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新县制下重庆地方自治的推行及其成效

重庆市作为抗战期间的陪都,是新县制的策源地。其对各种具体的自治法规的研究、制定以及自治的指导、监督工作都较其他地区为优;重庆市还进行了民选基层行政及自治人员的尝试。重庆市建立的基层“民意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呼声,维护了基层民众的利益,但是,由于没有真正实现人民直接选举,因而不能避免在选举和经费筹募等事务中的腐败现象出现。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地方自治"的封建性

从南京国民政府推行“地方自治”的指导思想、“地方自治”体制的设计以及“自治事业”的内涵三个方面可以看出，南京国民政府“地方自治”具有很强的封建性。     

试论20世纪40年代四川新县制下的基层民意机构

20世纪40年代，四川省按照国民政府制定的《县各级组织纲要》，力图在社会基层建立各级“民意机构”。然而，由于未能充分发挥广大基层民众来公正选举民意机构，而是以“公正士绅”来代表民意，并且着重把“民意机构”当作完成各种行政任务的工具，这就造成“民意机构”只代表地方士绅以及其他有产的意志，在解决民从最感痛苦的诸如摊筹派募、征丁、吏治腐败等问题上作用十分有限。     

抗日战争时期湖北新县制的推行与基层政权变革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国民政府的指令,湖北省政府在全省范围内实施了新县制。其内容主要是重新划定县等、扩大县政府组织、增强县政府职权、调整裁减区署、裁撤联保、建立乡镇公所、重组保甲,以及普及教育、整顿财政体系等等,其目的是建立党政军教一体、管教养卫合一的基层政治和管理体制。新县制的推行,加强了国民党对农村基层政权和人民的控制,与其所标榜的“地方自治”背道而驰。     

民国时期甘肃新县制述略

1940年7月1日,甘肃省执行国民政府的新县制政策,开始在甘肃推行新县制,甘肃新县制工作重心在乡镇,将全省66个县和3个局划分成829个乡镇,从党、政、军等各个方面全面控制基层,欲通过大力推行保甲制度,加强教育专制,进行财政改革等手段达到新县制的目标,即“管教养卫”,本文将从以上几个方面粗略概述甘肃新县制的推行情况.     

试论蒋介石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在抗战前后的关系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于蒋介石实行消灭异已的政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中央一直存在着矛盾、分裂和斗争,芦沟桥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抗战,国民党中央和各地实力派不得不在“共赴国难”的口号下结束对抗,合作御侮。然而蒋介石集团消灭异已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地方实力派抗日作用充分发挥。     

论新县制下基层民意机关制度设计的三大民主障碍

新县制下基层民意机关的制度设计蕴含一定的民主元素和规范程序,但就其制度设计的阶级本性、繁杂程序及相互牵制的权利限制三方面而言,已经对民主实现构成了难以逾越的三大障碍。     

论英国地方自治体制的发展与变革

英国具有深厚的地方自治传统,被誉为“地方自治之家”。从早期郡区制、自治市制度、地方法庭制度和治安法官制度的形成,到英国地方自治主体逐渐规范和三级地方政府管理体制的日益完善,再经过撒切尔和布莱尔政府的地方政府改革,使英国的地方自治体制中蕴含着更多地方治理的内涵,并使当代英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面临新的挑战。     

论清末地方自治的困境

清末地方自治是清末预备立宪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晚清的地方自治活动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并随着清末预备立宪活动而得以推行,虽然它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清末地方自治的首创意义以及它在推行中所面对的种种困境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反思。     

抗战时期广东国统区新县制的推行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为进一步动员广大民众参与抗战而推行新县制。广东当局承此政令,在其所辖的国统区全面进行这项工作。当时广东的新县制工作重在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因此其强力推行保甲制而忽视了乡村建设事业。这种倾斜性政策的实施,使基层行政事业无法齐头并进,既达不到建设乡村的效果,也无法为抗战作出应有的贡献。     

爱国主义是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思想基础

国共两党都有争取民族独立的思想，都主张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向西方学习，振兴中华，都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国家反帝斗争，这四个方面都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并成为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思想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福建省国民党党务活动述论

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组织机构急速增加,但组织趋于涣散;党员人数迅速膨胀,但党员对党更加淡漠;党部经费大都来自政府拨款,经费不足,许多活动难以开展。在党政关系中,不仅实现不了党对政府的指导、监督,反而处于从属地位,影响到了国民党的执政能力。这种局面的出现,源于国民党中央地方党务设计的失策。但从根本上说,是国民党的主义、政纲、政策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冲突,与中国政治近代化的趋势相冲突,它没有广大的民众基础,只能依靠政权的力量推行其主张。     

