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阳明与贵州情结

王阳明是明中叶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和政治家。在被谪贬到贵州期间，王阳明胸怀做“圣贤”的大志，投身于贵州的社会实践，造福于贵州夷人；贵州夷人对王阳明“投桃报李”，抚慰他这颗受伤的心。从而演绎出了王阳明与贵州之间不朽的情结。     

学陶行知思想树师德之风范

陶行知先生是二十世纪名闻世界的伟大人民教育家,他和鲁迅一样,是深受人民爱戴的教育改造家,是改革教育的旗手。他曾信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后超越王阳明,把“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改     

孔子的“仁智统一”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公元1508年，王阳明先生于贵州龙场“大悟格物致知”之道。次年，阳明又于贵阳书院“始论知行合一”。从孔子到王阳明的2000年间，中国古代认识史上关于“知”、“行”问题的论争，经历了不断发展的曲折变化过程，不论是儒家、道家，乃至于佛家，无不对此作了详尽而艰辛的探索，经历了一个个认识发展的逻辑“圆圈”，而每一周期，都将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引向了更加深入的层次，并不断增加着对这一问题认识的真理性颗粒。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创立哲学体系的人，他除了对当时哲学论争的中心问题——天人之辨，提出了关于天命论的传统主张外，…     

浅论李渭与阳明心学

李渭作为王阳明的私淑弟子,是阳明心学在贵州的三大传人之一。他继承了阳明心学并有所突破。他的“求本心”反映了“心即理”的阳明心学本体论;“必为圣人”目标体现了王阳明“立志为圣贤”的人生观;“明道”、“不欲”与王阳明“存天理,去人欲”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以行为先”的认识论对阳明心学“知行合一”有所突破。他一生着力“躬行”,力求达到“常清常明”反映了“事上磨练”的阳明心学方法论。他一生坚持讲学传道,对阳明心学在贵州、云南等地的传播和兴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王阳明贬居贵州确切年代考──阳明诗作内证寻绎

1王阳明因得罪宦官头子刘道被贬到贵州龙场，这是他生平中的一件大事，作为一个大思想家，他那影响深远的“心学”就是前发于此，即所谓“龙场悟道”。因而他在贵州的这段时间便常被人们所提及，成为王学传人和王学研究者们那里出现频率极高的话题。提到这段时间，从王阳明在世到我们今天，措辞不一，或说是在贵州，或说是在贵阳，或说是在龙场，或说是“居夷”，指的都是同一内容。凡具明时间的，众口一辞，都说是：“三年”。2然而我们在王阳明的学生们给他编的《年诺什，看到的却只有正德三年和正德四年两个年份，即：“三年（指正德三年…     

陶行知三改其名

陶文溶陶行知出生时,身为秀才的父亲为他起了个文绉绉的名字:陶文溶。溶是浚的古体,意为疏通和深挖。显然,父亲是希望他成为一个在文化上有所成就的人。陶知行陶行知1911年在金陵大学担任校刊《金陵光》的中文版主笔,发表了一系列探讨教育、探索救国之道的文章,署名为“知行”。因为当时,他热衷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认为王阳明提出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观念是改革中国传统教育的一贴良方,为了表示他对“知行合一”说的服膺,遂改名为陶知行。     

从陶行知先生的名字说开去

陶行知先生原名陶文濬。读大学时,因信奉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认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故改名为“陶知行”。43岁时,由于经过多年的实践,认识到“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因而又改名为“陶行知”。陶先生的改名,体现了他教育思想的转变。他曾说:“行动是思想的母亲。”又曾说:“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这些精辟的话,形象地说明了     

王阳明与黔中王门的书院讲学运动

贵州是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地,故贵州独得风气之先,首传阳明心学。王阳明的黔籍弟子形成了阳明后学中较早的一个学派——“黔中王门”。他们数代相传,延绵百年,覆盖全省,成就斐然,蔚为大观,在贵州掀起了几次大规模的书院讲学运动高潮,成为贵州古代学术史和教育史上的前所未有的盛举。王阳明和黔中王门的书院讲学运动,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树人与创新——王阳明教育思想的启示

王阳明是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把思想文化与教育紧密结合起来。“龙场悟道”是王学的起点,龙岗书院是王阳明最先创办的书院,《教条示龙场诸生》和《龙场生回答》奠定了王阳明的教育思想,并在贵阳文明书院“始讲知行合一”,“龙场悟道,贵阳传道”,王学走遍天下。王阳明教育思想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一是“树人”,二是创新。     

