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朦胧诗”的审美意蕴

“朦胧诗”又称新诗潮诗歌．是新诗潮诗歌运动的产物．因其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的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所以被称作“朦胧诗”。一般认为“朦胧诗”是从1978年北岛等人主编的《今天》杂志开始的。当时活跃于《今天》杂志的诗人有舒婷、顾城、扬炼、江河、梁小斌、芒克等。他们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影响，借鉴一些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表达自己的感受、情绪和思考。[第一段]     

《尚义街六号》的意识形态

论文从区别朦胧诗和《尚义街六号》中“今天”观念的不同着手,讨论于坚的“文革经验”和“知识构成”形塑了《尚义街六号》的意识形态,并提出了“第三代诗歌”与“朦胧诗”平行构成新诗潮起源的观点。     

寻找美好--《我们去寻找一盏灯》欣赏

顾城(1956-1993),北京市人,朦胧诗派代表人物之一。出版诗集有《黑眼睛》、《顾城诗全编》、《顾城的新诗》等。“朦胧诗”又称新诗潮诗歌,因其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的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所以被称作“朦胧诗”。从六七十年代的地下创作,到70年代末“朦胧诗”的公开发表,再到80年代初引发出的声势浩大的关于“朦胧诗”的论争,便体现了这一运动的发展轨迹。最具代表性的“朦胧诗”派的诗人有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梁晓斌等。在艺     

人大课堂与八十年代文学

主持人语:本期专栏刊发的两篇文章依然是“人大课堂”80年代文学研究的成果,一篇是关于第三代诗歌的研究,一篇是关于期刊的研究。《〈尚义街六号〉的意识形态》实际上讨论的是“新诗潮”的起源问题,在以往的文学史描述中,朦胧诗被认为是“新诗潮”唯一的源头,第三代诗歌是在对“朦胧诗”的继承或断裂的基础上出现的。通过对“朦胧诗”和《尚义街六号》中“今天”观念的分析以及对于坚“个人经验”和“知识构成”的考察,杨庆祥在文章中质疑了将于坚划入“第三代诗人”的文学史“认定”,辩驳了《尚义街六号》的意识形态的生成与一代人的文革“…     

论"朦胧诗"论争中的舒婷诗歌批评

舒婷作为“朦胧诗”的主将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朦胧诗”论争中,并且被推至论争舞台的中心,对舒婷诗歌的批评集合了当时“朦胧诗”论争中双方关注的焦点和议题。论争双方在关于“朦胧诗”的“懂与不懂”、基调与格调、自我表现等议题中涉及到的对舒婷诗歌的既有所借重也有所排拒或避讳的态度,体现了双方对“朦胧诗”批评的艰难和尴尬的境况。     

回首中的名与实--重读"朦胧诗"

“朦胧诗”是当代诗歌研究的热点之一，同时也是不断产生论争的诗学现象。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究其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对“朦胧诗”缺乏整体上的认识与把握。因此，以回顾历史，重写重读的“全景”方式从定义、论争、分期与地位和艺术上的得失等四个重要方面来重新论述“朦胧诗”就显得有其现实的重要性和理论上的必要性了。     

编年体史料性的新诗史著作--读刘福春的《新诗纪事》

随着中国新诗研究的深入,研究越来越感觉到中国新诗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不断被遮蔽的现象。在80年代的朦胧诗运动中,以穆旦为代表的九叶诗人受到关注并成为新诗研究中长期的热点,其他如创作社、新月派、以《现代》杂志为中心的“现代”诗派等等,每一次研究的突破实际上都是和新诗资料的发现和重新解读密不可分的。在新诗短短一百年发展历史中,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闪光的珍珠被遗失,     

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今天》派诗歌片论之三

本文主要讨论了早期《今天》派诗歌中所体现出的怀疑意识,分析了它所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指出了它在早期《今天》派诗歌中的具体表现,认为没有怀疑意识的出现,就不会有独立人格的产生,就不会有个人的生长,也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诗歌的产生。     

