的一位.他一生热爱收藏,目前已经形成邮票、票证、"文革"物品、门券、报刊、连环画、个人档案等八个大类,藏品三万余件,其中尤以票证为最具代表.     

金钊同志

就“文革”前那一茬《大众日报》社的领导人而言,我接触最多的是金钊同志。我第一眼看到他时,他被推了光头,走在被诬为“牛鬼蛇神”的队伍里面,脸色铁青,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在那种时候和境况之下,他居然敢怒。这里那里贴满了“打倒”、“批臭”的大字报。     

“文革”时期批判《中国画》的闹剧

“文化大革命”后期,按理说就是在美术界也不那么引人注目的一本很普通的画册——《中国画》,却引起了“四人帮”的高度关注。姚文元亲自发动批判,相关的报刊上口诛笔伐,并殃及整个美术界,在全国掀起了轩然大波。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画册？“四人帮”为此大动干戈的目的何在？在美术界到底造成了哪些灾难性的后果？     

我的“运气”

这两年,在解放军报新闻函授班老师的辅导和帮助下,我的写作水平明显进步,多篇稿件先后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多家媒体刊用。这些成绩的取得,应归功于军报函授班的老师们。同时,我们连队指导员李松峰教我如何抓"活鱼"也功不可没。     

浅谈党报“两会”报道的创新思维——以《人民日报》与《辽宁日报》2011年“两会”报道为例

我国每年的＂两会＂,国内乃至国外媒体,都会给予高度关注。党报无疑在这一大事的报道中起主导作用。因此,党报如何报道好＂两会＂,值得研究。笔者认为话题式报道和从平民化视角传播是本次＂两会＂报道的两大特色。     

标识希望工程的“大眼睛姑娘”

1992年4属17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数十家报纸同时在显著位置推出同一张照片：一个小女孩伏在书桌上，手握铅笔，一双大眼睛充满忧虑和渴望……照片的标题是“我要读书!”这张照片被各大报刊争相转载，作为中国希望工程的形象标识，它凝聚起一股巨大的力量，成千上万的孩子因此改变了命运：这张“大眼睛”照片的主人公就是苏明娟，安徽省全寨县人。2002年7月7日，读高三的苏明娟参加了高考。10年来，苏明娟一直生活在关爱的阳光里，但也有委屈、被误解、心烦和流泪的时候，尤其是高中三年，被学校善意“雪藏”的日子里，她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呢？13日，苏明娟在填完高考志愿后，终于敞开心扉，一吐自己成长的“烦恼”——[编者按]     

一只“文革”搪瓷盆

在我家里,有一只“文化大革命”初期购买的彩色搪瓷盆,距今已有30多年的历史。这盆历经寒暑,年深久远,曾伴随我搬迁过几次家,走过很远的路。但是,至今除在盆底处人为破坏补了疤外,绝大部分瓷面保持完整,上面印的文字图案色彩鲜艳,清晰可见。此盆厚实沉重,盆口(含边)直径为37公分,盆底(外周)直径为22公分,盆高约12公分。式样同现百货商场出售的一样,只不过是上面印的图文特别,带有浓厚的“文革”时期的时代色彩。整个盆的基色为白,着色以暖为主,如盆边、文字皆为红色。盆的外壁书有一条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