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学内涵看杨简废《序》的思想成因

杨简主张废《毛诗序》,这和他心学思想的理念是紧密关联的.因为他主张“本心”“道心”“无邪”之心具有普遍的意义,故而反对《毛诗序》解诗的历史化;因为他主张人的“本心”直指,故而反对《毛诗序》“支离”的解说,提倡“通言”的解读;因为他主张“本心”先天性的存在,故而反对《毛诗序》的“美刺”说.     

《毛诗序 》的文化意义

本文从理论创新,抒情是诗的本质特色,诗的功利作用,主文而谲谏等几个方面研究探讨了《毛诗序》对诗歌艺术的重大影响,对诗文化建设的重大作用,对整个民族文化的重大影响和作用。     

倾听生命深处的声音——再谈海子自杀悲剧

诗歌是诗人智慧树上结出的花朵，是诗人心中喷出的最精粹的声音。《毛诗序》：“诗，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朱自清《诗言志辨》也说：“诗，持也，持其性情。”无论言志或缘情，二皆出于心，发自于音。好诗维系在灵魂，于生命深处最为感人。笔细心赏读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思绪纷飞，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不当处恳请同仁专家指正。     

美刺

儒家对诗歌社会职能的要求。语见《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美”,是指对统治者“盛德”的歌颂。“刺“,指对统治者政治失当的讽刺与批评。其间虽渗透着浓厚的封建主义倾向性,有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但它要求诗人密切注意社会政治,用诗歌进行颂扬和批评;不少批评家、作家又强调以规讽为主,遂使后世很多诗人常以此为武器,勇敢地揭露封建社会现实的积     

《文心雕龙》与汉代诗学的渊源关系

汉代的诗学，基本上是《诗经》学，而《毛诗序》就是汉代《诗》学的纲领与津梁。“温柔敦厚”的“《诗》教”与《毛诗序》融合以后，“四始”、“六义”，“美刺”、“比兴”，“风雅正变”，“吟咏情性”，“发乎情，止乎礼义”，“温柔敦厚”等重要的诗学范畴，形成了汉代《诗》学的体系，并对汉以后的诗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心雕龙》与汉代《诗》学有极深的渊源关系。刘勰的诗乐观与《乐记》和《汉书&;#183;礼乐志》的关系紧密。受《毛诗序》的影响，刘勰弘扬了“四始”、“六义”。在美刺比兴方面，刘勰发展了《毛诗序》及汉儒各家对比兴的解释。另外，《文心雕龙》还继承和发展了“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     

孔子的“言诗”与《毛诗序》的释诗

《论语》中载有孔子与弟子子夏关于《诗经》的对话,称赞子夏"可与言诗"。所谓"言诗",历来理解为对《诗经》义的讨论,从而把子夏言诗作为他通晓《诗经》之本义并写作《毛诗序》的证据。其实,孔子的"言诗"是"赋诗言志"的意思,它在春秋时代是从属于礼乐仪式的说话方法,与后来直接讲解《诗经》的《毛诗序》没有关系。孔子对于《诗经》的所有论述,都是围绕"赋诗"而展开的,而并没有阐释《诗经》之本义。战国以后,社会意识形态的载体由礼乐仪式转为经典,才产生了企图诸首解释《诗经》的《毛诗序》。但因为释《诗经》者仍未脱离上古以礼乐为治的时代所形成的隐喻思维模式,仍然用发微索隐的方式去理解《诗经》,故使《诗经》的本义长期被掩埋。     

《关雎》“后妃之德”新诠

“《关雎》,后妃之德也.”这是《毛诗序》对《关雎》一诗的评价,伴随着《毛诗序》作者与成书年代的学术公案,“后妃之德”一语也颇受争议.历代《诗经》研究者对于“后妃之德”的阐释,均与《关雎》一诗的文学解读相乖违.从文字学角度考证,“后妃”应释为“司配”,“后妃之德”应理解为“执行婚配过程中的准则与规范”.这就合理地诠释了《毛诗序》的说解,使传统经学阐释与现代文学解读达到了一致.     

试析王船山的情景论

在我国古代诗论中“缘情”与“言志”是两种源远流长、影响颇大的创作主张。《诗大序》中所说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尚书》中提出的“诗言志”,乃是这两种主张的滥觞。但在魏晋以前“缘情”说与“言志”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甚至可以把二者看成同一内容的不同说法。这内容主要是儒家的思想观念。因此,这里指的“情”并非文学创作中的情感。魏晋以后,随着文学艺术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文学特性的认识也愈加深入,于是陆机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的“缘情”说正式产生。这里的“情”才是“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干芳春”的悲喜哀乐之情。尤其是在刘勰提出“人禀七     

读懂诗意 把握诗情——谈谈古诗鉴赏五法切入

诗歌是诗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的产物.古典诗歌的作者在他们的作品中表达情感、主张、观点和态度时,直白张扬(或开门见山.或卒章显志)的少,形象含蓄(或借景抒情,或托物言志)的多.因此,要想准确把握、鉴赏古诗所抒之情、所表之意,必须要掌握正确的读诗路径.实践告诉我们,相机选择使用五法切入诗歌作品,能够帮助我们又准又快地领会它的情意.     

