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革命”冲击下的独联体

“颜色革命”使独联体国家陷入了复杂的境地，西方力量大规模进入独联体，将形成多种势力并存的格局，独联体各国的国际政治立场变得模糊不清，独联体将进入新一轮活跃期和动荡期。     

关于独联体国家发生"颜色革命"的思考

长期以来,革命往往与腥风血雨相联系,而近两年来独联体国家相继爆发的“颜色革命”似乎赋予了革命温柔的特色。但这种温柔革命的背后则折射了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那就是:无论什么形式的革命,其深层原因无不是社会政治经济危机的产物;“颜色革命”尽管代表了普通民众渴望民主的善良愿望,但在很大程度上却往往被反对派所利用;“颜色革命”的实质是“街头政治”,其背后依然被西方国家所操纵,是西方和平演变政策的继续;“颜色革命”既未能改变经济贫困、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的现状,也难以真正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     

非政府组织与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

自2003年格鲁吉亚爆发“玫瑰革命”以来,在后苏联空间相继发生了一系列企图推翻现政权,建立亲美的“民主政府”的“颜色革命”。探究颜色革命产生的原因,必然是独联体国家内部和外部多重因素合力的结果,但各类西方和亲西方的非政府组织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颜色革命"与美俄战略之争

从颜色革命的特征及形成原因入手,分析其对俄罗斯造成的影响与后果。探讨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搞颜色革命的动机与手段,认为颜色革命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的有力武器。美国将可能利用颜色革命来推行全球霸权战略,这将对中国的国家利益造成负面影响,特别是将给中国西部边疆的安全带来隐患。     

"民主橱窗"与颜色革命

独联体国家发生政权更替，西方国家进行渲染，赋予了它一种进步的、现代的、西化的色彩。从大国博弈来看，西方国家介入颜色革命具有明显“去俄罗斯化”意图，从颜色革命背后的民众诉求来看，民众希望国家承担起应有的职责，解决他们关心的问题。西方国家的意图与当事国的民众诉求远不是一回事。     

围绕"凯恩斯革命"的最新争论

"凯恩斯革命"是20世纪经济学中的重大事件.最近有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革命"是"捏造"的,是人为虚构的"神话".由此引发了关于"凯恩斯革命"的新争论.这些争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凯恩斯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界的现状.     

普京政权严防国内发生"颜色革命"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发动"民主攻势",俄国内反对派也蠢蠢欲动,企图催生"颜色革命".面对这种形势,普京政权坚守阵地,采取各种防范措施.一是坚持"俄式民主",强化中央集权.二是加强宣传教育,建立官办青年组织.三是整顿非政府组织,严控境外资金来源.四是密切关注并开始"敲打"国内危险的领头人物.     

"颜色革命"与美国中亚战略的调整

中亚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了实现对中亚的控制,争夺丰富的油气资源,遏制中国和俄罗斯,布什政府在“输出民主”的口号下,在中亚策划发动了“颜色革命”。美国通过介入中亚国家的选举,支持反对派,成功地更迭了某些国家的政权,在这些国家建立起亲美疏俄政权。美国主导这场“颜色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控制中亚的战略意图。但是,美国这种战略企图的实现决非一帆风顺。     

"颜色革命"给中国共产党健全执政合法性的启示

中亚国家发生“颜色革命”的内因表现在:经济衰败,执政的绩效合法性不存;民主形式化,政府管理失控;腐败现象严重,政治权威弱化。其深刻教训是,必须以发展经济为基础,努力实现社会公正,小心“民主”陷阱,以此为鉴。健全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本思路是:重塑公平正义、发展特色民主、严惩腐败不作为。     

"汉字革命"与"德莫克拉西"——现代中国"民主"观念的语文学发生

"汉字革命"与"民主"话语演变有着深刻的渊源,一部现代语文改革史就是一部现代民主话语发生史.晚清文改运动中的"民主"话语具有双重性:既包含君臣结构中的"臣民"意涵,也含有现代"公民"意识;五四时期的"民主"含义相当含混,既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成分,也有无产阶级"民主"之意;1930年代的语文运动使"民主"话语强调要建立以无产阶级为历史主人的民主文化秩序,突出无产阶级属性;抗战至建国前后,由于各种政治势力鼎足而立,"民主"话语的涵义十分驳杂.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的重要特征就是突出民主的"人民"属性.通过考察"民主"这一复杂历史文本从晚清到1940年代在语文改革中的语义变迁,可以证明百年语文变革的历史动因和不同时期"民主"的不同诉求.在这场话语实践中,单向度向人民大众倾斜的语文实践固然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和充足的历史合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理论误区和实践偏颇.     

