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原则

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两个优先方面。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不断深化,要求日益清晰。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应该遵循科学治理、民主治理、依法治理和过程治理等基本原则。     

Creative Thinking in the Classroom

The article discusses how current changes in the system of reasoning about education in Finland, Iceland and Sweden are characterised by culturally woven patterns where marketisation strategies, for instance budget reform, are introduced as technically effective devices both for educating the best and to increase inclusion. This system of reason presupposes that the neo-liberalist restructuring changes are inevitable global phenomena and that they are a progress compared with the old arrangements, but is silent about socio-economic issues and the equity goals of the 1960s-1980s. The article also argues that school-based self-evaluation as a practice and as a language is a normalising technique that ensures that school actors will identify the obstacles encountered in the restructuring transition so that neither state nor other authorities intervene.     

Abdication of the Education State or Just Shifting Responsibilities? The appearance of a new system of reason in constructing education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exclusion/inclusion in Finland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new governance in education and new procedures of social exclusion and inclusion in Finland are examined. The main focus is on the emergence of a specific discursive formation constituted by an intersection of the myths of competition, corporate managerialism, an educational clientele and social democracy with images of rational choice makers and invisible clients (pupils) and individual-centred learning professionals (teachers) in a mass institution. The research material is extensive, including national statistical data, education policy texts, interviews with educational actors at the national, municipal and school levels and a survey of pupils. The conclusion of the paper outlines a new system of reason as a historical shift of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区块链赋能区域教育治理:逻辑、框架与路径

区域教育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内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教育公共事务有助于实现教育的"善治"。然而,当前区域教育治理仍存在治理理念缺失、治理结构失衡、治理方式不科学、治理机制不到位等问题。区块链作为蕴含协同治理思想的新型技术架构,在价值逻辑上其技术优势与区域教育治理的共治理念相契合,在目标逻辑上有助于构建多样灵活的区域教育治理新生态,在实践逻辑上可通过基于联盟链的数据治理驱动区域教育治理发展。区块链赋能区域教育治理的实践框架包括教育数据源层、区块链服务平台层、教育组织结构层及教育治理场景层,能够在动态汇聚区域教育场景大数据基础上,以数据流驱动多元主体协同处理各类教育公共事务。未来在推动区块链赋能区域教育治理中,还应加强"区块链+教育"的顶层设计,提升数据治理能力和水平,强化监管并构建风险防控体系,完善相关法律以规范应用。     

算法教育治理：技术逻辑、风险挑战与公共政策

智慧学习、智慧课堂、智慧校园等智慧教育的具象形态,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算法学习、算法课堂、算法校园,这也使得算法教育治理日益成为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忽略的研究议题。遵循"技术逻辑→风险挑战→公共政策"的分析框架对算法教育治理进行系统探讨,发现由于数据鸿沟、算法黑箱、效率优先等众多因素的复合影响,导致算法教育存在自我强化偏差、技术控制困境、主体性危机等治理难题,也让教育公平、教育平等、教育效率等传统议题在"互联网+教育"时代显得更加突出。为规避只注重相关关系描述,而不重视因果关系研究的算法给教育带来的风险挑战,可从算法教育基础的数据正义、算法教育程序的合理公开、算法教育结果的有限使用等三个层面开展对算法教育治理的公共政策选择,以更好地推动人工智能在实现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教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如何构建教育数据治理体系:美国肯塔基州的成功经验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使得教育数据资源成为教育领域系统变革的重要支撑,而构建完善的教育数据治理体系则是发挥教育数据价值的基础。作为美国教育数据治理典范,肯塔基州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健全教育数据治理体系具有参考价值。教育数据治理体系由治理主体、治理客体以及运行机制构成。在治理主体方面,肯塔基州对教育数据治理人员分层分配相应权责,形成了决策层统领全局、管理层统筹资源、执行层落实流程、协同层聚集合力的"四级联动"机制。在治理客体方面,肯塔基州通过制定数据标准、确立收集原则、设定质量基准、加强隐私安全、完善共享机制、强化人员培训等措施,实现了对教育数据资源的高效、安全利用。在运行机制方面,形成了政策引领、多方协同、技术支持、资金保障、反馈强化的"五位一体"教育数据治理机制。借鉴肯塔基州经验,我国应通过出台有关教育数据治理的政策、指南和法规以强化顶层设计,成立教育数据治理专门机构并明晰人员权责以推动治理进程,加强对教育数据治理各环节的规范管理以确保数据质量和安全,强化人员培训并营造"数据至上"的文化氛围以提升教育数据利用效果。     

