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汽车合资企业自主创新模式研究

由于技术学习方式升级的缓慢性与技术和市场追赶的非同步性,我国汽车产业的合资历程始终无法实现"以市场换技术"的初始目标。为实现技术的实质性引进,近期国内的汽车合资企业纷纷推出了全新的合资自主品牌产品与相应的产品开发模式。这种"合资自主开发模式"究竟会如何影响我国汽车产业的技术引进消化吸收与再创新？研究通过对三个汽车合资自主品牌产品开发案例的探索性研究,探讨了依托合资自主开发模式推进我国汽车企业自主创新进程的作用路径。基于多案例对比分析,识别出合资自主创新模式实施的关键点,为我国汽车企业的实质性技术获取与自主创新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广东汽车产业自主品牌之路及对策建议

近年来,我国汽车工业飞速发展,同时发展模式也陷入“合资模式”迷局,汽车产业自主品牌的发展非常薄弱.通过分析当前我国汽车产业自主品牌的现状及市场环境,结合广东汽车产业发展,从税收政策、人才战略、产业布局等方面提出促进自主品牌发展的几点建议.     

我国汽车产业自主创新能力评价研究——以“十一五”期间汽车零部件业为例北大核心CSSCI

技术上的落后导致我国汽车产业创造的核心价值被国外公司占有,提升汽车零部件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是我国汽车产业真正强大的关键路径。从创新投入能力、创新产出能力、创新管理能力及产业环境四个维度对我国汽车零部件业的自主创新水平进行评价。研究发现我国汽车零部件的自主创新能力在核心部件研发、资源投入、市场竞争力等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最后从产业政策引导、产业环境优化和企业微环境改善方面提出具体的解决对策。     

R&D两面性、技术引进与汽车产业生产率增长

采用1998-2010年中国汽车产业5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研究了RD两面性和技术引进对汽车产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汽车产业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9.1%,且主要得益于纯技术进步增长,技术效率贡献较低;研发投资的创新能力和技术引进对汽车产业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研发投资的吸收能力对汽车产业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负影响,研发投资的吸收能力未能与技术引进互为补充共同促进中国汽车产业生产率增长。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应当采取以自主研发为主、国外技术引进为辅的策略,进一步加大自主研发投入,增强RD的创新能力和吸收能力。     

基于专利地图的我国汽车产业区域合作与专利布局研究

分别利用我国2007—2016年汽车产业专利申请数据和2016—2017年汽车产业最新申请的发明专利数据,基于文献计量和文本挖掘法,绘制相应专利地图,分析我国汽车产业技术创新现状,区域分布与合作情况,技术研发热点和未来发展趋势。指出我国汽车产业在过去十年技术研发水平显著提升,但区域合作仍显不足,应以区域发展政策为契机,围绕优势技术和龙头企业,构建共性技术平台推动汽车产业的区域性合作。并围绕自动化、智能化、环保性和安全性在汽车产业相关领域进行专利战略布局。     

竞争对手组建合资研发组织:基于能力的分析

通过比较竞争对手的研发能力、营销能力和资金能力来分析竞争对手组建合资研发组织(RJV)的可行性。构建的模型得出结论：在竞争对手计划在相同时闾开始研发同样新产品的情况下，当竞争对手的研发能力一样或很接近时，都会有积极性进行合资研发；当研发能力不等时，竞争对手进行合资研发的决策主要受各方的营销能力的影响；一方研发能力弱，独立研发时的收益小于研发成本，无法进行合资研发；当研发能力强的一方，由于缺乏研发资金而无法独立研发时，竞争对手仍有可能邀请它进行合资研发；当研发成本高昂，各企业都无能力进行独立研发时，只要通过谈判，满足各方的预期收益，进行合资研发将是它们的占优策略。     

提升我国区域汽车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对策研究——基于AHP模型的广州汽车产业集群竞争力研究

