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作人民俗散文的审美特征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散文重要的开拓者,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专门致力于小品文创作的作家之一.在他的散文集中,以故乡风物、民间信仰为描写对象的民俗学散文占了很大比重,这些民俗散文,在保持了小品文短小精悍的基本特征之外,又形成了一种新的审美特点:抄书与讲究趣味性.在确定了散文主旨后,依据自己追求趣味的审美原则,周作人一方面选取具有生活情趣、民间情味以及知识趣味的题材,一方面深入到文化、人类、历史和社会等各个领域,大段摘抄他人原著,这使他的民俗散文既有丰富的知识性,又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周作人隐逸原因探析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复杂存在,周作人是以备受争议的＂现代隐士＂形象出现的。他之所以会选择与时代主潮迥异的隐逸之路,有多方面的原因。疾病和家庭的影响、日本文学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都是促使周作人关注自我、走向隐逸的不可忽视的原因,而最重要的主因则是周作人对隐逸之路的自觉追求。     

主体退却的诗意消解--以周作人、汪曾祺的文学创作为例

从周作人早期文学创作与汪曾祺的文学创作出发,勾勒并比较周、汪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认同,及其在诗意消解中文学创作的意义。“五四”新文化运动代表之一的周作人,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却主张“闭户读书”,撤出启蒙“广场”回归“民间岗位”,从事翻译和小品文写作。汪曾祺则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其世俗化的乡土小说洋溢着浓郁的人文气息,被称为不合时宜的“亮色”、知识分子桃花源、从大俗到大雅。在时代“共名”面前,他们的创作呈现主体退却的姿态,周作人、汪曾祺即使选择归隐,但其作品也始终脱离不了对“人”的关怀,这种超越历史、超越现实的关怀也是许多当代知识分子向往和追寻的精神高地。     

周作人反戏剧情结

周作人是以他的《人的文学》、《思想革命》等一系列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文章,富有实绩的创作奠定了他在新文学运动史上的重镇地位。从根本上说,周作人是一个受过西学熏陶的传统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有着不可分离的精神渊源。然而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群体中,周作人又算是一位最为复杂的人物之一,他对中国传统戏剧的态度     

周作人的民间立场及其对新文学的建构

清末民初以来,民间文学被知识分子当作文化改良和文学变革的资源。周作人以民俗学方法入手,对民间文学有着独特的认知与论述。本文通过考察五四后周作人民众认同的转移及其对各种民众文学形态的评判,考察他的民间立场与新文学建构的关系,并由此呈现其身份认同的独特性和思想心态的复杂性。     

论周作人对歌谣的研究整理与理论贡献

民俗学在中国的产生发展几乎是与新文学同时的,众多新文学家对民俗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周作人对民间歌谣研究的倡导以及搜集整理,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文章从周作人对歌谣研究的理论阐述、其征集歌谣的实践、社会影响及意义等方面,对周作人的歌谣研究进行了评述。     

钟敬文与民间文艺学研究

民间文艺学,它的学科名称订立日久,但它的学科性质却有争议。在西方民俗学史上,民间文艺学是被纳入民俗学的范畴的,有时也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些瓜葛。钟先生本人所熟悉的日本民俗学和欧美民俗学皆然。这是一种西方主流分类框架,在这个框架内,民间文艺学者被统称为"民俗学者"。但是,本文要讨论的是,钟先生所创立的民间文艺学是不能完全用西方民俗学主流框架所套用的。中国的民间文艺学是一门独立学科,由于中国的文化史、社会环境、现代条件和教育制度等原因,     

周作人和他所介绍的西方——从周作人早期著作中的外国人名谈起

“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周作人提出了“人”的文学,这一主张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对西方人文主义的回应。事实上,从他对非主流国家文化的偏爱、对西方经典人物的管窥、对日本文艺理论的汲取三个方面来看,周作人并没有真正接触西方,也未进入西方文化的主流。     

浅论周作人民间歌谣研究

周作人对民间歌谣的收集、整理、研究都投入了很多精力。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他的这一部分研究工作是他一生学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早期民俗学的建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周作人翻译思想概略

作为文学家和翻译家的用作人,其翻译生涯之久、翻译作品之多是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上不多见的,他的翻译思想作为中国传统译论的一部分,对当代中国翻译研究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本文通过引用周作人的一些翻译论述,将其主要的翻译思想总结为三点:直译与意译,翻译的性质,翻译的语言.     

