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生与阿玉——关于信仰的事(叁)

4、当童工：在线毯家具工厂和平乐银行 （陈化明）我的舅父是母亲家最小的孩子,比我大不了几岁。他当时正在桂林读书,他怕熬夜会影响我的发育,就想方设法给我另找了一个线毯家具工厂做学徒工,     

回忆过去的岁月

<正>我是在战乱的年代里1931年出生的。出生后妈妈带我非常不容易,因为我父亲就没有管过我和母亲的生活,可以说他是很不负责任、不称职的父亲。为此,母亲带着不满周岁的孩子到处折腾。抱我到过母亲的同学家住过,后来又到叔伯叔叔、婶婶家呆过。母亲是很要强的人,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不久母亲遇到一位学过助产工作的郭姨,她的丈夫死了,不愿意在封建的大家庭里坐守。母亲也是在盛京医院学过助产工作,就这样两个人合开了一个小诊所,自己心情好多了。孩子仅一周岁怎么办呢?没办法只能把     

我与书店的不了缘

回忆自己几十年的生活、学习和工作,都和图书、和书店有着割不断的联系. 很小的时候,母亲是新华书店南京支店的员工,从那时起,我就对书店产生了感情.在当时,读书是一种奢侈,一般人没有这样的条件,由于母亲在新华书店,给了我许多方便.我常放学后流连于书店,捧读喜爱的图书.我也常陪母亲值夜班,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候,成千上万册图书任我阅读.我常常一读就是大半夜,母亲多次催促才肯入睡.就这样,我在少年时代读了许许多多的书,很多中外名著都读遍了.     

母亲的梦想

母亲说:"我只想坐次飞机去北京看看."这就是母亲的梦想.说这话的时候,我们家刚迁到城里,有一天我发现自己突然长大了,便问母亲有什么愿望,母亲就这么简单地说着,记忆中的母亲带着很美的微笑,一种简单宁静的美.     

居瀛棣自传稿

一、 幼年及小学时期1916年我出生在日本东京。[1]甫三月,母亲把我带回国交给外祖母抚养。外祖母住在近吴淞的宝山县杨行镇,这是四周田野的小镇。外祖母是位勤劳俭朴的妇女,不请佣人,凡事自操作。我对她的印象很深。我在幼年时对父母很生疏,母亲也难得来,父亲简直不认识。直到十岁时,父亲来杨行乡(离镇二里路外)置起了家,[2]我也随同外祖母来与兄弟姐妹跟着父母生活了。我进了镇上积谷仓小学三年级读书,直到小学毕业。 二、中学时期13岁时,家里搬到上海来住。进了私立持志大学附中初中一,读了一年,母亲觉得我是乡下长大的,性格粗野,持志…     

从编辑到批评家——朱珩青之路

有两种人读书必然读得十分认真、仔细,甚至有些挑剔:一是书稿的编辑,一是想评论此书的批评家。倘若这两种身分合而为一,既是编辑又是批评家,那就必须说是投入的了。我常以为,合格的编辑是成功的批评家的最适宜的人选。比如读一部小说,不大会有像小说责编审读书稿那样逐字逐句地凝神推敲,虽然人们常说编辑是为人作嫁,但无论如何,小说的问世有编辑的一份心血。用个不很切当的比方,如果作者是小说的母亲的话,编辑该是孩子的保姆。保姆有时常会比母亲更宠爱她携带过的孩子。     

改变命运的人,都长什么样?

记得小学班里有几个农村出身的女同学,家里面还有一两个弟弟,大多初中就辍学,帮着父母干活了.当我还在读书的时候,她们就抱着孩子当起了妈. 我看着确实可惜. 她们当中,有的其实有机会逃脱命运的桎梏,飞往更广阔的世界,但无一例外,都在重复父母的人生. 我一直在想,那些改变命运的人,到底是做对了什么?他们是变动了命运链条上的哪...     