阅读生活的荒凉——"文革文学"接受简论

文学接受活动从文艺社会学意义上看是一种社会接受行为的具体化。“文革”时期是一个“狂乱的文学年代”,其时的文学是“失态的文学”,或者说是“单向度的文学”,当然还有“地下”(或“潜在”)文学的潮流涌动。“阅读生活的荒凉”是这一时段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面对公开和地下两类文本,受众对“文革文学”的接受因为战时文化心理和缺乏性动机,对当时的文学创作甚至“后文革”时代的文学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可以说,文革文学史的形成过程,更多的是读者的极力推涌。换言之,是他们完成了对文革文学史的撰写。研究“文革文学”需要一种胆略:既要避免政治化的文学解构,也须在社会因素的干预和干扰中持续前行;既要有一般文学理论的架构,还得寻求与研究对象相契合的视野、理论和方法。     

"文革"时期外来词语使用情况考察

外来词语是观察语言和社会以及二者互动关系的一个很好窗口,通过文革时期外来词语的使用情况及其造成原因等进行分类描写、分析和解释,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和认识文革语言以及文革本身。     

论“文革”主流文学的叙事模态

"文革"主流文学的叙事模态是以"神"与"魔"对立为核心的人物伦理谱系构成的.体现"特选子民"的"成圣"与"显圣",以及在"大希望"与"大恐惧"之间的"神性救赎".这是一幅世俗宗教的畸形精神圈.     

"文化大革命"成因中苏联因素论析

针对苏共二十二大提出的“全民党”、“全民国家”的观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有关论述,对此进行了批判,认为苏联出现了“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它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是苏联“修正主义”的阶级基础,同时又对照国内的情况,这种比照的结果,就是认为国内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结果提出了“大过渡”的论断,使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进一步发展起来。此外,对苏联文化领域过分严重的估计又导致国内意识形态领域过火的批判。这些因素的综合效应,便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文化革命”与改革开放的正反分合

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理性信仰建设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文化革命”以信仰教条化压制现代化,造成惨痛教训。改革开放的今天,必须重视和加强理性信仰建设,不能以片面的现代化冲击理性信仰,与时俱进地协调现代化与理性信仰的关系,是21世纪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大问题。     

辛亥革命与民国初年的"产业革命热"

实行产业革命,发展资本主义本来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历史使命和宏伟目标,民国政府一成立便展开实业建设,掀起了这场"产业革命热".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建立了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民国政府,也为"产业革命热"开创了前提条件.虽然由于袁世凯对革命的残酷镇压,这场"产业革命热"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而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自发的投资热潮,仍有力地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研究

从伦理学角度看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在思想感情上并没有脱离人民。从哲学 (认识论 )角度看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是建立错误认识基础上的 ,造成了一场大灾难 ,应彻底否定。给我们的启示是一个主观上忠于人民的领导者 ,必须在客观实践中与时俱进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群众路线和民主、科学决策机制。     

“二次革命”论、新民主主义论与民粹主义——对陈独秀“二次革命”论之再评价

胡绳晚年,以民粹主义问题为切入点,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所作的再评价,在中国现代思想史的研究中具有借鉴价值。在批判民粹主义问题上,陈独秀与毛泽东可说是殊途同归。陈独秀运用“二次革命”论批判民粹主义,而毛泽东所凭借的则是新民主主义论。这两个理论虽有原则区别,但在与民粹主义划清界限的问题上却达成了共识。这是因为,二者在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主张有间断的革命和最终的革命目标等方面,见解相似,结论相近。我们应从这一角度对陈之“二次革命”论进行再评价。     

古九州方位在泰沂山系一带——九州考

“九州”原为虚指,后来才逐渐具体化为九个大型的行政区刊,关于九州的资料仅见于战国时期,献诸说很不相同,大致可分为《周礼》派九州说与《河图》派九州说,为辨异解疑,笔列举了大量古籍献资料进行辨析、考证,认为《河图》派九州说之九州多能在山东境内泰沂山系一带找到地名来源;而《周礼》派九州说,则是战国时期由于疆土扩大和对历史的遗忘而误读《河图》派九州说之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