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偏爱及其检讨

在周作人的一生中,日本文化始终受到他的由衷偏爱。对他来说,以"人情美"、诗意、幽默感见长的日本文化堪称完美。然而,正是这种偏爱使周作人放弃了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文化辨识力与批判力。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实施文化侵略、大肆诋毁中华文化的严峻现实,周作人从最初的慷慨陈词、仗义执言转变为三缄其口、退避三舍。最终,周作人放弃了民族气节,沦为文化汉奸,并因此受到了历史的审判与惩罚。     

周作人日本民俗研究管窥

周作人主要是从民俗入手研究日本文化,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少有人比.他的研究并非仅仅出于兴趣,在其背后有着更为深远的思考.周作人希望通过对日本民俗的考察和研究来挖掘其中的有益因子,从而为构建中国人理想的生活方式提供借鉴.     

周作人与图书馆及文献资料

周作人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中国现代最著名的小品文作家,但他在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远离时代,最后堕落为汉奸文人。而他走向深渊的第一步是他收下了伪北京大学任命他为图书馆馆长的聘书。因图书馆学界至今无人研究过他,故拙文试图从他与图书馆的关系,以及他如何学习利用书刊     

在“新”与“旧”之间走自己的路——论周瘦鹃其人

周瘦鹃历来被认为是"鸳鸯蝴蝶派"的重要一员,在现代作家中属通俗阵营,少被文学史关注。中国传统文人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后,无不在寻找属于自己的新的道路,有人跨步进入新文化阵营,有人仍然留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文化圈。周瘦鹃在二者之间走出了属于他的实践之路,他集创作、翻译、编辑、园艺等于一身,代表了现代社会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艰难跋涉之路。回顾他的一生,我们重新解读其人,以期寻找文人的精神与实践道路。     

2014年周作人研究述略

2014年的周作人研究主要集中在周作人思想观研究、文学观研究、周作人与其他作家的比较研究、周作人作品研究以及史料整理、翻译、批评、影响研究等几个角度。通过对2014年周作人研究的梳理与总结,可以宏观把握2014年周作人研究领域的方向与动态,从而深入且公正地了解周作人其人、其思想、其作品以及其思想史和文学史意义。     

周作人早期的翻译理论

1.引言 周作人(1885—1967),原名櫆寿,字启明,晚年易名遐寿,是我国现代著名的翻译家。在长达六十余年的译述活动中,他给人们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尤其是他翻译的古希腊、罗马神话,至今仍被译界奉为楷模。钱玄同盛赞他“在中国近年的翻译中开了新纪元”,胡适则将他的翻译誉为“国语欧化的一个起点”。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上国人对他作为散文家一面的定视,作为翻译家的周作人很少为当代人所知。到目前为止,     

浅析鲁迅和周作人散文的日本文学经验

鲁迅、周作人为现代散文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试图以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的文艺论著《苦闷的象征》为一个原点,挖掘其对于鲁迅、周作人散文创作的特殊意义。     

文化利用与“国民意识”的文化重构——对周作人的古希腊文学研究的再探讨

周作人的古希腊文学研究不是一种静观的学术工作,而是他对中国现代思想进行反思批判的成果.他对希腊文学尤其是对其中神话和拟曲的译介实质上是对现代中国的国民意识建构的灵活参与,以阐释希腊为文化策略,周作人一方面从国族社会的压抑中解放出"人"的自然天性,另一方面希求激活中国民间传统的伦理性,使之成为现代民族主义的文化资源和表意工具.这一传统通过他的想象加以转化和重构,超越了狭隘的地方性范畴,具有了"世界主义"的合法地位.     

周作人与吉田兼好比较论

周作人曾译介过日本古典随笔作家吉田兼好的《徒然草》中的部分篇章。文章拟从审美趋向上的趣味性与常识性、人生态度上的无常观与隐逸思想以及行文特色上的佛禅意识这三个方面,对周作人后期随笔创作与吉田兼好的随笔集《徒然草》做一比较。并认为周作人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对《徒然草》的翻译,正是他文学主张与创作风格于1928年前后发生转变的一个前奏。     

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周作人

“五四”新文化运动从实质上说是一场“人的解放”运动,正是出于这一精神的要求,周作人对西方文化人类学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并以此为中心构建了他独特的知识体系。他对中国国民性的富于穿透力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受到的文化人类学的学科滋养,正是文化人类学使周作人突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族本位主义”,跟整个20世纪的“人”的觉醒与解放运动完成了精神呼应,它同时也垫高了周作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民性的观照视点,使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和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