食指、多多与《今天》的关系再探

《今天》是新时期文学极其重要的刊物，食指、多多是新时期文学非常有代表性的诗人，但是食指、多多与《今天》的关系在以往的研究中并没有梳理清楚。本文通过对食指、多多与《今天》关系的再探讨，指出以往的研究无论是对两位重要诗人的遗忘，还是对他们的误读，都忽略了两位诗人与《今天》的复杂关系，同时指出《今天》放大了食指诗歌创作中“异质性”的一面，而多多虽然与《今天》有很深的渊源，但没有直接参与《今天》的策划与出版，两人与《今天》的关系，提示了我们对这段诗歌历史的研究还需要依据更多的历史材料，才能重构出较为完整的文学图景。     

从腺胧诗到新生代诗--"新时期文学"回叙之二

“朦胧诗”的崛起是新时期诗歌运动中最重要的事件。“朦胧诗”这一指称是观念差异的产物。由于论争的话语效果 ,“朦胧诗”也一度遮蔽过一些为当代诗歌复兴作过重要贡献的诗人。“朦胧诗”主力作者在“文革”中的诗作 ,经评论界的发掘与阐释 ,与新的时代构成了热烈而暧昧的历史想象关系。而实际上 ,在“历史新时期”因为主客体的错位 ,他们的诗歌写作出现了与思想界想象的时代气氛不协调的现象。80年代中期集群式崛起的“新生代”诗歌 ,有着比“朦胧诗”丰富得多的精神资源。新生代的诗学是生命诗学。在寻找诗歌本体的过程中 ,新生代诗歌群体凭借自身文化构成上的优势 ,并利用了开放时代提供的机遇 ,对新诗建构生命形式的可能性进行了全面的尝试。这场诗歌实验留下的丰富创造实绩 ,值得我们投身其间进行灵魂的探险。     

先秦"说"诗与儒家诗"说"

过去，谈论先秦儒家诗学比较注重其伦理性内容，其实从孔子到孟子以致汉代的董仲舒，他们对《诗》的读解有比较浓厚的解释学思想。而这一思想是建立在春秋说《诗》“断章取义”的社会风气上的，当时赋诗者借《诗》言志，听诵者借诗以“观”志，这里的“志”是赋诗者所言之“志”，而非作诗者之“志”。赋诗行为的听者与诵者双方，所凭借的是“以类取，以类予”的思维方式，“类”即是孔子所说的“诗可以兴”(引譬连类与感发志意)。在战国时期赋诗的语境不再存在，孟子针对“断章取义”之不足提出“以意逆志”的说《诗》方式，但“断章取义”在说《诗》过程是不可避免的，故有论者提出“诗无达诂”的阐释方式。     

论元诗的“宗唐得古”

为研究元代诗文的"宗唐得古"之风,针对元代文学复古运动的特点,深入分析元人提出"宗唐得古"主张的时代背景,探讨"宗唐得古"对元代文坛的影响。在研究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的基础上,提出"‘宗唐得古’是元代诗文兴盛和发展的重要因素"的观点。     

《笔记诗集传》对《诗集传》的继承与突破

中村惕斋是日本江户初期著名的汉学家,其《诗》学专著《笔记诗集传》在朱子学占主流思潮的社会背景下,呈现出别样的姿态。于朱熹《诗集传》既有全面继承又力求突破,反映出建国初期的德川幕府《诗经》学发展的一般模式。     

中国古代诗学批评中的诗"媚"论

"媚"是古代诗学批评的重要审美范畴,它既代表着诗家的美学旨趣和审美品格,也体现出文体规范转变.中国古典诗学批评中的诗"媚"论,经历了三个阶段:大致孕育和衍化于唐前,"媚"由品人论物扩展到谈文论艺,但诗评视野中,"媚"审美概念运用却不甚普遍;唐宋时期,"媚"开始较为集中地出现在诗歌批评和理论阐说中,"媚"的审美内涵和美学特征得到了较为详细的论说,被真正确立为诗学审美范畴;金元时期,"媚"得到了很好地承传,明代"媚"走向兴盛,许多诗家以"媚"对抗雅正、清远、韵淡等传统审美趣味,清代朴学大兴,理性的清人能辩证对待"媚"诗,肯定了诗史上有不少媚诗甚有美感,同时又批判了媚诗的柔弱,缺乏气骨,格调整体不高.     

