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运用技术侦查的正当性研究

在职务犯罪日益智能化、科技化的新形势下,技术侦查是一种有效的侦查手段。但技术侦查是以牺牲公民权益为代价的手段,应寻找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点,对技术侦查运用的正当性进行诠释。该文着重从技术侦查措施设立的必要性和技术侦查在法律规范中的体现这两个方面,对技术侦查的正当性进行探讨。     

赋予侦查机关刑事和解决定权的正当性分析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兴的纠纷处理模式,因其独特的制度魅力,引起学界广泛关注。新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侦查机关对刑事和解的建议权,并未赋予侦查机关刑事和解适用的决定权,基于和解行为的实践理性、犯罪"标签化"理论、侦查与和解职能关系、比较法考察、恢复性司法与后现代法治理念等多重视角分析,赋予侦查机关对一定范围的刑事案件和解决定权具有正当性。     

刍议技术侦查措施在我国职务犯罪初查中的运用

伴随着新时期职务犯罪高智商性、隐蔽性及反侦查能力强的特点,我国现有的初查手段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已远远不能适应办案实践的需要,成为制约初查功能发挥的瓶颈．因此,急需引入一些特殊形态下的技术侦查手段,以加大初查措施的力度,完善初查措施体系,更好地实现初查的目的．     

在职务犯罪侦查中运用监听措施的探讨

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各类犯罪活动更隐蔽、更频繁,且手段多样,职务犯罪尤其不易侦查,在刑事侦查中已广泛运用的监听措施,也可以尝试应用于职务犯罪的侦查中,但要研究监听技术,掌握运用的方法,控制使用范围和程度。     

论职务犯罪中技术侦查手段的运用与限制

技术侦查手段能否在职务犯罪中运用存在一些认识问题及制度障碍,然而技术手段在职务犯罪侦查使用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应当允许使用.技术手段属于强制措施可能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在使用时也应遵循几个基本原则,如程序法定原则、合目的性原则、最底限度使用原则以及权利救济原则等以保障其合理使用.同时,在现行制度下检察机关使用技术侦查手段还要注意防止不适当的侵犯职务秘密和个人隐私,强化自我约束并接受外部监督.     

试论技术侦查在职务犯罪初查中的适用

初查在职务犯罪侦查中具有重要地位,它即是立案的前提,又是立案后侦查工作乃至整个刑事诉讼的基础。职务犯罪呈智能化、隐蔽化和专业化趋势发展,而传统的初查手段已不能适应当前侦查办案的需要,严重制约了初查作用的发挥。因此有必要赋予检察机关在初查阶段适用技术侦查的权力,以更好的实现初查的功效。     

职务犯罪技术侦查与证据采信

职务犯罪日益技术化、隐蔽化,犯罪分子反侦查能力日渐增强,传统的一般侦查措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集技术性与秘密性于一体的技术侦查是应对职务犯罪的有效措施。因此,直接授权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建立技术侦查的适用原则,实现技术侦查的法治化,配套相关证据采信原则,既能强化职务犯罪的程序控制,又有利于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     

在职务犯罪侦查中运用电子监听技术的立法思考

电子监听技术作为技术侦查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国际反腐败斗争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我国职务犯罪侦查中合理运用电子监听技术并完善相关立法是非常必要与紧迫的。在借鉴国外相关法律规定及立法模式的基础上,对我国电子监听技术侦查立法提出建议：（1）应将电子监听等秘密侦查方法在刑事诉讼法的基本法律中单独列章予以明确规定;（2）应将职务犯罪尤其贿赂犯罪明确规定在电子监听的适用案件范围之内;（3）严格规定运用电子监听侦查的审批机制。     

技术侦查证据规范运用之进路

2012年《刑事诉讼法》赋予技术侦查证据以证据能力,但由于技术侦查证据规范的不完善导致技术侦查措施面临从幕后走到台前的滥用风险,并引发了三大层面的价值矛盾,即保守秘密与人权保障的矛盾、证据价值发挥与司法资源合理配置的矛盾、真实发现与程序正义之间的矛盾。矛盾冲突的化解有赖于制度的力量,技术侦查证据规范本土化的构建思路为：对证据审查模式进行梯度设计、明确技术侦查证据使用的决定主体、构建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规则。     

