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中文人与倡优爱情婚姻观所蕴含的社会内容

元杂剧中的一系列士子与倡优的爱情戏,以独特的视角展现了元代文人的爱情婚姻观,深刻体现了元代社会生活的内涵.通过分析元代士妓爱情戏,来阐述文人形象、倡妓形象和商人形象所蕴含的社会内容.     

论元代戏曲的尊体现象

戏曲在元代至为繁荣兴盛。元代文人对于戏曲的推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戏曲创作者和表演者极大关注和褒扬;二是肯定戏曲的社会政治和道德教化的功能,促进戏曲向传统文化贴近,以提升戏曲的社会地位。     

论元代四大爱情剧的大团圆结局

“大团圆”结局,大量地出观在宋以后的戏曲小说中,成为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学现象。集中表现在元代四大爱情剧中的“大团圆”,有其独特的意义。它表达了封建社会中人们对美满婚姻的愿望、对合理生活的追求与向往。体现了对封建礼教家法、封建伦理道德批判的意向。同时,还反映了包括作者在内的元代文人的心理要求——证实文人价值。从元代四大爱情剧大团圆结局的丰富内涵和积极意义来看,对于戏曲中的团圆式结局,不可不加分析地一概否定。     

元士妓崇高爱情背后的文人心理探析——以《玉壶春》为例

元代文人丧失了正常的表达空间,他们把巨大失意寄托在文学作品中。元杂剧中士妓爱情故事以及各种人物形象的塑造可透露出到他们的心理印痕。元杂剧中充满铜臭气息的商人形象,是元代文人失意心理的一种平衡。女主人公以文人知音的形象存在,是失意文人最好的心灵抚慰者,也曲折地表达了文人孤芳自赏的独特心理。而在这类剧作中,鸨母和皇帝的强势者的形象,体现着文人对现实的曲折反抗与理想化的期待。     

挫折、抑郁、自信、理想——从元杂剧看元文人的爱情世界

元代杂剧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向我们反映了元代文人的复杂的爱情世界。其中有挫折与抑郁，也有自信与理想。元代文人爱情道路上的挫折，主要来自封建礼法的束缚，以及世俗偏见的威逼，没有经济实力与没有社会地位，使文人遭受不幸。但剧作家安排最终总是文人士子应举得官，与相爱之人团圆的结局，则是元文人爱情理想光彩的闪现。这样将现实描写与对未来的憧憬融为一体，并没有影响戏曲艺术的真实性，反而增强了戏曲的表现力。读者从剧中既了解到所反映的社会特征，又窥见到文人的心理与追求     

一代文人的命运之曲——谈元杂剧中的文人形象及其意义

元杂剧中的文人形象主要有三类:怀才不遇的寒儒,风流狂放的浪子,愤世疾俗的隐士。他们是元代文人三种人生态度的真实写照,映射出元代文人群体在特定社会环境中存在着的普遍的文化心理状态,表现出他们的不满与抗争,梦幻与追求,从某种意义上讲,元杂剧是元代文人的命运之曲。     

从张生形象的塑造看元代文人心态

王实甫在《西厢记》中塑造的张生形象,无疑带有元代“书会才人”的成色,他或苦闷抑郁、或放浪形骸、或玩世不恭、或渴望爱情功名,都是特殊历史时期元代文人共有的心态,文章试图从张生形象着眼,挖掘元代文人的心态。     

论明代戏曲、小说中的《庄子》接受

分析了明代戏曲、小说《庄子》接受的具体情况,认为明代戏曲、小说中的《庄子》接受呈现出文人性和世俗性两个特点,分别体现了对文人《庄子》接受传统的继承与突破.世俗性表现为对《庄子》典故的选择、改编和世俗化庄子形象的塑造.文人化表现为文人主体意识的增强和创作目的的个体化回归、本然庄子的艺术再现和文人的集体认同.     

论元明清戏曲中陶渊明形象作品及文化意蕴

陶渊明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对于乐于书写前代文人形象的元明清戏曲家更是对陶渊明形象充满了浓厚的兴趣。本文正是通过对后世戏曲中的陶渊明题材作品的叙录,梳理其故事情节的特点,从文人价值选择及人生定位、严酷的时代环境及文人的失意、后世文人对陶渊明在诗史中地位的推崇三个方面探讨了元明清文人对陶渊明的接受情况。     

从元代婚恋杂剧看女性婚恋观

相较于前代类题材作品,元代婚礼杂剧中的女性主体意识普遍增强。在中国古代"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教化下,元代婚恋杂剧中却出现了大量的具有强烈的"反叛"意识的女性形象。剧中女性大都追求人性解放与爱情,不卑不亢,自尊自重,追求自主平等的婚恋,渴望建立于情感之上的爱情婚姻。研究元代婚恋杂剧中的女性形象及其婚恋观,对于我们更好了解元代文人的创作心理,甚至了解元代女性形象和婚恋观念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元代戏曲理论略述

元代戏曲理论的逐步成熟与元杂剧创作演出实践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元代戏曲的繁荣局面。以胡祗遹为代表的传统文人对戏曲的关注以及他们零散的曲学理论,到专门探讨演唱技巧即元杂剧与音乐关系的《唱论》、专门记录戏曲作家的《录鬼簿》、专以戏剧演员为记录对象的《青楼集》,再到总结元杂剧创作演出实践的高度理论性著作《中原音韵》,反映出元代戏曲理论与元杂剧创作演出实践同步而稍后的逐步成熟过程。     