开罗会议与国民党政权对战后日本政策的设计

为了迎接胜利,严惩日本,国民党政权在二战期间就开始思考其战后对日政策。开罗会议及宣言作为中国对战后日本政策构想的原点,直接影响了国民党政权战后对日政策的设计。在开罗会议上,国民党政权所展现的对战后日本政策的策划是全方位的,虽然许多策划仅是原则上的声明。其中的一些想法在1945年7月26日通过的《波茨坦宣言》中被再次采纳,为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基础。国民党政权在开罗会议上的政策提案不仅反映了蒋介石希望打倒日本军阀、尽快结束战争的想法,而且表现了其作为崛起大国的全球意识与区域观念。设计战后政策的行为除了表明中国未雨绸缪之外,更表明其对于未来地区秩序建设负责任的态度。这些政策设计在当时影响了盟国的战后日本决策并为亚洲国家的自由与解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中国国民党与民众团体关系之研究（1927—1937）

各级民众团体由国民党各级党部指导,受各级政府监督,但各级党部不能干涉各级民众团体的内部事务。各级党政与各级民众团体的权责关系不清。为了维持独裁统治,国民党对民众团体会员资格和民众团体的活动实行严格限制,初期主要是通过党团来控制民众团体。普通民众团体中的党团被撤销后,则主要通过干事会操纵民众团体。国民党控制民众团体的结果导致党群关系恶化,从而使它失去了群众基础。     

带着镣铐跳舞:国民政府后期县参议会再考察——以广西省为例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三四十年代,县参议会作为县政治生态领域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它与省政府和县政府有着全面的互动关系。具体为,作为官意补充下的县参议会,省当局意志凌驾县参议会之上,民意机构的最大公约数是省令的推行和实施;县政府与县议会互动最为频繁,二者既有良性互动中的合作一面,也存在诸多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县参议会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因议员们自身异化带来的顽疾最终磨耗了民意的作用。     

1924-1927年中国国民党地方党政体制研究

大革命时期地方党政体制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从政府组织的原则看,实行“间接党治”原则;从制度规定看,实行地方党政相对独立的体制;从实际运行看,地方政府权力高于地方党部权力.     

国民党胜选与两岸关系前景

2008年3月22日,国民党参选人马英九以高达765．8万票、58．45％的得票率当选为新一届台湾地区领导人。国民党事隔8年后再次执政,证明了陈水扁等人搞台独分裂活动是不得民心的。此次胜选的原因除了国民党的选战策略符合台湾主流民意之外,与民进党当局的贪腐无能和马英九的个人魅力也是分不开的。国民党重新执政是两岸结束敌对状态的开始,短期内有望实现两岸经贸关系大幅改善,但政治和解空间有限,当务之急是建立两岸互信。     

略论国民党的训政体制

训政体制是国民党在1928—1948年间确立和实行的一种独特的政治制度。它的建立是国民党打着向民主宪政过渡的旗号,实现其以党治国和一党专政的具体表现。我们通过这一体制可以看出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反动本质。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它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制度,是由封建专制向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过渡过程中产生的,是孙中山民主思想和民主理论的首次具体实践,具有一定的民主内容和民主精神,推动和促进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因此,我们要正确评价训政体制在我国现代政治制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必须了解训政体制的理论来源,确立过程及其主要内容和特征。     

试论中国国民党“政党领军”模式的确立及共发展演变

政党领军模式的出现反映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欲建立一支与旧军队相区别的新式武装的情绪，也反映了党在军队中影响的现实。它为整合国家军政关系、改革军制、建设现代武装力量、消除地方割据：完成政治统一诸多问题发挥了重大的历史性作用。其发展演变更为我们了解近代中国军政关系的曲折演变提供了器物基础。     

试论中国国民党"政党领军"模式的确立及其发展演变

政党领军模式的出现反映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欲建立一支与旧军队相区别的新式武装的情绪,也反映了党在军队中影响的现实。它为整合国家军政关系、改革军制、建设现代武装力量、消除地方割据、完成政治统一诸多问题发挥了重大的历史性作用。其发展演变更为我们了解近代中国军政关系的曲折演变提供了器物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