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的文化检视

有效的课程政策需要课程政策文化的支持。在目前我国课程改革中,课程政策文化必定要承担课程改革的义务,因此应调整课程政策制定文化,使之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     

关注文化主体性:课程政策研究的新取向

人是附着于文化之中的动物,人的主体性是文化主体性。课程改革是"文化"人的主体性活动。课程政策是"文化"人对课程改革的宏观蓝图、内容标准和具体行为的规定。因此,课程政策制定必须遵循文化主体性。课程政策研究需要在明确文化主体性的基本立场的前提下,系统批判缺乏文化主体性的课程政策研究的传统研究路径局限,规划尊重文化主体性的课程政策研究新路径,推进课程政策研究关注文化主体性,使关注文化主体性成为课程政策研究的自觉。     

课程政策的趋同关注与文化抵制——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韩两国课程政策研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崛起的日本和韩国在课程政策上一改对美国的简单模仿,进行了体现文化反思特点的课程改革。其间,日韩课程改革及政策有明显的课程内容差异化、管理分权化、评价多元化的特点。这些课程政策表现出纳入文化异质国家美英教育传统与经验的迹象,其文化假设与日韩的教育传统的文化假设明显不同,课程政策的文化抵制成为课程领域中的重要问题。     

我国民族地区地方课程及其政策研究

地方课程是为了保障和促进课程适应不同地区的需要，由地方根据国家课程管理政策、课程计划、课程标准和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及学生发展需要，结合本地的优势和优良传统，充分利用本地的课程资源而自主开发并由地方管理的课程。我国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材的开发与利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民族地区地方课程开发的政策、目标与内容等均有着新的内涵。     

课程政策的文本趋同与文化反思——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英美两国课程政策研究

在20世纪最后20年里,由于对本国教育现状的不满并受课程全球化压力驱使,英美两国进行了课程改革,在课程内容、课程管理与课程评价上做出了重大调整,主要表现在内容标准化、管理集权化和评估统一性,并将其发展成鲜明课程政策的明显特色。这些课程政策纳入文化异质国家课程传统,其文化假设与英美两国课程传统的文化假设不同,因此,课程政策文化抵制成为课程研究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课程政策的文化抵制研究

课程政策有无文化抵制是课程政策是否有价值的前提.如果一项课程政策没有任何文化抵制发生,这项课程政策就失去了其存在的现实意义;如果课程政策存在文化抵制,全面研究课程政策的文化抵制,辩证看待及有效克服课程政策的文化抵制并努力完成对课程实践的文化重建便成为课程变革中的重要任务.课程政策的文化抵制研究在课程研究领域日益凸显其重要性.全面把握其现实状况,完成其理论建构,深刻反思其方法论,是当前课程政策文化抵制研究的紧迫课题.     

关于课程政策研究

课程政策是课程改革的关键．社会的需要、理论基础的成熟和教育政策学的孕育刺激着课程政策研究领域的兴起。课程政策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社会因素、课程系统因素和课程政策的自身因素。课程政策的社会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和人口因素。影响课程政策的课程系统因素主要包括课程结构因素和课程行动因素。     

新世纪中外课程改革的政策分析

21世纪以来,各国教育面临知识经济时代创新人才培养的挑战,纷纷掀起中小学课程改革.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国际性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政策设计和推进呈现出崭新的特点:基本都是由国家最高领导人(或最高权力机构)主持;政策的设计与推进坚持循序渐进、谋定而后动的原则;政策的设计是满足多种需要的产物;政策文件始终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课程决策在集权与分权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在课程改革的推进中经费的投入逐年增加.我国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新课程在许多方面都体现了创新,但新课程在实施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与我国课程改革政策的设计和推进方式直接相关.发达国家课程改革政策设计和推进的经验,对于我们认真反思近十年的课程实践历程,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不无借鉴与启示作用.     

从文化视角反思我国新课程改革

课程改革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需求,是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在本质上是文化的变革,文化作为课程的母体决定了课程的文化品性。文化冲突是课程改革的重要原因,文化调适是课程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课程改革相关策略的制定应结合我国的物质文化、思想文化、政策文化三个方面综合考虑。     

我国课程改革政策制定的理论障碍及其消除

在我国课程改革政策的制定中存在着三大亟需克服的理论障碍--课程研究领域长期忽视课程政策研究;教育研究者与教育决策者之间存在着两种文化的樊篱;课程理论与政策理论之间表现出游离状态.而消除理论障碍的策略在于:拓展课程研究的政策领域、认清课程政策的中介价值;实现从单纯的教育研究者到政策型研究者以及从纯粹的教育决策者到研究型决策者角色的转变;加强课程理论研究的实践问题取向与政策取向;强化课程政策制定的理论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