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撰《说苑叙录》解读

刘向《说苑叙录》文字理解的关键在于“说苑杂事”、“新序”、“百家”、“新苑”四点。前人有争议,但也有共同的认识。“说苑杂事”是刘向编撰《说苑》时所用的底本《说苑杂事》;“新序”是刘向的著作《新序》,“百家”是《汉志》子部小说家著录的《百家》书、“新苑”则是《说苑》的别名。     

说《彖传》(上)

《周易》的《彖(tuan)传》解释六十四卦图形的结构和卦辞。它和《系辞传[下]》“彖者,材也”、“知(shi,同“智”)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的“彖”、“彖辞”不同。《系辞传》说的“彖”和“彖辞”是卦辞,是《易》的经文;《彖传》是     

论《楚辞》多种文化的交融

文章从文献学角度,用“内证法”证明,《楚辞》和“北方文化”具有一致性然而又迥然不同,“北方文化”深刻地影响着《楚辞》。再从考古学角度,揭示“南楚文化”是《楚辞》赖以成长的文化背景。最后,从《楚辞》与现实生活中的“楚歌楚声”关系论证,“楚歌楚声”是《楚辞》文化的根。最后得出结论:《楚辞》家者流,主要是出自民间,并受到南北文化的影响。或者说:“北方文化”影响《楚辞》,《楚辞》直接接受“南楚文化”,“楚歌楚声”是《楚辞》直接的来源。确切地说:《楚辞》是多种文化的交融。     

《三国志·谯周传》“研精六经，尤善书札”辨误

《三国志·谯周传》记载：谯周“研精六经,尤善书札”。“书札”应是“《书》《礼》”之误,依据是：《通志》的《谯周传》“书札”作“《书》《礼》”;从谯周作品及谯周的经学承传来看,作“尤善书札”不舍理,而作“尤善《书》《礼》”则合理;《三国志》中“礼”字多讹为“札”字;“植”字很早就已写作“礼”,而“礼”字与“札”字形近,易致二者混淆。     

《汉书·艺文志》著录子类小说书目提要5种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著录作品15部,大体可以分为5类,即“说”“子”“术”“事”“言”。“说”类小说为《汉书·艺文志》著录小说之正格,其篇目数量也最多。而“子”类小说也是《汉书·艺文志》著录小说之主体,其作品数量占《汉志》著录的1/3。其中著录的《青史子》《师旷》《务成子》《宋子》《天乙》5部“子”类小说,也是研究汉代“子”类小说的重要文献。     

“女史”源流及文化定位

“女史”是一种特殊的史学现象 ,是宫帷生活中的一只“理性的眼睛” ,它发源于《周礼》、《毛传》 ,潜流于《汉书》、《后汉书》 ,交汇于《宋书》、《魏书》、《北史》 ,奔腾于新旧《唐书》 ,《金史》、《明史》为其余波。“女史”是先民们“二元本体思维”的产物 ,沉淀着特异的文化内涵 ,是传统史学大厦上开启的一扇“新窗口”。     

“经·传·注·疏”小议

笔者所说的“经”、“传”、“注”、“疏”属于古代典籍,四者有着密切的联系。“经”是被儒家列为经典的著作。如《诗》、《书》、《易》、《周礼》、《礼仪》、《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     

《文心雕龙》之书名、框架和性质今辨

所谓“文心雕龙”,是指作文的用心在于精雕细刘,以企及“刻画而自然”的至境。彦和把《文心雕龙》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文之“纲领”,包括“文之枢纽”五篇（从《原道》至《辨骚》）和“论文叙笔”二十篇;下篇是文之“毛目”,包括“剖情析采”二十四篇（从《神思》至《程器》）和“长怀《序志》”一篇。这是《文心雕龙》的原初框架。就《文心雕龙》性质而言,它是一部文章写作思想论著。     

文科:《论语》中“论”的读音和意义(共8则)

《论语》中“论”的读音和意义《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一本儒家经典著作。大学、中专、中学的语文教材都选编了其中的内容。如《大学语文》中的《论语十则》、中师语文中的《论语七则》、中学语文中的《论语六则》等。但是,这些教材对《论语》的“论”字都未作注音和解释。因此,一般人都把“论”读作lhn,作“论述”解释。实际上,《论语》的“论”的正确读音是inn,是编纂的意思。“论”的繁体字是“偏”,“输”的古字为“命”,会意字,从““”从“。”。‘一是古“集”字,“命”即“册”,把零散的言论汇集成册谓之“命”…     

从《汉书·艺文志》称《诗》,看《诗》在西汉的传本

《汉书·艺文志》对《三家诗》和《毛诗》均有著录.通过对《三家诗》著录的考察,认为“故”和“传”分别为汉人不同的解《诗》经文的方式.又联系汉代人和清代人对“故”和“传”的解释,认为“故(故训)”是对《诗》经文属于文辞方面的解释;而“传”则是对《诗》经文属于内容方面的解释.就《毛诗》系统说,今所谓《毛传》,恰恰是汉人讲的《毛诗》的“故(故训)”;今所谓《毛序》,恰恰是汉人讲的《毛诗》的“传”.以此出发,揭示出西汉《诗》(特别是《毛诗》)传本的状况,并对纷争不休的《毛诗序》形成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视角.     

