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新文学观念及其相互关系

文章把“五四”多元的文学观念概括为决定论、功利论、审美论、表现论和白话文学等五大文学观念，根据阿布拉姆斯艺术四要素理论、批评家观察文学的相位及相位背后的历史文化因素，分析了“五四”新文学观念的形成原因，在此基础上，文章分析论述了“五四”诸文学观念之间的差异及其相互联系。最后，文章超越“五四”文学观念本身，引出了观察文学现象的规律性认识。     

“五四”新文化的外向化形态

他剖学，自剖学与民族自剖学分别从内倾，外向与寓言角度构建了“五四”主流学的形态群落，他剖学关注国民性的改造，具有鲜明的启蒙主义色彩，对于国民生存状态的焦虑主要体现为“哀”与“责”的情感定位，中国封建化为其制度发展出一套非常严密的精神控制体系，并且不断得以强化，以致成为社会生活中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这多少让他剖学的作家体味到某种无奈与苦涩，而“奴隶”与“奴才”的人物类别则是此类学的特有景观，体现出中国化潜在的精神；他视角的学算什么叙事特点，表征了作家的离与非离的游子状态。由于他剖学作家对于中国社会的总体认识的先在性，这类学作品在主题的表面等方面就带有一种预设性，或主题先行性，这虽是历史要求与作家命使然，但也常常为唯美的学批评家所诟病。     

象征主义与“五四”新文学

本文首先对“五四”新文学中的象征主义作品进行了系统的爬梳,然后将中国现代象征主义与西方象征主义作了详细的比较。文章认为,“五四”文学革命催生了白话新文学,新文学从产生之日起,就与象征主义结下血缘。“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象征主义是西方象征主义与中国古典象征主义结合的产物,但有别于西方象征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西方象征主义重主观轻现实,重形式轻内容,重审美轻功利,而中国“五四”时期的象征主义却与“五四”精神相一致,重社会功利,重思想内容,基调高昂,并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相融合。     

五四新文学理性与非理性的思考

五四新文学最重要的价值之一是理性精神的显现,这首先体现在对人的认识,对个人自我价值的认识上;其次体现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具备了世界视野,认识到了盲目自大、帝王君亲等落后观念;第三体现在众多有识之士基于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而选择了文学事业,这些选择本身就蕴涵着理性的力量。但五四新文学同时也相应地体现了某些非理性的因素,五四对个人价值的发现与推崇,也在某种程度上为新的个人崇拜与偶像塑造埋下了伏笔。五四虽然带来了先进的世界视野,却也带来了对外来事物的过分崇拜甚至迷信,接受过多而消化过少;那么多人不约而同地选择文学实际上过分抬高了文学的地位,夸大了文学的作用,将文学与社会人生过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五四新文学的深远影响同时体现出了理性与非理性两种因素,深入思考这两种因素的共存与纠缠对总结五四新文学的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作用。     

孙犁对“五四”新文学的接受

在保定读书时期和流浪北平时期,孙犁受"五四"新文学影响登上文坛,在"五四"文学面前自称是中学生,是汲取"五四"学养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文研会"为人生"的创作主张、鲁迅的影响和左翼文学思潮兼容并存。孙犁对新文学的接受,决定了其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以现实主义为基本方向的创作理念和强调个性与朝气的创作底色。     

浙东作家建构“五四”新文学的话语姿态

作为开创“五四”新文学的主力军和奠基者,浙东现代作家群为新文学的话语建构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此加速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进程。作为20世纪新一代启蒙知识分子,他们面临着文化语境变迁的困惑,中西文化的交臂、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这都使他们在个体心理上表现为双重质素的对垒,表现在创作中传达了一种以启蒙为主导的双声话语。     

家族生活与人的存在:“五四”新文学的家族叙事

五四新文学在书写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的同时,全景式地反映出新旧时代交替之际家族生活的种种场景:既有家族内部的礼教吃人,宗族之间为了利益的争夺,亦有受家族伦理影响至深的小家庭的生活悲哀。新文学作品正是在这三个维度上展示了家族生活与人的存在的种种冲突,揭示了家族解体的历史必然性。     

关于“五四”新文学及启蒙的话题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启蒙主义为重心的文学现代化运动。其根本倾向 ,是人性的启蒙和文学观念与表达的现代化 ,所遵循的价值原则是西方近代以来的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今天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 ,中国面临这样的现实 ,在物质生活大大“现代化”的今天 ,普遍的人缺乏人的独立意识、崇善的人格追求。甚至连最一般的道德规则都淡漠了。因而需要“五四”式的启蒙     

《歌谣》对“五四”新文学的贡献

“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初，现代知识分子将关注的眼光投向以“歌谣”为代表的民间文化，刘半农、胡适、周作人等人将“歌谣”纳入新文学的建设过程中，对早期白话诗创作和新文学理论构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歌谣》周刊也在“五四”新文学建构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人的眩惑和亢奋——试论“五四”新文学中人的形象