元代文人的竹情结与道教文化

竹以其虚心劲节、潇洒多姿的外在形象和不畏逆境、宁折不屈、高风亮节的精神内涵同元代文人返璞归真、顺其自然、追求平淡的价值取向相契合,成为元代文人画家们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下求得内心世界安宁和恬淡的最佳载体。以竹为载体的文人作品与道家道教文化中所蕴涵的追求安宁、恬淡的隐逸之情以及崇尚自然、与世无争的心态息息相关。元代文人的竹情结表现在诗中、画中,竹成为连接元代文人与道教之间的纽带。     

政治学视角下宋元戏曲文学仕婚观差异探源

本文从政治学的视角分析了宋元戏曲文学仕婚观的差异及其政治价值取向。在宋代戏曲文学中文人的选择是仕高于婚,婚姻带有较为明显的功利色彩;而在元代戏曲文学中文人的仕婚选择是婚高于仕,婚姻具有较为明显的纯感情色彩。而产生这两种不同的仕婚选择是由于宋元两朝特定的政治生存环境、文人各异的政治心态以及不同的政治制度所造成的。     

元代包公戏剧本的模式化

阐明了元代包公戏具有模式化、类型化特色.模式化表现为贪淫破家、贪财破家和豪强欺压百姓模式,类型化则体现为儿女夫妻中丈夫形象与妻子形象具有趋同性、半路夫妻中丈夫形象与妻子形象的具有趋同性和恶人形象塑造具有趋同性.并从元代戏曲产生发展的思想土壤和其文学样式自身的特点两个方面探究了元代包公戏剧本模式化的主要原因.     

论中国古代文人剧作中的君子形象

君子文化在中国社会源远流长,君子人格作为一种理想人格被传统社会主流文化设置为人生标杆与价值象征,影响巨大。出于戏剧叙事的需要和文化心理的同构,古代文人剧作中出现了大量的君子形象。从忠烈君子、勇义君子、高行君子、多智君子、红粉君子5个方面,可系统梳理文人剧作中的"君子形象";结合代表性君子形象,对每一类君子形象类型可做忠、仁、智、勇、慧等品质内涵的阐释。中国古代文人剧作中的君子形象的塑造采取了隐喻、区隔、波染等书写策略。考察中国古代文人剧作中的君子形象,可对当代人格重构、当前品牌文化建设和当下文艺创作的提振提供积极的借鉴意义。     

钟馗画的民俗化与文人化

钟馗形象作为我国传统艺术中的一个独特的图像符号,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的内涵,钟馗原型出自上古傩仪,钟馗传说的形成是在汉魏之际,随着唐宋时代经济的发展和民俗文化的生动化、世俗化,钟馗这一形象彻底完成了从原型到传说的转变,并随着宋代民俗文化的兴盛与宋代艺术的繁荣而更加丰富多彩。钟馗画应各种民俗节令活动而产生,在民间年画、宗教绘画、文人绘画中各自形成了不同的形象体系,有些形象还依靠粉本的流传使其延续和传承变得更为稳定。元代以后,文人在对钟馗形象的关照中有了强烈的代入感,钟馗开始以失意文人的身份深入人心。明代文物画的文人化,是钟馗画文人化的最后阶段。     

论元杂剧中的无赖形象

元杂剧是中国古代戏曲的宝贵遗产,作为元代社会最重要的文化结晶,它深刻地反映了元代社会的方方面面。而剧中所塑造的无赖形象更是真实地揭露了社会的黑暗面。文章主要从无赖形象的共性、无赖形象的类型以及无赖形象的社会根源这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一人物类型。通过这三个方面的解读,可以细致剖析无赖形象,并从中得出对元代社会的深层认识。     

论元杂剧官吏形象的喜剧审美价值

我国戏曲史发展到元代，第一次大量涌现出形形色色的官吏形象，色彩鲜明，引人入胜，耐人寻味。它不仅有很高的舞台演出价值和训诫意义，而且有丰富的审美趣味。由此，我们可以从宏观上审视到元代的社会风情、人文面貌、阶级关系、戏曲概况以及这些官吏形象对后代戏曲创作的影响等方面的意义，无疑今天仍有现实的鉴戒作用。综观元代戏曲，几乎是无官不成戏，无戏不见吏的。元人入主中原后，“蒙古统治者招纳和利用汉人世族，在中原地区逐渐建立了蒙古贵族与汉族地主的联合统治”。①在基层政权中，由官员和交员这两个层次的人物构成了元蒙统…     

元代女散曲家新论——论《青楼集》中女演员的文学艺术修养

元代是我国戏曲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与之相对应,元代出现了大批的优秀女演员,她们才思敏捷,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还有为数不多的散曲作品流于后世,有的学者因此把她们称为元代的女散曲家。但是她们并不是专业从事于戏曲的创作,而是将此作为提高名气、与文人士大夫交往的一种手段,其目的具有功利性。所以能不能将她们称作女散曲家还是值得商榷的。     

元代咏史诗研究述评

由于元代疆域辽阔、民族众多,文人的活动范围、审美取向和对历史的认识不同,元代咏史诗的体裁、题材、艺术表现方式和审美特征等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都有了创新与发展。例如,元代不同阶层、不同民族文人对于同一个历史事件,其咏史诗在取材和主题上显示出很大的区别。但是元代咏史诗的研究并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在此,试对元代咏史诗研究作一番评述,以探其在元代文学研究中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