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历史的变迁与教育体制的转型——试论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变革

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变革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必然结果。它不仅是传统教育与西方教育的冲突过程。而且是传统教育迎接挑战、扬弃自身、进而实现创造性转换的过程。书院改学堂、现代学校教育体系的创立、科举制度的废除、学部等新式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教育宗旨的厘定,构成清末新政时期教育变革的五重变奏曲,除旧与布新同时并举,传统教育的变革深入到制度层面,全面启动中国教育体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论教育行政权力的边界——兼论中国教育行政权力边界守护机制北大核心CSSCI

中国教育问题已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其核心指向教育行政权力过大。教育行政权力应有其边界,主要包括法制边界、专业边界和价值边界。法制不完善、教育行政体制缺陷及公众参与决策机制不完善等原因,造成中国教育行政权力容易逾越法制边界、专业边界和价值边界。为此,需完善教育法制,改革教育行政体制,增强教育行政的法制化、民主化和科学化。     

论教育行政权力的边界——基于中国高等教育行政化问题的研究

中国教育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公众关注的社会焦点问题,其中的核心又指向教育行政权力太大的问题。教育行政权力应该有其边界,主要应包括法制边界、专业边界和价值边界。由于法制不完善、教育行政体制缺陷以及公众参与决策机制不完善等原因,中国教育行政权力很容易逾越法制边界、专业边界和价值边界。为此,需要完善教育法制,改革教育行政体制,增强教育行政的法制化、民主化和科学化。     

中国教育行政化问题的对策思考——中国教育行政化问题研究系列之三

中国教育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公众关注的社会焦点问题,其核心又指向教育行政权力太大的问题.教育行政权力应该有其边界,主要包括法制边界、专业边界和价值边界.由于法制不完善、教育行政体制缺陷以及公众参与决策机制不完善等原因,中国教育行政权力很容易逾越法制边界、专业边界和价值边界.为此,需要完善教育法制,改革教育行政体制,增强教育行政的法制化、民主化和科学化.     

两广学务处沿革考略

两广学务处是1903—1906年期间,广东、广西两省新式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它的成立,既有清末新政的时代背景,也与两广总督岑春煊重视教育以及两广士绅的大力推动分不开。在张鸣岐等人的主持下,两广学务处制定的兴学政策为清末广东新式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经历的三次重大人事变化,反映了科举停废前后,中国近代地方教育行政体制逐步确立的复杂过程。     

论教育行政权力的边界——基于中国教育行政化问题的研究

教育行政权力应该有其边界,主要包括法制边界、专业边界和价值边界。由于法制以及公众参与机制不完善,中国教育行政权力边界很容易被逾越。教育行政权力要在边界内运行,需要完善教育法制,改革教育行政体制。推动教育行政的法制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进程等。     

清末地方权力扩大问题初探——以地方督抚为例

清末,由于传统的专制型权力结构被动摇,地方督抚的外交权、财权、军权不断地扩大,最终形成了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地方集团,这就加速了地方分权系统的形成,造成了王朝的体制失控。     

教育行政体制改革亟需厘清的几个关系

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是国家政治文化和公共管理水平的折射,改革就是废旧立新的过程,要建立一套符合国情社情、利于教育发展和国民素质提高、助于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的教育行政体制,必须理顺市场和政府、权力和腐败、改革和法律的关系,只有厘清市场和政府的范围界定,加强权力监督运行,注重法治引领,才能对教育行政体制进行持续改革,建立便利高效、廉洁规范、依法行政的教育管理模式。     

论服务型教育行政管理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教育行政职能的转变成为现阶段我们迫切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传统的全能型、管制型政府已经明显的不能适应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严重的阻碍了教育的健康有序发展。兴起于20世纪708、0年代的英美等国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对于西方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所强调的某些积极思想,如追求公共管理的效率和服务型目标、主张引入市场竞争来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水平、要求行政权力的下放和撤退、提倡私营部门的有效管理方法以及实行绩效激励和监督评估等思想,对我国教育行政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大学教学管理改革之深化:症结与超越

大学教学管理改革的深化主要受制于校、院两级教学管理中责、权、利的明确,学术权力、行政权力的协调、优化等因素。深化大学教学管理改革的着力点在于明晰并落实校、院的责、权、利;突破点在于学术权力创新,协调、优化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关系;超越点在于深化校、院两级教学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联动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协调,整体上构建立体式、网络式现代大学教学管理体制,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两种教育行政体制及其改革

