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与遵义会议

五十年前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伟大转折。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挽救了处在极端危急情况下的党和红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大大加快了我国民主革命胜利发展的进程。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在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遵义会议上,刘少奇同志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刘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为纠正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     

党内法规渊源论

党内法规的渊源应被界定为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实践中可以作为规范依据的权威来源。党内规范渊源与党内法规的概念相比,二者虽具有一定关联性,但由于其生成视角不同,二者的概念范围、适用场域亦有区别。对党内法规渊源概念的类型化,应遵循与国家法律不同的规范化程度标准,划分为包含党章、制定党内法规、党内法规解释和党内规范性文件的规范渊源和包含以非规范形式体现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纪律、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等非规范渊源。在管党治党的具体活动中,应当优先适用党内法规的规范渊源以确保党员、党组织"行为-后果"的确定性、可预期性与稳定性,但不应否定非规范渊源的适用性与重要作用。应当重视党内法规非规范渊源的引导、教育、规范功能,通过一定方式及时将必要的非规范渊源转化为规范渊源,进一步完善和丰富党内法规的制度体系。     

党内法规制定的标准化及其推进路径

标准化可作为党内法规制定规范化的实现工具和不断推进党内法规体系化的重要手段,并为党内法规质量提升提供方法论借鉴。党内法规制定工作呈现的标准化趋势突出表现为制定体制、制定主体、制定形式和制定程序的标准化。坚持审慎原则守住党内法规制定项目的立项关口,借鉴标准编制技术改进党内法规的文本拟制,吸收标准审查的经验健全党内法规的审核机制,参考标准“复审”程序优化党内法规的实施评估等技术路径以推进党内法规制定标准化发展。     

论党内法规的制定主体

党内法规制定主体是依据规定或授权,审议批准党内法规及其修改、废止和解释的党组织。现行党内法规关于制定主体的规定较为概括,在各层级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中都存在一些问题,如制定主体与解释主体的关系、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是否具有制定主体资格和"中央各部门"的具体范围等。明确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有助于推动形成党内法规理论体系引领实践并修订完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等党内法规。     

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

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方式和内容,也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和依法执政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障。加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必须认真研究党内法规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文章结合党内法规建设的实际,探讨党内法规的概念、分类、效力、作用、制定、备案审查、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以及加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呼吁法学界要重视对党内法规的研究,推动党内法规和国家法治两个规范化建设齐头并进。     

毛泽东早期党内法规思想研究(1921-1949)

毛泽东是最早提出"党内法规"这个名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通过对早期毛泽东关于"党内法规"这个概念及其范畴的研究,我们可以深刻地理解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各种问题的思考。这对于我们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论党内法规保留原则

党内法规保留原则是党内权力配置与制度建构的重要手段，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四条第二款可以从事项、程度、方式等层面提炼出重要性保留、创设性保留与绝对性保留等保留标准。就其生成逻辑来说，党内法规保留原则源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形成于党长期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制度建设过程中，确立于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构建过程中，2019年修订后的《制定条例》明确了党内法规保留原则。党内法规保留原则的贯彻落实需要立足现行制度的完善，从党内法规保留制度与相关制度的衔接层面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     

加强党内法规执行力建设论析——学习习近平关于党内法规执行力建设的重要论述

依规治党的关键在于加强党内法规执行力建设。针对党内法规执行中存在的宽松软等问题,习近平高度重视并多次作出指示。在分析党内法规执行力建设价值要义的基础上,提出党内法规执行力建设的基本要求,即长期坚持严的主基调、执行标准要严格、执行作风要严实。党内法规执行力建设的重要抓手是抓制度建设促制度执行、抓“关键少数”管“绝大多数”、抓早抓小且“常”抓“长”抓。党内法规执行力建设的实践进路是强化党内监督、聚焦执纪问责和深化标本兼治。     

党内法规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近25年,党内法规研究逐渐兴起。党内法规研究可以分成萌芽、起步、深入三个阶段,且主要集中在党内法规的概念界定与性质分析、党内法规建设的历史沿革和党章与宪法的关系这三个方面。既有研究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研究人员的知识背景与研究方向主要是党的建设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法学界对党内法规的研究较少;二是党章与宪法、党内法规体系与法律规范体系之间的关系亟需深入研究。     

党内政治文化与党内法规制度的内涵、共性与互动

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是基于中华民族传统历史文化、革命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政治情感、政治思想、政治心理、政治价值等,侧重文化塑造、价值观培育;党内法规制度是各级党委制定的以规范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具有较强的政治属性、法的属性、制度属性、实践属性,侧重规章构建、制度执行。党内政治文化与党内法规制度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党性,目标是擢升党的执政能力。在共同服务于党的领导和建设过程中,二者的互动过程呈现了以德治党与依规治党关系的具体化。     