数据驱动教育治理现代化:实践框架、现实挑战与实施路径

大数据时代,教育治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使大数据与教育治理有机结合,促进教育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全新而重要的时代命题。数据驱动的教育治理现代化是指以与教育治理有关的数据为核心,通过利用大数据技术、资源、政策等,构建政府、学校与社会的新型关系,实现教育治理数据与教育治理业务的全面深度融合,发挥多元教育治理主体的积极性,进而提升教育治理水平。就实践框架而言,数据驱动教育治理现代化需考虑三个层次(宏观国家教育治理、中观区域教育治理和微观学校教育治理)、四个环节(教育决策、教育执行、教育监督和教育评估)、三大目标(底线目标、重要目标、终极目标)和N类数据(人口、教育、经济、医疗卫生等)。就现实挑战而言,当前我国数据驱动教育治理现代化仍然面临相关制度不健全、治理主体数据素养低、专业人才匮乏、平台条件不完善、研究薄弱等问题。为此,我国应实施制度优化工程、数据素养提升工程、基础平台建设工程、研究引领工程、治理模式改革工程等五大工程来切实推进和实现数据驱动的教育治理现代化。     

大学治理之痛与治

结合学理和现实,从权力配置与权利保障这两个要素出发,研究了现代大学治理权力配属之痛、实现功能之难和大学治理之要,提出了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建构中存在的柔性治理的可能、权利制约权力的可能、议行合作的可能、统一与个性结合的可能、可变治理体系的可能。     

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改革的碎片化及对策——基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

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改革对象、主体、任务的复杂性决定了必须以整体性治理思维推进实施。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看,目前分类管理改革的推进存在较为明显的“碎片化”问题,突出表现为制度设计的碎片化、部际关系的碎片化、监督控制的碎片化。治理政策执行碎片化,提升分类管理改革的整合和协同力度,应完善政策体系,提升分类管理政策构建的系统性;整合部际关系,提升分类管理改革推进的协同性;健全监控机制,提升分类管理改革的实效性。     

我国高校院系治理的困境及消解

院系是高校治理的基础，是高校功能使命的直接承担者。推进院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已是当务之急。本文基于改革的历史和现实，具体分析了院系治理面临的四大困境，并提出了通过科学谋划院系布局、推进办学重心下移、找准学校和院系的职责定位、理顺校院关系、建设实质性学院制来消解“前提性困境”；通过廓清认识误区、加强党政联席会和党委会建设、构建科学的治理决策程序和贯彻领导班子成员“一岗双责”来消解“关键性困境”；通过突破习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把握规律和实际、强化“双带头人工程”来消解“优势性困境”；通过塑造风清气正的学术育人生态、保障教师在办学治院中的主体地位、强化学术评议机构建设和决策程序的制度性保障来消解“核心性困境”。     

全球治理视角下的教育援非:问题与策略

教育援非涉及全球共同关注的地域"非洲"、全球共同的议题"教育"以及全球共同的诉求"发展",日益成为一个全球积极参与和共同治理的领域。其成效明显,促进了非洲教育的发展,但在援助理念、模式、经费、效率等方面仍存在着许多问题。基于其成效和不足,在全球"善治"的视角下,教育援非需以建设"和谐世界"为导向,以"以非为本、平等相待、合作共赢"为理念,实施"多方合作、多模式运作、多层次目标"的援助。     

以制度为关键和重点，让教育治理更有水平——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目前存在现实困境:教育立法尚不能满足教育治理及其制度创新的需求,难以给教育治理现代化提供必要的保障;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作为教育治理者的角色转换尚未完成,教育领域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合作机制缺乏;教育治理的价值目标与现实有较大的差距,公民有序参与教育治理的能力和动力不足。应从以下方面进行推进:构建完备的教育法律体系,大力提高教育法治化水平;以教育行政管理的改革和创新为关键,提升政府教育管理服务水平;强化学校作为公共教育治理的重要主体地位,提高学校自主治理能力;确立多元主体在教育治理中的地位和权利,推动社会参与教育治理常态化。     

