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丽江儒学教育与“士”阶层崛起

清代丽江儒学教育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地方官员致力于教、地方士人崛起及对本土士人的培养.丽土士人群体的崛起成为清朝丽江统治的中坚力量,促进了地方文化、风俗与社会变迁.     

清代中叶江南下层士人的社会文化交往圈——以《吴门表隐》作者顾震涛为例

通过考证清代苏州顾震涛所作<吴门表隐>一书内602名题诗作序者的一些基本情况,了解江南下层士人顾震涛的社会文化交往情况,以此为个案,分析清代中叶江南下层士人社会文化交往圈的特点.对顾震涛等江南下层士人而言,文化交往是主要的人际交往方式,而这种文化交往是融合血缘、地缘、业缘和趣缘等关系形成的综合型的社会交往方式,稳定性和文化性强.     

清代士人司法特权与犯罪——以《刑案汇览》为中心

以《刑案汇览》为主要材料,对清代士人司法特权与相关犯罪进行了全方面的考查。对《刑案汇览》所载相关案件进行了统计和比较分析。同时,结合案件,对清代与士人司法特权相关的法律条文进行了清理。最后,指出了士人司法特权犯罪的特点,并比较了法律制度中体现出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士人犯罪的不同态度。     

议清人对陶渊明的评价

清代的文士十分仰慕陶渊明,并纷纷学习陶渊明的人格思想及其艺术风神。笔者以清人对陶渊明的高度评价为线索,从对陶渊明的人格之推崇、诗文之赞誉以及人格与艺术成就之间的交融几个方面入手,映照清代的众多士人,将文学与士人心态研究结合起来全方位立体的审视清时期中国传统儒家文士们最真实的内心世界。同时将陶渊明放在清代特定的历史环境,进而总体梳理清代文士的精神面貌,还原陶渊明的精神文化品格,明确清代士人对陶渊明之接受。     

关于“中华宗教诗学”概念的提出及思考

"中华宗教诗学"指几千年来以诗承传的中华根本性民族精神:忧患、知耻、奋进、慎思。这种宗教的根本性在于它既不同于佛教,亦不同于道教,与儒家道统亦有区别。而宗教诗学指士人把诗作作为他特殊的传导方式和批评方式,它应从先秦孔子"删诗之旨"即很成熟,此后各代均有自己变现,宋代士人又对之进行了内涵与方式的再完善。     

从苏轼赤壁泛舟看中国士人的解脱之途

先秦以降,中国士人早已领受的作为感性生命个体不可免的烦忧之没有最终发展为士人灵魂内里的紧张与冲突,而是获得了相当的缓解,这实际意味着中国士人定然找到了一条解脱之途,要不然,在政统与道统的双重压抑下,士人们定然会走向疯狂甚至毁灭.尽管我们在先秦道家思想中,已经初步看到了中国士人在浓烈的烦忧中寻求解脱的独特方式——逍遥.但作为先秦诸子之一派,这种解脱方式在当时并不具有普遍意义.道家关于解脱的思想为后世文人所乐道,是在儒家思想的再阐发而与道家思想具有了相同起点(共同感念于充满诗意的宇宙大化)后实现的.当儒道获得了这一共同起点,实际就意味着他们相互融通的可能.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士人也大都亦儒亦道、或儒或道.在这或此或彼的选择中,生活终     

清代徽州文会运作及其科举功能

清代徽州文会是专为读书人而设的文人组织,数量众多.就其类型而言,以血缘性的宗族文会为主体,地缘性的社区文会、合都文会也为数可观.清代徽州文会的资产主要分为田和钱两种形态,其来源有集资入股、乐输捐助及付喜庆银等其他出银形式.为保证会产增殖,文会购置并出租田地屋店,还以"打会"形式将银钱借给会员收取利息.围绕会产的管理与使用,文会制定了严格的措施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加以调整.清代徽州文会的功能集中在科举方面,日常活动以会课为主,训练士人参加科举考试的技巧,帮助他们熟悉科举考试的环节.文会资产则主要用来奖助科考,为士人提供盘费.文会的正常运转有力地推动了清代徽州科举的兴盛.     

明太祖与洪武士人关系新论

明太祖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封建帝王,他既重视士人的作用,但又防备他们危及自己的统治。洪武士人包括由元入 明的士人和明政权自己培养的士人,他对前者严厉,对后者则相对宽容。     

李绂科举思想探析

李绂是清代康、雍、乾三朝时期著名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代名宦,而且也是一个著名的陆王学者。由于李绂个人的生平经历,也使得他成为了一个特殊的人物。于科举制度方面怀有深厚的情结,一方面极力地维护科举制度,尤其是对于士人,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而另一方面却又在极力地反对这一制度,力图于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修正和改革清代的教育制度。     

从清代宋湘的人物诗看嘉道年间士人的价值追求

宋湘是清代著名的亲民循吏。宋湘生活的时代社会混乱,吏治腐败,阶级矛盾尖锐。在这种环境中,宋湘怀揣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向往建功立业。在他的诗作中有很多描写和论述古人的作品,以诗为评,反思历史,表达自己志向,借对历史人物的评鉴表达自己的观点,透露出对当时政治积弊和人才危机的反思以及同时期士人的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