关于陈独秀"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观的辨析

“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是中共在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国共“党内合作”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不仅是陈独秀,就连倡导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最力的瞿秋白、李大利、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人也持有这种观点。陈独秀的错误不在于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而在于把中共摆在“在野党”的地位,缺乏以我为主,自觉主动地到国民党中去做“主人”,力争成为国民党的“元核──—领导者”的策略和决心。     

党内法规研究的态势、热点与展望——基于核心期刊论文中“党内法规”关键词的可视化分析

以核心期刊发表的关键词为“党内法规”的所有论文为样本,利用CiteSpace软件绘制知识图谱,对党内法规领域的研究状况进行考察,发现新时代党内法规研究领域的发文量呈快速增长态势;研究机构有智库型和学科建设型两种;研究热点基本与党中央最新会议精神及领导人重要讲话相契合,衍生性关键词也越来越多;样本文献关键词主要可分为党内法规研究的背景、党内法规的独特性、党内法规研究的目的三大类。从发展趋势看,还需加强党内法规学科建设和复合型人才培养,推动党内法规的中观、微观视角研究及构建中国特色的党内法规话语体系。     

论毛泽东的"党内贵族阶层"及"党内走资派"思想

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毛泽东提出了警惕形成“党内贵族阶层“思想,并分析了“党内贵族“阶层产生原因及其危害。为了避免形成“党内贵族阶层“,毛泽东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但是,不幸的是,这一光辉思想到1965年竟然被演化为“党内走资派“。从防止“党内贵族阶层“到“形成““党内贵族阶层“,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汲取和深思。     

践行立德树人 推进党内法规文献出版事业高质量发展

出版党内法规文献,能够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使党员明晰行为规范尺度,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政德建设。党内法规文献包括党章及其学习资料文献,党的组织、领导、自身建设、监督保障等法规文献。出版党内法规文献的读者重点应包括“关键少数”、新闻出版工作者、教师和青少年。在出版过程中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实施,以“两个结合”为指导深入挖掘选题,优化出版流程。出版业要适应党内法规理论不断创新和实践不断发展的需要,适应全体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学习以及运用党内法规的需要,出版党内法规文献,服务立德树人实践。     

"左联"五烈士遇难的真相

起因 1930年9月,瞿秋白和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及时纠正了党内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撤消了直接责任人王明在中央的领导权。事后王明利用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机会,打着“拥护国际路线”的幌子四处活动。1931年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会议在极不正常的气氛中通过了《中央四中全会决议案》,彻底否定了六届三中全会,强令增补王明为中央委员,逼迫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退出中央政治局,开除了罗章龙等的党籍,何孟雄等百十人也因反对过王明而受到打击报复,导致党内思想一片混乱。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批判教条主义

在批判王明教条主义错误过程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发表了大量著作和文章,为彻底清除王明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和对中国革命产生的危害提供了理论保证,从而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带领全国人民在反教条主义错误中,开创和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一个社会实践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批判教条主义的过程。     

试论毛泽东党内教育的思想与实践

毛泽东关于党内教育的思想是在红军斗争时期形成的。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就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份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明确提出:“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到1929年12月,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在为会议起草的决议案中,全面提出并比较详细地阐述了党内教育的思想。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所提出的党内教育思想有如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评对“党内和平论”的批判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捏造材料,大造反革命舆论,蓄意对刘少奇同志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在他们发动的对所谓“党内和平论”的批判中,极力散布的一种谬论是:奉行斗争哲学的共产党内是不能讲和平的,讲了“党内和平”就是背叛了列宁的建党学说,就是推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党内和平论”。这是林彪、“四人帮”硬给刘少奇同志拼凑的一条“罪状”。只能讲斗争、不能讲和平团结在党内外的流毒很深,影响恶劣,我们决不能低估。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已为刘少奇同志进行了彻底的平反,但林彪、“四人帮”所散布的这种修正主义谬论亟需彻底清除。这是关系我们党建设方向的一个重大理论方针问题,也是一个重大实际问题。     

陈独秀"党内合作"思想初探

陈独秀“党内合作”思想既有正确的东西,又包含着严重的错误。他提出的各革命阶级的反帝反封建的大联合;把国民党改造成集中全国革命势力的中心;改组国民党是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先决条件和进行民主革命的基本工作;在国共合作中须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等思想都是正确的。但他把中共摆在“在野党”的地位,缺乏自觉主动地到国民党中去做“主人”,成为国民党“元核──领导者”的策略和决心的根本失误,导致了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一系列失误。当然,陈独秀的“党内合作”思想有一个从以正确为主到错误为主的演变过程。     

党内法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的基石

通过党内法规来实现“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腐败问题的时候,党内法规在建立反腐倡廉制度体系中发挥着基石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