职务犯罪侦查中证据搜集的效率决策

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面临的侦查程序的规范化管理问题，如何在兼顾公正的基础上提高侦查取证的效率，是该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浅谈职务犯罪侦查中的初查

初查是检察机关根据侦查职务犯罪案件的特殊性,在立案之前所设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已被我国各级检察机关的自侦部门广泛应用。检察机关受理的职务犯罪案件线索材料,往往真伪难辨,所反映的问题有的详实,有的简单,如果不经过认真细致的初查,很难对案件线索有一个准确判断。初查既是立案前提,又是立案后侦查工作甚至整个诉讼活动基础,关系整个案件的成败。     

刑事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探析

人权保障作为人类一项最基本的道义,是各国刑事诉讼发展的重中之重。维护和保障人权既有利于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又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民主精神。通过研究分析我国人权保障的现状,与我国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的司法实践和立法现状相结合,找出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即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不够明显,侦查机关的强制处分权缺乏有效的司法监控。而完善刑事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需要做到确立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同时也要建立侦查司法审查机制。最终使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从而更有利于人权保障的发展。     

对行政调查的再认识

行政调查在现代行政法治中日益凸显其重要地位,但是我国缺乏完善的行政调查法律体系,立法对于行政调查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冲突也缺乏有效调控。这主要源于传统行政法学对行政调查定位为附属的、过程性的行为,对其在行政法治中的独立价值缺乏足够认识。完善行政调查机制,构建法治政府,必须对行政调查的内涵、性质进行宏观上的再认识。     

晚近名案中的刑法理论问题探究

近年来,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发生了很多广受社会各界关注的著名案件,比如邓玉娇案、梁丽＂金首饰＂案、孙伟铭醉驾案、习水官员嫖宿幼女案,等等。这些案件的处理,为日后法律职业人运用刚性法律应对纷繁复杂的具体事案提供了绝佳借鉴;同时,这些名案背后也深藏着许多艰深的刑法理论问题,有待刑法研习者加以深入研究。     

我国现行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

我国现行刑法强化了其人权保护机能,主要表现为:明确了刑法基本原则;明确并减轻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强化了正当防卫制度;刑罚人道化几个方面。同时我国刑法在人权保障方面也还存着罪刑法定原则有待进一步切实贯彻;刑法分则体系有待调整以突出对公民权益的重点保护,有待建立保安处分制度,有待进一步修正正当防卫制度及进一步限制和减少死刑等问题。     

论私人刑事调查的实施方式

私人刑事调查具体实施带有较大灵活多样性。为了避免其实施造成过多负面影响,应对其实施方式展开界定。将私人刑事调查具体实施方式划分成非强制性私人刑事调查和强制性私人刑事调查两部分,对强制性私人刑事调查方式的实施进行了基本程序设计。     

论媒体对刑事侦查工作的监督及其改进

媒体监督既是公众行使新闻自由权的具体体现,又是保证刑事侦查行为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的有效力量。当前,由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新闻体制改革滞后等因素的影响,媒体监督的效果还没产生理想的效果。因此,需要采取完善媒体监督立法、健全媒体监督机制以及增强媒体的法治意识等措施,以优化媒体对刑事侦查工作的监督。     

试论技侦证据的效力与规范

技术侦查在当前的犯罪侦查中是一种新型且很有必要的手段,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此也有规定。然而这种侦查手段是一种特殊情形下才能使用的手段,因此,通过该种手段取得的证据也具有其特殊性。任何事物都包含两面性,我们在肯定该手段效用的同时还应看到存在的问题。现从通过技术侦查取得的证据入手,分析了该种证据的特殊性、效力认定及对其如何进行规范,从而使该种证据更加规范,在审判中得到有效运用。公诉机关应从证据的合法性、完整性、关联性角度对技术侦查证据的特殊性加强证据审查,积极探索技术侦查证据的审查规则,对违法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以保障辩方的合法权益。     

通讯监听行为的法律规制

通讯监听是侦查机关在刑事诉讼实践中经常采用通讯监听这一种技术侦查手段,该项行为直接影响到宪法所保障的公民的言论、通讯自由、隐私权等基本权利和自由,因而会发生“控制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利益冲突。在中国,由于对通讯监听行为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因而应当以法律形式对通讯监听的案件范围、适用对象、前提条件、审批程序、实施期限、执行措施以及监听材料的具体使用等进行合理规制,以使它能够在正当法律程序范围内规范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