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萌芽”理论不适用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再探讨

资本主义萌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初形态,由于五种生产方式理论的窠臼以及受西方争取平等的民族情结和伟人情结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学术界对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的认识处于误区之中。中国古代社会不具备资本主义萌芽的土壤,资本主义萌芽的两大标志即商品经济和自由雇佣劳动不能照搬到中国。因此,"资本主义萌芽"理论不适用于中国。     

20世纪30年代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及原因探析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高等教育得到了相对快速的发展,大学生数量不断增长,但是其就业形势却不甚乐观。“毕业即是失业”,使这一问题成为时人关注的一个焦点。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政治未上轨道,经济凋敞,高等教育畸形发展,学校教育与社会需要脱节,大学生本身素质欠缺等等。研究这一现象对于我们重新审视今天中国高等教育有着重要意义和警示作用。     

邓拓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

邓拓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具有开拓性贡献。他的研究成果不多,但很丰硕,形成了成型的资本主义萌芽思想体系;他的研究理念和方法经常被后来研究者借鉴,形成了一定模式的学术理路。他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曾中止于20世纪50年代吗？——与杨奎松教授商榷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延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良好发展势头,并得到了延伸和发展。在此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了曲折发展的历史时期,但并没有中止。于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暂时中止。因此,笔者认为,杨奎松教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曾中止于20世纪50年代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20世纪中国的中学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是中学学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课程设置、教材编纂、教法更新三个方面对近百年来中国中学的历史教育进行了考察,在此基础上分析了20世纪中国中学历史教育的利弊得失。认为20世纪中国的中学历史教育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应当根据创新教育的理念,采取兴利除弊、扬长避短的措施,进一步促进中学历史教育的发展。     

20世纪20年代中学学分制的历史考察

学分制在20世纪20年代曾在我国的中学风光一时。中学学分制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和最终确立的,它经历了发轫和试行、确立和推广及逐渐衰微并最终取消三个历史阶段。学分制在中国中学里只存在短短十年就仓促退场,这与它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密切相关。对这些问题进行历史性的考察与反思,无疑可以为当前中学学分制的实施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普基本特征研究

从科普环境、性质、功能、机制4个方面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普的基本特征。指出稳定的政治环境是科普事业顺利发展的基本前提,群众需求是科普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创新机制是科普工作顺利开展的根本动力。     

20世纪50年代淮河水利工程建设回顾

淮河流域是我国水旱灾害频发地区,严重影响着沿淮农业的生产发展.本文对20世纪50年代淮河流域水利工程建设进行分析研究,对流域水利工程建设的效益与不足进行评价,总结经验教训.     

20世纪中国文化史研究之回顾与展望

中国化史研究在上个世界孕育与诞生后,经历了短暂的成长与发展时期,不久便进入了一个徘徊与彷徨,停滞与曲折的阶段,８０年代后获得了一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化史研究在近百年的在程中华 成就是辉煌的,其不中 明显的,这为新世纪的化史研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20世纪50年代中国派遣留苏学生问题的考析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应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同时解决国内人才紧缺的局面,新中国向苏联派遣了大量留学生。这些留苏学生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身体检查及业务考查,最终派往苏联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在学成后回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在科技、教育、医学、文学、艺术等领域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代中越关系研究回顾

古代中越关系史是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学术界的研究长期处于一种非正常状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大陆学术氛围的宽松和中越关系逐步走向正常化，古代中越关系的研究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其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华侨史等几个方面，并取得不俗的成就，但也存在诸多不足和缺陷。     

20世纪50年代中国选择计划经济的历史必然性

20世纪50年代,中国选择运用计划经济体制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基于经典社会主义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资源配置方式的思想,苏联模式的示范效应,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危机,中国革命战争年代采用计划经济的历史经验以及中国当时重工业战略选择对计划经济的需要,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战略意义。     

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宋明理学研究及其特点

20世纪3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张岱年、范寿康、贾丰臻、陈钟凡、蒋维乔、谭丕谟、徐敬修、吕思勉、稽文甫、容肇祖等,都有中国哲学史研究著作问世。而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当属冯友兰先生,其《中国哲学史》堪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和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的宋明理学思想研究,成为该书的亮点,展现了冯友兰先生研究宋明理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独到方法,如从方法论角度明确了把钻研西方哲学作为研究宋明理学的方法,研究中注重对哲学史料的搜集整理,采取分期、明域、别派的方法进行研究,注重评述哲人之哲学等,基本代表了冯友兰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整理研究宋明理学或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是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大贡献。     

20世纪30年代文化名人旅寓青岛现象研究

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抗日战争之前,大量文化名人寓居青岛,其中包括声名斐然的教育家、闻名遐迩的作家以及短期旅寓的众多文化名流等。这些文化名流的聚居和碰撞,使当时有“文化沙漠”之称的临海一隅青岛一跃成为30年代山东省区域文化中心城市。尽管旅寓时间不长,旅寓名流们不仅给青岛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旅寓文化遗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青岛城市文化的格调和高度。     

20世纪2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产生、贡献及其特点

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宣传、教育的总体,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这支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理论队伍一经产生,便在思想上传播马克思主义、学理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行动上实践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文化革命、思想革命的主力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     

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讨论

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进行了一场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主题围绕着两个方面展开：一、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促进中国现代化需要什么样的先决条件？二、中国现代化当采取哪一个方式？个人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外国资本所造成的现代化,或是国民资本所自发的现代化？实现这方式的步骤怎样？这场讨论提出了很多开拓性的见解,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了积极探索。但是这场讨论缺乏足够的实践基础,我们从中看不到实现现代化的现实力量。     

20世纪茶陵派研究回顾

明初台阁体学向明中叶复古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渡时期，而以李东阳为首的荼陵派在此期间担当了历史所赋予的重任，扮演了学史上不可或缺的角色。20世纪初以来，学术界对李东阳及荼陵派的研究由冷趋热，从李东阳生平及作版本，茶陵派组成成员，茶陵派学创作，茶陵派学理论，李东阳书法风格，茶陵派的影响及历史地位等方面对茶陵派进行了探讨。     

20世纪30年代中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概述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逐渐深入,很多文章都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在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创作其他领域的同时,《罪与罚》成为这一时期的研究焦点,与此同时,左翼文学势力也展开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判。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往研究的新趋向。思想家的研究继续受到学界的关注，思潮史研究蔚成风尚，学术思想史研究成为热点，思想史研究的对象与方法也引起了强烈的关注。与此同时，相关研究中也出现不少问题，如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严重、盲目“创新”、评价标准的错位等等。本文在检视过去十几年中近代思想史研究成果与问题的基础上，对今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趋向作了展望。这必将有利于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中国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回顾与反思

本文对百年来的中国史学进行了宏观的回顾,排列了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三个阵营,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时代的主潮。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可以分为五个时期,取得了很多成就,但中国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病症”,诸症自有其原因。虽然道路曲折,但马克思主义史学必将在开拓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