中国古典诗歌之"象"论

中国古代诗人在表述自己对诗精髓的理解和对诗进行评论时,总是提炼出一些极其简单的字来,将自己的思想凝结于其中,“象”是其中的一个概念。古人用“象”来评论作品时,未对其内涵进行直接的阐发和界定,似乎给人一种“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的玄奥感。本文试从象之义、象之意、象之神的角度剖析“象”的内涵,揭示象所蕴含的约定意味,以期发掘古人对“象”虽没明言,但早已成熟的深刻思想。     

论"笔中有诗"

”诗中有笔,笔中有诗“的命题首见于《宣和书谱》,它高度概括了书法的抒情特征和与诗歌相互生发的内在机制。“诗中有笔,笔中有诗”实际上是北宋人对书法与诗歌关系的理论概括,其理论背景是北宋出现的诗文书画一体论。本文认为,北宋时期,诗文书画领域出现的心源、心印、心画等概念为“笔中有诗”说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而黄庭坚等元文人提出的“书卷气”、“字中有笔”等观点为“笔中有诗”说提供了概念内涵。“笔中有诗”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书法已经抛弃了汉唐以来追求外在威仪的价值取向而开始成为高度心灵化的艺术,由此深刻地影响了宋代以后中国书法的发展道路。     

"陌生化"与诗歌翻译

＂陌生化＂是一种把平淡无奇的语言变得不平常,从而增加新鲜感的艺术手法。古今中外,诗人通过改变日常语言惯常化的状态,使人们对习以为常的东西＂陌生化＂。＂陌生化＂适用于诗歌创作,同时也适用于诗歌翻译。在考察中外诗歌＂陌生化＂现象的基础上重点探讨诗歌翻译中＂陌生化＂手法的运用能再现诗歌韵味,给读者焕然一新的艺术感受,同也丰富了译入语文化。     

朱彝尊诗学词学"醇雅"之辨

朱彝尊诗学和词学的核心观点虽然都是醇雅,但在诗学和词学里的体现各不相同。诗学里的醇雅包括功能论上的言志抒情,风格论上的温柔敦厚而不愚,创作论上的以学问入诗。而词学里的醇雅在功能论上前后有变,前期和诗相同,后期则只是思想上的不淫邪而已;风格论上则强调统一的雅的风格;创作论上则尊重词的音乐性,固守词的音律。其中,功能论上的差异是最根本的区别。     

论唐诗中的“洛阳道”

道路对于城市的作用是最为重要的.它是呈现城市居民各种生活层面,联系不同生活方式的重要载体.唐代的洛阳在很多时候和长安齐名,是一个极其重要和极具意味的都市,因而以洛阳尤以“洛阳道”为主题的唐诗作品也自然繁多.在唐人的书写中,这些连接洛阳与外界场所的道路和连接洛阳城中各个场所之间的道路,或成为通往欲望之城的“洛阳道”,或成为展示人生百态的“洛阳桥”,或成为承载盛衰兴废的“洛阳道”.唐人借助“洛阳道”以歌咏寄兴,或表现享乐之欲望,或表现帝国之繁荣,或表现盛衰之叹息.这其中深刻地体现了城市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城市成为文学描写的对象;而文学则记录并复活这些早已消失的生动的城市状态.在唐诗对“洛阳道”的书写中,“洛阳道”不仅是有着建筑功用和审美功能的建筑,也不仅是因为俗世生活的填充获得了“景观”意义的建筑,还是有着被历史盛衰反复浸染,被人类用个体生命去反复丈量的建筑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