对构建我国高职院校通识教育体系的思考

文章从新加坡重视通识教育的经验出发,阐述了通识教育的内涵及意义,分析了我国高职院校通识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形成原因,并对如何构建我国高职院校通识教育体系提出了相关建议。     

现代远程教育毕业论文工作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现代远程教育毕业论文中存在学生抄袭、剽窃现象比较严重以及论文质量偏低的问题。原因是学生不重视,部分指导教师指导不到位,学校组织、管理、实施难。解决这一问题当从学生、教师、学校三个方面着手。学生应当提高对毕业论文写作重要性的认识,夯实专业基础,提高写作能力,树立良好的学术道德。教师应当加强责任心,提高专业素养,改变教学模式。学校应当建立和完善远程教育毕业论文质量保障体系,建立毕业论文网络信息系统,切实加强对指导教师的管理。     

老子“无为而治”思想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

老子提出的“无为而治”是其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也是教育之道。文章分析了教育中的“无为而治”,既是教育教学的一种理念,也是一种艺术和策略。作为一种教育理念,“无为而治”指的是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育者应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因势利导,在潜移默化中将教育内容传输给受教育者。这对当前高校开展的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并对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论略

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建设教育强国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从本质上讲,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从传统教育治理观向现代教育治理观的转变过程。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点是引入社会参与治理机制以突破行政中心主义桎梏;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点是激发社会参与治理热情,提升治理的有效性。未来,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要构建一个互联互通的矩阵式治理结构,而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则是要构建一种良性的治理文化,实现评价体系的多元化,使教师真正成为创造性主体,使人民群众真正享受教育发展的福祉。     

制度理论视阈下比利时弗莱芒大区高等教育治理权的特点及启示

本文以制度理论为视角分析比利时弗莱芒大区高等教育治理权的特点,充分考量组织的治理结构、治理逻辑中的社会约责、治理结构下的组织过程以及相关活动。研究认为,弗莱芒大区的高等教育治理呈现出政府放权力度大、法律治理、精英治理等特点。具体来说,制度设计与财权的掌控是弗莱芒大区政府调控高等教育宏观治理的主要手段;鉴于弗莱芒大区高等教育管理机构和大学内部具有界限明确的社会约责,大区政府无法强制干预大学的内部治理;而在大学内部治理中,精致的官僚机器、精英教师是大学内部组织活动的主要力量。据此,本文在高等教育治理权的一般来源、组织与分配逻辑方面获得了诸多启示。     

场域视角下的“互联网+教育治理”的实践演变——以北京市“开放辅导”为例

“互联网+”理念及技术为教育治理现代化带来了机遇和挑战,研究基于北京市“开放辅导”三年多的“互联网+教育治理”实践历程,从场域理论视角对其在线教育场域的生成、边界松动、重构扩容三个发展阶段进行了深入分析,结论和启示如下:(1)价值共识是“互联网+教育治理”顺利开展的观念性基础;(2)追求教育子场域自治是“互联网+教育治理”的实践演进方向;(3)面向多主体的教育资源建设是解决“互联网+教育治理”实践矛盾的关键;(4)教育治理主体行为的变化是“互联网+教育治理”实践“场域”演进的内生动力;(5)优化数据技术应用能力是推动“互联网+教育治理”实践开展的重要保障。     

高校办学自主权变迁的实证再研究(二)--高校内部学术决策权运行现状

在我国政府持续下放办学自主权的同时,高校内部也急需调整组织结构,提升高校学术自主能力。为此,高校一方面设立各种专业学术治理机构,为校级学术权力的行使提供基本的组织载体;另一方面普遍进行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实证研究表明,在高校内部学术治理机构建设方面,各种专门化的学术治理机构普及程度非常高,且大多数改革是自发进行的,决策内容涵盖与学术事务相关的所有综合决策、人力资源专项决策和学术事务专项决策,机构职能定位以咨询议事为主,机构人员仍然以高层行政管理角色为主,通过参与以及专业权威影响行使权力;在纵向分权方面,无论是否实行校院两级管理,高校一旦获得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在"如何提供"生产决策方面,都基本下放到了院系层面,使其在学术治理方面获得更多的影响力和自主性,而校院两级管理改革更加提升了二级学院整体的决策权力水平,资源配置方面尤为显著。     

高等职业院校须加强人文社会科学教育

随着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教育终身制在我国的确立，以及创新教育的实施，学校加强人社会科学教育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