“贵州经验”:论王阳明民族观的形成与实践

王阳明中年被贬谪贵州,由此开始对少数民族与土司治理问题进行思考和探索,逐步形成了“夷夏平等”的民族观。王阳明将此民族观运用于当时贵州重大事件的处理上,积累了较为成熟的“贵州经验”,对贵州产生了良好影响。王阳明“夷夏平等”民族观和“贵州经验”至今仍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     

论王阳明龙场悟道的深远历史影响——以黔中王门为中心视域的考察

“龙场悟道”乃是中国思想史叙事结构最值得纪念的象征性事件。它不但标志着王阳明已突破了生命磨式的大关大隘,实现了个人心性体验上的大跨度飞跃,而且也预示了全国最早的地域性心学学派——黔中王门的形成,影响后世可谓既深且远。贵州思想世界的形成与发展,实大有赖于王阳明在当地的讲学弘道活动。历代地方学者大量与心学思想有关的话语言说,已构成明显的价值与知识互动的连续性学术谱系。     

阳明赴谪途中归省南京考——兼与陈来、王平路先生商榷

王阳明贬谪贵州龙场途中,自福建武夷山之后的路线,由于《王阳明年谱》和《阳明先生行状》记载不一,且缺乏相对直接的证据资料,故学术界至今存在分歧。一种肯定《行状》认为其由武夷径直往龙场;另一种支持《年谱》认为其先往南京归省再赴龙场。笔者依据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综合相关间接证据资料,通过合理的逻辑分析与推理,提出王阳明在赴谪龙场途中确曾由武夷回南京归省。     

王阳明书院理念与朱熹之比较——以《教条示龙场诸生》与《白鹿洞书院揭示》为例

王阳明是明代的理学大师,《龙场教条示诸生》是其书院教育思想的重要表现。与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相比较,它展示了阳明教育思想的心学特质,而这与王阳明在贵州的经历有重要关系。     

论《王阳明年谱》的文学手法

王阳明以＂真三不朽＂的伟业彪炳史册,深刻地影响了明中叶以后中国历史的走向。王阳明作为古代圣贤的典范,其影响之大,除了其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和人格魅力外,与《王阳明年谱》的编纂和广泛传播有着密切的关联。《王阳明年谱》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凭借文学的虚幻艺术、叙事艺术和杂糅艺术,更加凸显了王阳明致＂圣贤＂的形象,其中关于＂天道＂与＂人事＂、＂良知＂与＂邪恶＂、＂现实＂与＂诗意＂的叙事框架显然是受到《史记》等历史文献的影响,并成为后世塑造和解读王阳明艺术形象的文献依据。《王阳明年谱》博大精深,其所包含的文学价值已成为王学研究的新视角。     

明中叶泰州学派自我教化方式研究

由王阳明弟子王艮(1483——1541)创立的泰州学派,是中晚明时期有着一定影响的学派。其教化思想在理论上承接了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在实践上是对阳明思想的运用,并有所发展。特别是其自我教化思想的方式,可总括为"循其良知"和"体验良知",既体现了当时士人要求个性解放的现实,又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士人的影响,因而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作者小考

《三教偶拈序》署名“东吴畸人七乐生”，此为冯梦龙之别号。《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结尾诗署别号“髯翁”，此为冯梦龙晚年所作小说中诗的别署。冯梦龙编撰的《智囊》辑录王阳明的生平事迹，其中不少写入《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中，两书对王阳明的评价也完全一致，这是冯梦龙作《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的重要旁证。     

徐祯卿仕宦时期的“学凡三变”

徐祯卿的为学经历可概括为“学凡三变”：加入七子,砥砺于辞章,此为变之一,属顺势之变;习养生之术,专心玄虚,转入道教,此为变之二,可以说由文学转入道教是徐祯卿转折最强、最彻底的转变,正德元年的山水游历进一步引发了他对道教的兴趣,而正德初的朝政败坏、对文学价值与功能的失望、自身体质的多病等各种因素则是导致他慕道的直接原因或更深层的原因;与王阳明论道,悟心性之学,此为变之三,这一转变显示着徐祯卿精神结构的再一次重置。此“三变”清晰地勾勒出徐祯卿入仕后思想的转变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