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权统治下的女性悲剧命运——浅析铁凝中篇小说《棉花垛》中的女性形象

文章通过分析铁凝的作品《棉花垛》中的三个女性形象,展示了在男权统治下女性不管在和平年代还是战争年代都是一样的悲剧命运,从而反映了铁凝对人性的探索。     

革命立场与女性意识的较量——读《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二）和《夜》

在丁玲的短篇小说《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二)和《夜》中，作家的创作意图与作品的客观效果发生了背离：其女性意识比革命立场更为引人注目；小说的艺术重心在女性意识，丁玲思想中深植的女性意识，其创作方法上的矛盾，以及社会革命与女性命运的不一致，是导致这一背离的几个原因。     

垂死挣扎的玫瑰——评析比较《金锁记》与《玫瑰门》中的女性形象

分析并比较《金锁记》中曹七巧和《玫瑰门》中司绮纹、姑爸、宋竹西的人物形象,评价她们在对待时代给予的命运时的态度,对命运或是抗争或是妥协或是绝望,认为铁凝在女性人物形象塑造上后来居上,胜过张爱玲。     

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丁玲于1941年创作的短篇小说,曾被周扬编入《解放区短篇创作选》,列为第一篇。作品写的是农村少女贞贞的不幸命运。贞贞反抗包办婚姻,不愿做米铺老板的真房,逃离     

笨花:民族生命的载体——析铁凝小说《笨花》

《笨花》是一部风格迥异于铁凝以往任何一部作品的大作。它不再是从女性视角出发对女性的生存命运继续探讨,而是以家族叙事为主线,以冀中平原上一个小村子的生活为蓝本,将凡人凡事融于历史风云变幻,世态风情的生动展示中,折射民族历史的命运。《笨花》是铁凝对民族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是她对乡村对黄土地厚爱之情的独特的表达。     

从梦珂到曼贞——试论丁玲1920到1930年代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流变

丁玲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小说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具有延续性,但同时亦有变化.在丁玲的早期作品中,梦珂、莎菲等新式女性形象的塑造明显带有作者丁玲的个人影子.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丁玲对新式女性的看法也出现了变化,在小说《母亲》中,曼贞的出现,为读者重新认识与理解新时代知识女性的独特个性与精神面貌提供了一种可能.     

铁凝《玫瑰门》中的女性形象

铁凝1988年发表的长篇处女作《玫瑰门》,开始关注女性命运这一沉重的课题。作品以司猗纹、苏眉为主要对象,描写了他们的不同生存境遇和反抗。作品独特之处在于除了对女性命运作出分析之外还为女性解放指明了道路。     

扼住命运的咽喉——丁玲《母亲》的女性主义解读

丁玲的《母亲》以一个弱女子成长为自主、独立、主体的女性过程，揭示了女性在生存的关键时刻，扼住命运的咽喉，挖掘生命的潜力，从而超越生命；启示女性只有以主体的姿态，自我把握，敢于承当，才能实现人生命运的转换。“母亲”具有的“男女平等”的性别信念及其具体作为不仅让我们看到了觉醒了的中国现代女性卓越的性别自觉，更为新时期女性走向自我的全面解放提供了行为借鉴和全新的精神力量。“母亲”对“女儿”成长的巨大影响启示女性尤其是母亲应以自己自强独立开放的人格素质影响下一代，同时丁玲母女之间的这种“朋友”与“知己”关系更是新时期“母女”姜系的右矗借鉴．     

叩问女性之门——对《玫瑰门》中女性生命历程的一种解读

铁凝，一度以“香雪”式的纯情备受关注。作为中国当代女作家群中的重要一员，她并不缺少揭露人性阴暗面的勇气与刻写生命的力度，她的作品《玫瑰门》就是这样的一篇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玫瑰门》是一部结构繁复的长篇小说，在这部小说中，女作家铁凝全面而深刻地展示了三代女性不同的生活遭际和相似的悲剧命运，小说的叙述人苏眉和外婆司琦纹既排斥又吸引，而小说中的重要人物姑爸则以自己的特立独行深刻地诠释了女性的悲惨命运，她们都在反抗性别压迫的同时又无法逃离性别规定性带给她们的苦难。本拟就女性内心世界意念的隐忍与勃发来阐释女性的人格扭曲及完善，探讨女性由认同男权制度走向反抗男权制度过程中的利与弊，同时观照一下它所产生的深远社会意义。     

女性命运的历史演变--简析铁凝《玫瑰门》

铁凝的长篇小说《玫瑰门》通过庄家三代女性司猗纹、竹西、苏眉不同的生存状态和人生轨迹的刻画 ,形象地概括了大半个世纪里中国女性命运的历史演变     

在不和谐音符中探寻受辱女性"活"的内蕴——解读《我在霞村的时候》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一部具有强烈张力和多重对话的浑厚之作。聚焦文本,回归文本研究的最初语境,在当时延安政治文化所规范的心理定势支配下,"贞贞"的诞生,无疑是对当时文化主旋律的碰撞和对国民性的警惕,文本中既鞭挞了解放区光明背后所隐藏的诸多不和谐现象,同时也大胆而深刻地披露了女性特别是受辱女性的生存困境,从而耐人寻味。     