广州汽车制造业经过十几年的高速扩张,已形成东部、北部和南部三大汽车产业基地,成为我国主要的汽车产业集群之一.分析广州汽车产业集群的空间格局与经济效益,并构建AHP模型对广州汽车产业集群竞争力进行实证研究.为提升广州汽车产业集群竞争力,提出四点建议:(1)培育大型汽车企业,提高集群经济效应;(2)延伸汽车产业链,增强集群实力;(3)打造自主品牌,建立集群品牌效应;(4)研发新能源汽车,提升集群创新能力.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自主创新模式分析

本文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的架构，分析了安徽江淮汽车集团（JAC）自主创新的战略定位、创新路径的选择、系统化创新模型以及开放式研发体系的构建与运作，在此基础上，总结了JAC自主创新模式对我国汽车产业实践技术创新活动的借鉴意义。     

协作研发网络结构对产业技术生态位影响研究

在分析协作研发网络结构对产业技术生态位影响机理的基础上,收集1989—2011年间我国汽车产业联合申请专利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汽车产业不同时期的协作研发网络、计算整体网络结构特征值,并利用专利IPC分类号数据测度产业技术生态位宽度和生态位重叠度,继而进行假设检验。结果表明:协作研发网络密度、中心性与产业技术生态位宽度呈倒U型关系,协作研发网络集聚系数与产业技术生态位重叠度呈U型关系。根据实证结果,为政府出台相关产业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政策提供参考,为我国汽车产业加快提升技术生态位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提出建议。     

产业政策对我国汽车产业的影响分析

本文分析了产业政策对我国汽车产业的影响.指出: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必须在自主研发和新型能源上下功夫,通过资源合理配置和技术创新来缩小与世界先进汽车产业国的差距.     

FDI、R&D对中国汽车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加入滞后效应的考量

      基于中国汽车制造业2001~2012年的数据,根据分布滞后（ADL）模型和库伊克模型的思想,以AIC、SC信息准则为标准选择最优滞后阶数,研究加入滞后效应考量的情况下,FDI、R&D对中国汽车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表明：FDI对中国汽车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随着时间累积整体表现出增强趋势,即存在滞后效应,且主要体现为对创新竞争力的正向影响较显著,对核心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产出能力的影响始终不明显;R&D对中国汽车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强于FDI且存在滞后效应。中国汽车制造业应积极引导外资流向产业研发机构,提高外资用于创新投入的比例;加大R&D投入,着重依靠自主创新,从根本上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海外研发中心促进母公司创新绩效了吗？

   本文围绕“设立海外研发中心与母公司创新绩效”的关系展开理论研究,认为海外研发中心的设立,是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在国际化战略中追赶发达国家企业的重要方式,并对于母公司创新绩效存在正向影响。在此基础上建立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选取汽车行业作为研究对象,结果证明：海外研发中心能够更好地将获取的国际资源转化为专利数量为代表的母公司创新绩效,但对专利质量为代表的母公司创新绩效的作用效果有所不同;国有控股企业因国内政策支持反而会受到东道国的某些限制,从而抑制母公司创新绩效的提升;当企业自身能力较弱,无法独立建立海外研发中心时,企业可以采用并购海外技术先进型企业并在并购企业所在地建立研发中心的方式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企业层面和政府层面提出我国汽车制造业进一步创新发展的路径。     

基于不同R&D模式的企业技术合作方式研究

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企业在提高内部R&D能力的同时,越来越重视与外部企业的技术合作。在此,从企业内部不同的R&D模式及其特点出发,提出企业应该结合自身的R＆D特点,选择切合实际的技术合作方式,从而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技术创新能力培养：特定的培养顺序还是有效的R＆D

现有的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培养自主技术创新能力,首先应引进国外技术,消化、吸收、然后创新。研究表明,这样一条路在我国已经很难走通,特定的R&D活动才是影响企业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培养最直接、最根本的因素。讨论了这一发现对我国企业培养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的战略和政策意义。     

The maturation of global corporate R&D: Evidence from the activity of U.S. foreign subsidiaries

This study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foreign country factors like market size, technological strength of industries, an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E) capability on the conduct of U.S. overseas R&D during the 1991-2002 period. We find that overseas markets primarily predict the entry of U.S. R&D, while the S&E capability of nations is strongly correlated with the post-entry intensity of U.S. foreign subsidiaries’ innovative activity. We also find important inter-industry differences: U.S. electrical, electronics, computer, and telecommunication industries are strongly drawn towards overseas S&E capacity; industries including Machinery, Automobiles, and Transport equipment are primarily attracted by the technological strength of foreign industry; U.S. R&D in Chemicals mostly follows overseas markets. We discuss the implications of our results to the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novative activity and innovation policy.     