在教育管理领域,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两种基本的教育行政体制一中央集权制和地方分权制,围绕这两种体制的改革在很多国家也一直未间断过。由于教育行政体制及其改革对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至关紧要,因此各国学者对此十分关注。本文结合各国研究者的不同意见并参考我国的情况,就这一问题作些分析评述。 两种基本的教育行政体制 什么是教育行政体制？如果要下一个最简单的定义,那么它是一个国家领导教育的最基本方式,具体而言,即教育行政权力之确立与划分、教育行政机构之设置、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之间之隶属关系等方面的基本制度,而这些制度…     

清末民初教育转型时期我国课堂教学特点分析

清末民初是我国学校教育急速地从旧式学堂向西方近代学校教育转变时期,课堂教学经历了从传统私塾教学转变为班级授课,模仿西方建立教学体制的过程。这一时期我国的课堂教学具有这样的特点：符合传统教育的课堂教学规范、移植西方课堂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新旧陈杂。这些特点的形成对于当前进行的新课程改革有着一定警示与借鉴作用。     

高等职业教育院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

高等职业教育院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是高等职业教育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内部领导体制、教学管理体制与人事管理体制的改革。高等职业教育院校体制改革必须遵循三项原则:以法律为依据的原则、党政权力区分和协调的原则、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适当分离的原则。教学管理体制改革必须抓好三个环节工作:①专业调整与重点学科建设;②规范教学管理;③加强教学管理队伍建设。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是:调整职能机构、推行全员聘任合同制、改革分配制度。     

关于传统文化与教育的若干问题答客问

中国传统文化无法形成系统的宗教哲学和完整的知识体系，但却可以形成一整套讲道理的心性言说，它扩展为伦理道德而被落实到“修身”过程，从而产生出巨大的人格力量。传统教育作为这种“修身”过程的社会形式，凸显了“德育唯一”。21世纪的中国教育必须从体制和理念两个重要层面上走出传统，在现代公民社会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现代教育。     

《皖政辑要》所见安徽近代教育行政体制的建立

在清末新政所涉及的诸多领域中,教育改革是各项改革措施中成就较为显著的一项内容。而清末近代教育行政体制的建立,则是整个教育改革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居于提纲挈领的地位。面对新式学堂的陆续举办、教育事务的日趋繁杂,传统的教育管理体制早已不堪重负。当政者唯有应时而变、破旧立新,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型教育行政体制也就势在必行。安徽近代教育行政体制正是诞生于这一时代背景下。作为晚清的一部地方政书,《皖政辑要》从多个方面,全面展示了清末安徽的这一制度变迁,对于我们认识清末教育改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试析20世纪40年代地方社会中的“新权绅”——以县参议员群体为中心

在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政权设治于州县。构成县以下的地方社会权力群体主要是依靠社会威望获取的“士绅”。国民党建立政权后,逐渐将国家政权体制深入地方社会,起用当时在籍离职官员和清末民初以来地方自治机关中的新官绅担任公职,从而形成了新权绅阶层。     

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的教育述论

袁世凯作为清末民初的风云人物所提出的教育思想及进行的教育活动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其中包括的主要内容有: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改革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推行实业教育和社会教育,后又掀起复古主义教育逆流,向封建传统教育让步、妥协。他以不同方式作用于清末民初的教育,已成为教育转型或波折变动中不可忘却的重要因素。     

论教育行政机关的法律地位

教育行政机关是最重要的教育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其法律地位学界研究较少。教育行政机关是在教育领域行使权力的国家行政机关,既包括各级政府,也包括教育行政部门和其他主管部门。通过梳理12部法律、19部行政法规、48部行政规章发现,教育行政机关具有以下职权:教育行政立法权或规定权、教育行政许可权、教育行政处罚权、教育行政处分权、教育行政给付权、教育行政指导监督权和其他权力。教育行政机关与民办学校存在许可、处罚和监督等外部关系,与公办学校以处分、预算、人事等内部关系为主。教育行政机关与教师、学生直接发生法律关系情形较少。     

顺直谘议局与清末直隶地方财政预算体制的产生

清末顺直谘议局的建立,不仅对地方行政权力发挥了监督和制约作用,而且,在清末直隶地方财政预算体制产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直隶地方财政体制的近代转型。     

教育行政权及其法律控制

权力的本质特点是强制性和支配性，它具有双重的性质和潜在的危害性。我国教育行政机关拥有的权力是巨大的，其对教育的管理也是一种行政管理模式，因而必须依法对其权力进行控制，即：树立行政法治观念；加强组织机构的变革；严格依法控权；追究违法行政的法律责任，建立完善的教育法律救济制度；强化行政道德。惟其如此，才能在制度上达到教育行政管理法治化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