走出美术技法课教学的误区

在美术技法课教学中,有些教师可能由于长期形成的积习,往往会存在教法和认识上的误区,这不仅不符合美术教学的规律,而且不利于学生创造力的培养,每位美术教师应加以反思、摒弃。     

历史与人生的交响——杜鹏程《战争日记》简评

杜鹏程的《战争日记》是解放战争期间西北战场的全景式展映,内容涉及当时社会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各个层面,是军史、党史、群众革命史的重要见证;他个人由随军记者逐渐成长为一名革命作家的历程也详尽地体现在日记中。日记里的生活使杜鹏程最早萌发了创作《保卫延安》的念头,并为《保卫延安》的创作提供了素材支持。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研究综述

对《我在霞村的时候》的最初的直接评价是1948年冯雪峰“发现”了这一小说的主题意蕴和人物塑造的重大价值。50-70年代许多日本学者关注其创作特点,他们的阅读具有明显的自我反省色彩,而中国学者则从政治革命视角理解这一小说并走向极端化。80-90年代的研究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冷峻的多样性气象,直接关注这一小说深层性的创作本身的问题,甚至置放在现代女性文学的美学特征、心理现实主义、欧美现代小说、潜女性话语的新境界上进行新的认识。     

论美国前工业化时期白人妇女的两种发展趋势

前工业社会始终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妇女发展趋势。一种来源于欧洲传统社会的性别歧视和父权制家长地位的观念,一种与新大陆关于平等的伟大理想一脉相承。由于劳动力缺少和妇女匮乏,加上独立战争唤发出妇女的自觉意识,在殖民地和独立战争时期,“旧大陆趋势”处于隐性状态,从而孕育出美国妇女史上的春天,但到了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前半叶,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东部在当时美国白人社会中的主流地位,“旧大陆趋势”战胜“新大陆趋势”,迫使美国白人妇女进入“淑女时代”,失去了原先的平等独立。因此,从整体上看,前工业社会美国白人妇女的社会和家庭地位呈现一个由高到低的下降过程。     

关于秦州弓门寨的几个问题

在宋代史料与地理总志的记载中,关于弓门寨的记载有歧义,经过对相关史料的记载对比分析后,可以得知宋代史料记载中的弓门堡与小弓门寨以及弓门寨并不是一座堡寨;通过对《读史方舆纪要》的记载与宋代史料的记载对比分析后,可以得知《读史方舆纪要》中的弓川寨与北宋时期的弓门寨实为一个堡寨。弓门寨为北宋初期于西北缘边区域所进筑的一座堡寨,弓门寨的进筑对于安抚大小陇山区域秦仪两州的蕃部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弓门寨扼守了北宋前期重要的秦州通过仪州经陇山进入渭州的黄石河路与秦州通过小陇山分水岭过大震关至陇州的大震关路,由于北宋中后期西部疆界向西开始扩展,原有的蕃部问题不再突出与已有的交通格局发生变化导致了弓门寨地位的下降,到宋仁宗之后弓门寨几乎不见于史料记载。     

叙事学视野下的铁凝“三垛”

从镜像叙事、循环论时间观念的文本显现、多种叙事模式的交叉运用等三方面对铁凝的"三垛"进行叙事学解读,发现铁凝的"三垛"蕴含着丰富的叙事策略.由于独特的叙事策略的运用,铁凝的"三垛"在其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以独特的审美风貌丰富了新时期文学史.     

谈申丹《叙事学》中的电影叙事——以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为例

申丹《叙事学》以其国际化的视野对叙事学、文体学、翻译学进行交叉研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体系化叙事理论轨迹。文章引用其观点展开对电影《我的父亲母亲》的叙事解读,通过影片“叙事主体”的追问来证明女性形象的陪衬地位。在“叙事色彩”的特点上,笔者通过“顺逆时序的色彩”、“时距中的叙事频率”以及“叙事空间与视角”、“叙事空间的阐释”来凸显“时间叙事”和“空间叙事”中的色彩性。最后,通过“叙事补充”,让原本被影片“过滤”掉的历史重新浮现,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叙事补充”等。     

边境哈尼族村落文化变迁的时间机制——以云南省江城县龙富村为例

江城县龙富村位于云南省中、老、越三国交界处,这个哈尼族村落在近20年时间经历了橡胶种植、边境管理、基督教等带来的剧烈文化变迁。时间民俗的变化触及了这个哈尼族社会文化的深层结构。通过民俗学时间研究和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研究,揭示了龙富村的时间观念、时间制度、生活节奏如何作用于民众日常生活的文化调适。在稻作生计模式向橡胶种植转型的过程中,时间民俗文化经历了瓦解、失忆、并置与涵化的过程。跨境族群和生计改变的特殊现实,迫使龙富村哈尼族的岁时节日、历史记忆、生活作息形成一张新的民俗时间表,也透露出哈尼族村落文化变迁的内在时间机制。     

国共两党敌后抗战的差异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都在沦陷区开展游击战。国共两党敌后游击战都在抗战中起到积极作用,但理论和实践上的差异导致两党敌后抗战的结果迥异。这种差异反映了两党阶级本质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