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哲罗姆模式、贺拉斯模式和施莱尔马赫模式中的“忠实”

在西方翻译史中,三大模式对翻译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者都强调"忠实",只是"忠实"的内容、对象和侧重点不同。哲罗姆模式强调忠实于源文本;贺拉斯模式强调忠实于"顾客";施莱尔马赫模式则强调忠实于源文本的"异域风味"。通过对这三种模式中"忠实"的对比研究,旨在阐述翻译过程中应充分考虑翻译目的、文本类型等因素来选用适宜的翻译策略,以获得最佳翻译。     

浅析贺拉斯、哲罗姆、施莱尔马赫翻译模式的特点和影响

贺拉斯和圣·哲罗姆提倡文学作品的活译,然而针对宗教文本,哲罗姆又倾向于忠实的翻译.贺拉斯提出"特权语言"的概念,而施莱尔马赫反对这一观点,并针对该概念提出了"外国化的翻译"概念.本文通过对这三种翻译模式各自的特点进行历史性的研究,旨在阐述这三种模式对当前翻译领域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杰罗姆和贺拉斯翻译模式对比研究

杰罗姆和贺拉斯翻译模式对翻译理论的发展及其实践均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对杰罗姆和贺拉斯翻译模式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进行对比分析,指出尽管此两种翻译模式均强调翻译的忠实性,且其忠实的对象各有不同,但其旨归却是一致的,即在翻译过程中,为了成功、有效地完成交流,必须充分考虑历史和文化因素。     

论贺拉斯模式和杰洛姆模式的异同(英文)

人类的翻译活动大约起源与公元前三世纪。在二千多年的翻译史中,不同的翻译学派对翻译都做出了不同的解释。由于历史时代的不同,作为早期翻译的创始人,贺拉斯与杰洛姆也对翻译的标准提出了各自的看法。通过对比贺拉斯模式和杰洛姆模式的差异,该论文意在讨论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对翻译技巧选择的影响。     

翻译研究中的三模型

本文从介绍了巴斯赖特与勒弗梅尔所提出的翻译研究中的三个模型，并以此为基础，对当前众多的翻译理论热点问题及其联系进行了思考。     

合式原则：贺拉斯《诗艺》中的翻译方法

贺拉斯是罗马帝国时期的杰出诗人和文艺批评家,所著《诗艺》对诗学创作有着极高的理论价值,被后人给予很高的评价。其中提出的合式原则不仅从文章结构的统一和人物性格的一致等方面为诗学及其它作品的创作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其内含的翻译元素也有效地解决了文学作品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与文学再创作方面的问题。     

“疯狂”与“黄金中道”:贺拉斯的伦理智慧

贺拉斯心目中的诗艺绝不仅指艺术技巧,而是指诗人的一切修养,其中伦理智慧尤为重要。他早期的《讽刺诗集》和晚期的《书信集》都是以伦理探讨为主的作品,即使以抒情为主的《颂诗集》也渗透了他的伦理思想。贺拉斯从"黄金中道"的观念出发,讽刺了人类在对待财富、权力、宗教等问题时的疯狂与愚蠢,这种伦理观念的最终目的是达到伊壁鸠鲁哲学追求的"不动心"状态,在一个动荡无常的世界中实现心灵的独立与自由。     

奥古斯都的统治与贺拉斯的神话诗歌

奥古斯都时代的文学作品究竟和当时的罗马政治有怎样的关联?从当时最主流的文学形式——诗歌中寻找答案是不可回避的研究路径。贺拉斯是当时最著名的罗马诗人之一,他曾是奥古斯都的御用诗人,他的神话诗歌非常集中地反映了奥古斯都时代的政治状况。作为诗神的祭司,贺拉斯认为无论从罗马的宗教传统还是希腊的文学传统来寻找依据,神话诗歌都远胜史诗。在神话诗歌中,贺拉斯歌颂奥古斯都的军事武功、帮助奥古斯都与元老院争夺政治权力、反对不利于保持政治稳定的迁都计划、清明风尚习俗,讽刺拜金主义和宣扬坚毅美德。贺拉斯的神话诗歌有一种能够启迪罗马人心灵的力量,在维护奥古斯都政权稳定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重新评价贺拉斯在西方文艺理论史上的地位