“中国阿信”:锦江饭店创始人董竹君

“阿信”是一个在日本广为人知的人物,她以一个弱女子之身,靠着百折不饶的惊人毅力,打造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商业帝国”.在民国时期的上海,也有一位与“阿信”经历相似的女性,她就是董竹君. 1900年正月初五,小名阿媛的董竹君出生于上海洋泾浜棚户区,父亲董同庆是黄包车夫,母亲李氏是给富人洗衣擦地的佣人.因为穷,董竹君的一对弟妹因营养不良、无钱治病而夭折了,4个月大的弟弟,因为奶水不足,活活饿死在董竹君的怀里.父母很爱她,有时即使翌日没菜钱了,也要买碗馄饨给女儿解馋.     

难忘母亲的纺车声

回首我的军旅生涯和成长过程，感触很多。我能够从一个农村的孩子，成长为部队干部，有时还舞文弄墨，打心眼里感激党的培养和领导、同志们的帮助。而最使我难忘的还是母亲的纺车声。我的家在中原农村，生活一直不宽裕。我兄弟妹妹6个，父母亲含辛茹苦地拉扯我们成人已属不易，再供养我们上学，就愈显得艰难。为了家庭生计与我兄妹们的读书，我母亲的大半生就与一架木纺车结下了不解之缘。嗡嗡、嗡嗡、……母亲的纺车声是童年的摇篮曲。在母亲的纺车声中我咿呀学语。在母亲的纺车声中我蹒跚学步。在纺车声里，母亲给我讲孟母三迁，讲凿壁渝…     

读书是福

昨日读报,读到两则关于读书的消息,忽然在脑际蹦出一个挺特别的词:读书是福。这个“灵感”使我感到兴奋。《北京日报》上的消息说,在书市上,一个学生对卖书的人说:你看有什么好书给我挑150元的,不管什么书,只要有气派就行。原来他是一个司机的儿子,他们家新分了房子,父亲购置了书橱,但家里没有书,他父     

为子更知慈母心

有人说:“养女方知母亲心。”我却以为作为儿门子,我更知母亲的心,更懂得母亲的爱。母亲共生养了五个儿女,我为长子。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八九岁时,就骑在牛背上“啃”《唐诗三百首》,并幻想着将来能当一名像杜家的祖师爷杜甫那样的诗人。或许,母亲看出了什么,对我格外宠爱。那时,父亲在外地矿山工作,很少回家,母亲一人挑起沉重的家庭担子。尽管家务活多,但母亲很少     

总有一所大学埋葬青春

清明在愚人节之后。晨起天虽不美,半阴不晴,却也无雨,是个好天。十九岁远走他乡的人,在他乡没祖坟可祭。这么多年在他乡,我在京读书十年,工作则长春一年,上海两年,北京一年,广州五年,重新返京以来,父母从老家搬来与我同住,所谓家,于是就是我在北京的寓居。于我而言,父母在哪里,哪里就是家。祖父母和外公故去有年,祖辈老人唯有八十多岁的外婆健在。在母亲的描述里,外婆肩能挑背能驮,脚能从几十里远的乡下健步到小镇上的家,找时在故乡的我父母吃两顿饭,得一点实惠,再步行回家。     

书与我

我是一个不用功的人。“不用功”自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不过,我不愿因为它不光荣．就向不知底蕴的人假装用功与渊博。但是,如果说,我真的不喜欢读书．却又与事实不符。我很喜欢读书。“读书”和“用功”可能是两回事。用功的人不一定“喜欢”读书．喜欢读书的人也许不一定是用功。     

爱书人心声

尊敬的编辑部先生: 你们好!索阅的《出版广角》已经收到,万分感谢! 认真拜读贵刊后,感到贵刊信息量大、内容丰富多彩,且有许多书籍出版的“内幕”和操作过程,令我这样的爱书人喜爱十分。目前,有关读书的杂志颇有几家,如北京《读书》、上海《书城》、南京《书与人》等,都是我长期订阅的刊物,而贵刊较之而言,可谓办出了自己的特色(初步印象),于是感到欣慰:文化事业并不十分发达的广西,于今也能办出这样很有文化品位的杂志了。     

寻找革命之下的血与肉

《非常与正常》,以一种很少见的研究视角,让人们看到上海普通人的生活在十年文革中如何艰难运转＂你看我的手。＂金大陆笑呵呵地伸出胳膊,上面有很多小伤口和划痕。＂我就戴着口罩到处爬梳资料。我有一屋子的史料,我每天都埋在资料堆里面。＂他说。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     