在“五四”这一社会转型期,“立人”是摆在作家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作家们从理想人性、理想人格的角度探索人的新质,以对环境的否定和个性的声张表现人的抗争。并另辟蹊径,从改造国民性的角度,否定民族的旧我,呼唤新人的诞生。“五四”播下了发育不全的、伤痕累累的新的胚胎。尽管发育不全,毕竟是生命的种子。他凝聚着思想的力量,传承着真正的人的基因,他裂变着、扩展着,在成长的过程中终于能够清醒地认识自己、面对自己。     

易卜生精神与"五四"新文学

"五四"前夕,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等剧作的翻译介绍,引发了中国人对封建的性爱伦理和婚姻家庭制度的反思与叛逆以及对个性解放的追求.在"五四"思潮和文学中,深蕴着文化人拯救社会与自我关怀的双重情结,但随着社会改造意识的增强而忽略了国人精神与人格改造的任务远远还没有完成,不能不说是当时认识上的一种偏颇和误区.     

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和中国"五四"新文学

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文学现象，具有反封建、反宗教禁欲主义、反对王权专制、反对压迫奴役，要求民主、自由、解放的性质。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作为一种文艺思潮对中国“五四”新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二者所处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皆不相同，因此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与“五四”新文学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和追求也各不相同。     

理性的启蒙:论五四时期“教学论”的科学化

科学化是近现代理性启蒙的重要标志,也是近现代教学论发展的必然过程和重要特点。中国教学论的科学化是从清末到五四运动前后这段时间里完成的,表现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学论研究本身等方面。同时,经由人文主义影响下的反思性批判,使得我国教学论的科学化进程更为理性,也更为切合实际。可以说,五四时期是我国教学论科学化发展的理性启蒙阶段。     

“五四”的困境与新文学的历史描述

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以“五四”启蒙文学为开端,但其发展的历程并不具有历史必然性;解放区文学不是“五四”启蒙文学的结果,而是另一个时代的新的文学形态。９０年代对“五四”的“误读”,既有新文学“正史”情节叙述的“误导”,也有现实社会中理想主义激情的普遍丧失所导致的价值的失落。“五四”新文学的历史价值是人文主义思想的启蒙;“五四”未完成的启蒙将继续进行,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必经之道。但是,启蒙的方式很难再是“五四”式的精英对大众的权威言说     

“五四”新文学对西方三大文艺思潮的引进——纪念“五四”80周年

本文评述了“五四”新文学对外国文艺思潮,主要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引进。并阐述了几个突出的引进外国文艺思潮的特征:1、外向的“拿来”呈现出鲜明的主动姿态;二、多元的杂合与融合呈现为基本的发展形态;三、现实主义思潮最为突出也最具影响力;四、文艺思潮与创作实践的关系密切。     

"五四"新文学源流研究述评及其反思

“五四”新文学运动发生以来,对“五四”新文学源流的研究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认识“五四”新文学运动提供了许多新的视角,却也存在一些问题。全文通过对“五四”新文学源流的评述,来反思其中出现的问题。     

感伤--"五四"新文学诞生的精神胎记

感伤是“五四”新文学的精神胎记。在写实派、浪漫派和现代派的创作中，感伤有着各不相同的风格表征和审美特质。“五四”新文学中感伤情感涵蕴的精神向度是现代意识觉醒的表征，其情感主题的生成是多种合力作用的结果，由此形成“五四”新文学感伤情感的独特现代品格。     

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与俄文学“白银时代”比较

俄国学白银时代的辉煌是由于学流派、学思潮的多元化、学团体的集群化和学创作的个性化而形成的。五四新学运动也应该说是开辟了中国学的另一个时代——白银时代。它与俄国学白银时代在现代性、多元性和开放性等多个界面上有着极大的趋同性。它与俄白银时代的学一样表现出几大精神特质：现代精神、叛逆精神和创新精神。开启了中国20世纪现代人精神。     

百年新文学的“传统”与“现代”——兼论王富仁“新国学”理论构想的学术价值

"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不仅贯穿于五四新文学自身发展的各个阶段,而且生动地阐释着五四新文学与传统国学的复杂关系。将传统国学与新文学置于"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下来审视不仅能更好地看到新文学、新文化发生发展过程的必然性、复杂性和丰富性,更重要的是在中华民族不断走向复兴的今天,能够更好地思考我们为何要弘扬传统、怎样弘扬传统?又该如何对待现代、如何面对发展?王富仁先生提出的"新国学"理论构想认为应该将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化纳入到国学的范围当中,这绝不是标新立异,而是反映了王富仁先生对于传统与现代关系的独特见解和对五四新文学研究在当下能否进一步拓展空间的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