《九歌》与屈原

一、《九歌》溯源《楚辞》每以《九歌》与《九辩》相提并论,而关乎夏后启,《离骚》则云:“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天问》则云:“启棘宾帝,《九辩》、《九歌》”。但是《九歌》并非夏后启所创,从《天问》看,是夏后启请“帝”降临作客,“帝”就把《九歌》、《九辩》交给了夏后启。而结合《离骚》,能令太康一度失国的歌舞大概不外乎一个“淫”字,则“帝”之“淫”亦可见。问题是这位传此歌舞于启的“帝”是谁,《天问》未言其详。不过联系禹肇分九州、始铸九鼎的传说,再联系卜辞祖先考妣之有“宾”祭的事实,《天     

“暮”是会意字吗

周正逵先生主编、人教社出版的《教学指导书》把“暮”与“囚”归为一类,为会意字。笔者觉得此说值得商榷。理由如次:一、“莫”与“暮”是古今字。翻开《说文解字》段注,仅能查到“莫”字,释为“日且冥也,从日在草中”,“会意”字。而《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汉语大字典》、《辞源》、《辞海》、《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等,都把“莫”当作“暮”的本字。而且它们都是把“莫”与“暮”从意义上当作同一汉字来解释的。“莫”与“暮”音同义近,当属古今字,即“暮”是由古字“莫”分化出来的今字。这种     

解读诸经(上)

首先要说明的是:为什么这里称“诸经”,而不称《五经》或《六经》?因为在这部分中,除了解读《五经》之外,还增加了对《孝经》的解读,因而称为“诸经”。《庄子.天运》篇中论述孔子对老聃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也说:“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这里所说的“六艺”,如指了“五经”,怎么称作“六经”呢?原来是在《礼》中,除了《礼记》之外,还有《周礼》在内,如它所说的:“我…     

谈《文心雕龙·辨骚》之辨

《文心雕龙》从第一篇《原道》到第五篇《辨骚》都是讲“文之枢纽”。刘勰“辨骚”之辨应有三方面的意思：其一，刘勰以班固对《骚》的非议是“褒”、贬任声，抑扬过实”，故“辨”有辨别、辩解的意思。其二，“辨”又有“分”的意恩，是分《骚》与《风》、《雅》等经典的异同。其三，辨即变，也就是《序志》里说的“变乎骚”。     

“不加思索”并没有错

关于“不加思索”这一成语,好多人认为它用错了,是“不假思索”之误,如朱旗先生的《“不假思索”与“不加考虑”》(见《语文知识》1991年第8期)、《“不假思索”能作“不加思索”吗?》(见《语文月刊》1996年第5期)、朱兆功先生的《是“不假思索”,不是“不加思索”》(见《语文知识》1996年第12期)。     

“四书”“五经”简释

“四书”“五经”是我国古代儒家经典,“四书”为《论语》《大学》《中庸》《孟子》, “五经”为《诗经》《尚书》《周礼》《易经》《春秋》。《论语》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语行事。内容有孔子谈话、答弟子问及弟子间相与     

“十三经”

“十三经”即十三种书,是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尊崇为经典的“必修读物”。它是由“六经”、“五经”、“九经”和“十二经”逐步增加而成的。孔子删定的“六经”是:易、书、诗、礼、乐、春秋。秦始皇焚书后,到汉朝收拾残余,亡佚了《乐经》,从此就只有“五经”。《礼》自汉代以后、所传凡三书,即《周礼》、《仪礼》和《礼记》;《春秋经》也有秦以前三个人所作的“传”留下来,即《左氏传》、《公羊传》、《谷     

《诗经》中的乡土情韵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诗经》据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十五“国风”就是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雅”又有“正”的意思,有《大雅》、《小雅》之分。“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     

先人为主的主观体认——三驳所谓“孔子作《春秋》传”

孟子、董仲舒、司马迁等大力推崇《春秋》，而姚曼波、王世舜教授认为《春秋》“漏洞百出”，“颠倒黑白”，孔子所作不应是《春秋经》而是“《春秋》传”——《左传》，并且认为这是“意义重大”的发现。其实是出于《春秋》由经降史所生的误解。成见在胸，欲完成这项“神圣的”工作，于是“遍考秦汉典籍，找不到一务孔子作《春秋经》的坚实依据”。实则所作“考证”充满主观臆断。董仲舒“引经文而称孔子”，则认为董“偷天换日”，“移花接木”，把《左传》调包为《春秋》，这是连当时的皇帝都无法做到的事。又曲解《史记》，声称《史记》“以孔子作《传》”。实则望风捕影，把自己的成见强加于司马迁。经学史上的客观事实，不会因为后人不理解和拒不承认而不存在。自以为“廓清了千年迷雾”，实则制造了混乱。评价历史、人物而没有历史观点，必定陷于谬误。     

《通志》的体例和断限

《通志》二百卷,是南宋史学家郑樵编著的史学名著,习惯上人们把《通志》与《通典》、《文献通考》并举,称为“三通”。究其实,《通志》是纪传体的通史;《通典》和《文献通考》是典制体的专史。“三通”并举的原因,固然是三书书名近似,都带“通”字;但主要是《通志》一书虽然包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