孝心无价

我不喜欢一个苦孩子求学的故事。家庭十分困难,父亲逝去,弟妹嗷嗷待哺,可他大学毕业后,还要坚持读研究生,母亲只有去卖血……我以为那是一个自私的学子。求学的路很漫长,一生一世的事业,何必太在     

书与我

我是一个不用功的人。“不用功”自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不过，我不愿因为它不光荣．就向不知底蕴的人假装用功与渊博。但是，如果说．我真的不喜欢读书．却又与事实不符。我很喜欢读书。“读书”和“用功”可能是两回事。用功的人不一定“喜欢”读书．喜欢读书的人也许不一定是用功。这分别大概就在于前者全凭感情．而后者却要靠理智。凭感情读书的人．全靠自己的好恶去选择．因此，他所读的书，范围就比较狭小。尽管也许在这狭小的范围之内．他有精与深的可能．但他只能“渊”而不能“博”。     

超越自我

理想的职业状态应该是人的兴趣、爱好、所学专业,谋求生计与所从事的职业能够完美地统一.而我正是这样一个幸福和幸运的人. 我是一名从青藏高原走出来的女子,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从小时候起,做会计的母亲严谨细致的生活态度,做新闻记者的父亲刻苦好学、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就深深地感染着我,教育着我.     

我的故事:抱着唢呐打瞌睡

我出生在一个鞋匠家里。父亲是鞋匠,母亲也是鞋匠。父亲和母亲都是文盲,百分之百的文盲,比金子还纯粹。所以,我经常和母亲调侃:“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文盲都培养出了作家!”母亲听了咧着嘴笑,咯咯地笑出了声音。我很感谢这一对以苦为乐、知足长乐的中国鞋匠。我想,多亏父母是鞋匠,倘若父母是官员或者读书人,那么世上可能就会多出一个没流的政客或不入流的酷吏,顶多出个照本宣科的教书匠,而错过我成为作家的可能。冬天,一个戴着眼镜、蓄着剪发头的女人在我家门口拿出一本色彩斑斓的图画册问我:“这是什么颜色。”她笑得很慈祥,把手指向图画册上的一面红旗。我说:“红的。这是红的。”这样,我考上了小学。9岁那年,母亲承担起了给三条街道送牛奶的工作,不等天亮,我们姐弟几人推着哗啷哗啷的、装满奶瓶的车子走在雪地上,母亲拉着车子,一脚深一脚浅地穿行在老街老巷,我几乎就是从那个时候热爱上“老西安”的。我们送牛奶的那三条街,住着许多旧社会过来的妓女,她们有的已经“嫁汉”,她们的儿女有的就是我的同学。在一个天麻麻亮的冬夜里,我翘着脚跟把两瓶牛奶放在主人的窗台,窗内的景致倾刻使我惊呆了——屋里是敞亮的,里面挂满了红的灯、粉的灯,一个老妪坐在炕桌边跷着二郎腿,...     

五岁的眼睛:迎接解放那刻

1949年,我五岁. 进入4月以来,我已经很长时间未见到父亲靳以了. 自1946年来到上海,我一直跟着母亲住在蒲石路(今长乐路)的外婆家.虽然父亲在那年夏天也随复旦大学的大队人马回到了上海,虽然我们在江湾学校教师宿舍庐山村也有了自己的家,但我一直没有住过去.而父亲是每星期都来蒲石路的.我还记得父亲一来,我们在外婆家的那间不满七平方米的小屋只能在床上加一块木板,父亲母亲和我就挤睡在木板上,我睡中间,母亲睡里边.父亲轻轻一动弹,木板就会发出轻微的咯吱声,这时分我感到幸福极了!因为包围在两个亲人之间,尤其是父亲.我枕着父亲宽大的手臂,安然入睡.因为,自我在重庆的嘉陵江边出生,我就一直没有离开过父亲.无论朝起暮落,我都能听见父亲爽朗的声音.尤其是他每每下课回家,都要抱着我踱到江边,去看江水,去看船只,去闻那江边潮湿的风,去听船夫们长长的拉纤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