网络关系、技术多元化与企业技术标准化能力

本研究基于国家重点产业专利信息服务平台与国家标准馆,以汽车产业1985年-2010年协作研发网络中所有3800家企业申请的专利及参与制定的技术标准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我国汽车产业协作研发网络关系如何影响企业技术标准化能力。研究发现,企业在网络中的关系强度与关系广度均能正向影响企业技术标准化能力,关系广度比关系强度对企业技术标准化能力的影响更直接;技术多元化中介于网络关系对企业技术标准化能力的影响,企业的弱相关多元化中介于关系广度对技术标准化能力的影响,而关系强度则通过强相关多元化影响企业技术标准化能力;研究还发现,企业进行强相关多元化有利于其在技术标准制定中获得主导者优势,而进行弱相关多元化则更利于其成为技术标准制定的跟随者,获取更多领域标准制定的机会。     

中国锂行业技术能力提升路径：基于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旨在探讨影响中国锂行业企业技术能力提升的路径及其作用机理。论文构建了企业内部技术努力、外部技术获取、政府资助与企业技术能力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并基于上市企业公开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内部技术努力是锂行业企业技术能力提升的重要途径,其中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大于内部研发强度;(2)外部技术获取可能弱化甚至负向影响锂行业企业技术能力水平;（3）政府资助对锂行业企业技术能力提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创新要素流动与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

   基于2004—2016年中国省域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计量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实证检验创新要素区际流动与省域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并探讨FDI嵌入其中的非线性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和正向空间累积效应,创新要素的区际流动以及FDI流入过程均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R&D人员和R&D资本的区际流动均对流入地的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杠杆效应,而FDI 较为明显地促进了R&D资本流动的创新效应;在R&D人员流动和R&D资本流动产生创新动能的过程中,FDI的调节作用均呈现非线性特征,其作用强度具有倒U型演化特征。本文结论为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促进政策的科学制定提供参考。     

大数据产业发展能力影响因素研究——基于fsQCA方法

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讨多发性因素对大数据产业发展能力影响机制,研究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关系属性,以提出针对不同发展基础的大数据产业发展能力提升路径。结果表明：（1）R&D经费投入强度、每万人中研发人数、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指数、信息产业规模水平四个条件变量构成大数据产业发展能力的必要非充分条件,是大数据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2）信息技术创新能力和信息资源开发能力等八个条件变量构成大数据产业发展能力的七种前因条件构型,形成七种影响大数据产业发展能力的因素组合;（3）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区域,充分开发利用自身优势资源,努力提升科技创新水平,也可实现后发赶超大力提升大数据产业发展能力。最后根据大数据产业发展能力七种前因条件构型,并结合各地区大数据产业基础条件,总结提出三条大数据产业发展能力提升路径,为各省提升大数据产业发展能力提供政策建议。     

Knowledge diffusion,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atch-up: The case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 industry in China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growth of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 industry in China. We apply a modified version of Lee and Lim's [Lee, K., Lim, C., 2001. The technological regimes, catch-up and leapfrogging: findings from the Korean industries. Research Policy, vol. 30.] model of technological learning and catching-up. Using the three cases of the Shanghai Bell, the CIT-led R&D consortium, and indigenous companies such as Huawei, we analyze how the catching-up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 industry occurred. We find that the important factors in the catch-up are the strategy of “trading market for technology,” the knowledge diffusion from Shanghai Bell both to the R&D consortium and to Huawei, and industrial promotion by the government. As a condition for successful catch-up,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technological regime of the telephone switches is featured by a more predictable technological trajectory and a lower cumulativeness. These conditions and strategies helped the Chinese firms to achieve a stage-skipping catch-up, namely, by skipping the stage of analogue electronic switches to jump to digital electronic switch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