略论《毛诗序》对儒家诗教的传承

《毛诗序》系统地阐述了先秦儒家的文艺观,是先秦到汉代这一历史时期我国诗歌理论的总结。它继承了儒家诗教思想,并把这一重要思想作为解诗的依据,采用“关”“刺”的方式解诗说诗。《毛诗序》较之儒家诗教又表现出不同的倾向,即对诗的解释更加具体、更重视史实、更强调政治性。它将诗篇与特定的时代盛衰联系起来,有“《风》《雅》正变说”。《毛诗序》解诗说诗也有不完全合理的地方。     

从“合语”礼看《毛诗序》之来源

《毛诗序》最遭人诟病者,莫过于以后妃之志或文王之化解释诗义.现代学者多认为与文王后妃之事无关,而只是普通的爱情诗歌,《毛诗序》的说法实属牵强,是汉人的附会之辞.通过对“合语”礼的考察可以看出,西周时期就已存在以文王之道德教化说诗的传统,《毛诗序》以后妃之志或文王之化解诗正是对西周诗说传统的继承,并非完全是汉人的造作与附会之辞.     

朱熹《诗集传》对《毛诗序》的批判和继承

《毛诗序》是汉学《诗经》的义疏中心,尽管它多以穿凿附会的方法曲解诗义,但因被托为圣贤所作,汉唐及宋初诸儒“皆不敢背弃《小序》,未有舍《序》而自为之说者。”诗本义一直晦暗难明,自北宋庆历(1042——1048)以后,疑古创新之风起,《毛诗序》的迷信地位开始动摇。欧阳修作《诗本义》,对《毛诗序》产生了怀疑,开创了宋人说诗的风气。其后,苏辙作《诗集传》,仅存各诗小序之首句,删去其     

《毛诗序》合理解说的重新审读

《毛诗序》对《诗经》中某些篇目的解释有合理的成分,这是《毛诗序》千百年来得以流传的的原因之一。一般认为朱熹《诗集传》是反《毛诗序》的,但有些地方却对《毛诗序》有所遵从,这说明《毛诗序》的解说有其合理之处。从文化典故来看,《毛诗序》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甚巨,也说明《毛诗序》存有其合理内核。     

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毛诗序》的再评价

《诗经》的教化观点，从孔子时代开始，一直贯穿到汉代。《毛诗序》的解诗方式完全是乘承孔子而来的，和《孔子诗论》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所注重的都是《诗》的教化作用。由于时代的原因，《毛诗序》的美刺说对《诗经》有许多错误的理解。然而，无论《毛诗序》对诗义的解说是否正确。对整个中国思想史产生重要作用的都是它。首先，《毛诗序》是我国诗歌产生以来对诗歌的创作的第一次理论总结，强调了“情”对诗歌创作的作用。其次，《毛诗序》中的许多论点，都成为众多古代作家所熟知的典故。所以说，《毛诗序》是一份珍贵的学遗产，我们应当批判地继承和吸收其中合理的成分。     

诗六义辨说

“六义”的名称最先见于东汉卫宏所写的《毛诗序》,他在序中谈过《诗经》的功加之后,接着就论述《诗经》的体制和表现方法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在《毛诗序》之前,《周礼·春官·大师》已有“大师教六诗”的记载,其中“六诗”的内容和排列顺序与“六义”全同。由于同一赋、比、兴、风、雅、颂,《毛诗序》称六义,《周礼》称“六诗”,于是后人对“六义”或“六诗”就产生了不同的解释。各家的解释虽不同,就其大略而论,基本上只有“六诗皆体”和“三体三用”两说。兹依次列举如下:     

从赋与诗的关系 看赋的起源

一、“赋”名来源于《诗》“六义”之“赋”“赋”,作为文体的一种,其命名的由来,一般说法有两种:一种说法是来源《诗》之“六义”;一是按《汉书、艺文志》所说“不歌而诵谓之赋”。这两种说法究竟何是何非,尚需作一番认真而细致的考察。《诗》之“六义”,一见于《周礼》,再见于《毛诗序》,其内容为曰风、曰赋、     

让情感在学生作文中闪光

《毛诗序》中说：“情动于中而形与言。”这指出情感在学生作文中的重要性,无“情”便无“言”。文学批评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说：“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情也。”意思是,桃李不需自吹自擂,树下便自然会形成一条小路,     

“诗”为“政”用——作为儒学经典与政治手册的《毛诗序》

<正>《毛诗序》是按照儒家话语模式整合先秦儒家理论,对《诗经》进行阐释的。儒者们在阐释中依经立义,借《诗经》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建立迎合封建统治需要的话语权与系统化、理想化的儒学诗教体系。《毛诗序》指向的是现世统治,具有明显的经世致用价值,旨在对上进行规劝、对下进行民众教化,继而维护统治的稳定。从当代眼光看来,     

《鬼谷子》的学术价值

《鬼谷子》的学术价值王步贵《鬼谷子》一书问世以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飞短流长，褒贬不一。誉之者如宋代的高似孙称；“其智谋、其数术、其变谲、其辞谈，盖出战国诸人之表”，是“一代之雄”。认为“阴谋诡秘有《金匾》、《韬略》之所不可该者，而鬼谷尽得而泄之”...     

"和平中正"的雎鸠和鸣——探析《诗经·周南·关雎》的主旨及其文化内涵

《周南.关雎》是《诗经》首篇,《毛诗序》认定它是歌颂“后妃之德”的作品,自宋以后非议之声众多,认为它歪曲了诗的本事。但本文认为,《毛诗序》所释《关雎》之主旨及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较符合于三千年前创作时的社会生活情况和意识形态,我们应该揭而出之以还其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