本文对古罗马的文艺理论家兼诗人贺拉斯在西方文艺理论上的价值和贡献做了探讨,重新认识了他的历史地位。贺拉斯一贯被人们认为是古典主义的奠基者,笔者考证了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源流,得出了贺拉斯是古典现实主义向近代现实主义过渡的桥梁和界碑。又从艺术本质论上,区分了现实主义和古典主义两个基本概念,说明了贺拉斯的思想是与古典主义大相径庭的。在对传统的认识上,贺的观点也是与古典主义背道而驰,但与现实主义恰是息息相关。在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史上,他的《诗艺》和《上奥古斯都书》有许多真知灼见,起到了一定作用。理应是现实主义理论的奠基者。     

翻译的二元标准:忠实 目的

文章从研究翻译的本质入手 ,认为“忠实”是翻译的基本标准。译者的工作是“一仆侍二主” ,翻译不仅要忠于原文 (包括忠于原文的内容、形式、风格、效果等各个方面 ) ,还要忠于译文读者。但由于原语和目标语之间语言和文化的差异 ,绝对的面面俱到的“忠实”是做不到的 ,译者不得不有所取舍。取什么 ,舍什么 ?这就取决于翻译目的了。“忠实”与翻译目的之间的关系 ,就如同马列主义一般原理与社会主义国家具体国情之间的关系 ,在翻译实践中 ,它们相互结合 ,译者何去何从的问题 ,译文的衡量尺度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翻译的二元标准:忠实+目的

文章从研究翻译的本质入手，认为“忠实”是翻译的基本标准。译者的工作是“一仆侍二主”，翻译不仅要忠于原文(包括忠于原文的内容、形式、风格、效果等各个方面)，还要忠于译文读者。但由于原语和目标语之间语言和文化的差异，绝对的面面俱到的“忠实”是做不到的，译者不得不有所取舍。取什么，舍什么?这就取决于翻译目的了。“忠实”与翻译目的之间的关系，就如同马列主义一般原理与社会主义国家具体国情之间的关系，在翻译实践中，它们相互结合，译者何去何从的问题，译文的衡量尺度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论翻译“忠实”标准的内涵

翻译的标准问题是翻译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译界一般都认为“忠实”应为翻译的标准之一，但在对“忠实”标准内容的理解上，却不完全一致。笔认为，作为翻译标准的“忠实”，应当指的是忠实于原作所表达的思想，忠实于原作所表达的化特色，忠实于原作的体裁、结构形式和语言形式，但不是逐字逐词的死译。     

女性主义的"忠实"翻译标准

传统译论中翻译标准的核心问题是“信”或“忠实”,都是以原文／作者为中心,强调译作／译者对原文／作者的绝对忠实,显出较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从性别角度关注翻译,探讨翻译标准中流露出的对女性的歧视,提出了另类的女性主义忠实标准,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中发出了女性的声音。     

从《诗艺》看贺拉斯文艺观的保守性

贺拉斯的《诗艺》一直被奉为美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更是对后世的古典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到今天,依然有很多人对这部作品中所体现的文艺观大加赞赏,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将这部作品视为文学创作的金科玉律。其实,《诗艺》中所体现的贺拉斯的文艺观有着很明显的保守倾向。现从创作题材的陈旧性、人物的定型化与类型化、创作方法的僵化等三个方面对这种文艺观的保守性做出系统的分析,这将有利于我们客观地评价这部作品并批判地继承其中的文艺观点。     

贺拉斯的“教”与“乐”——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寓教于乐”

贺拉斯肯定了文艺既具有教育功能,又具有娱乐功能,并对二者采取了并重的态度。“教”,从广义的范围来说,应该包括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意识和个体意识的综合。诗,就是审美价值发生、展开与实现的中介,在诗人的思想与感情熔铸的“一度审美”的“教与乐”,此时,也在欣赏者的“二度审美”中重现为“教与乐”,在读者的头脑得到价值的传承．《诗艺》是理解罗马文学创作原则的主要来源,也是理解古希腊文学的参考。     

论翻译"忠实"标准的内涵

翻译的标准问题是翻译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译界一般都认为"忠实"应为翻译的标准之一,但在对"忠实"标准内容的理解上,却不完全一致.笔者认为,作为翻译标准的"忠实",应当指的是忠实于原作所表达的思想,忠实于原作所表达的文化特色,忠实于原作的体裁、结构形式和语言形式,但不是逐字逐词的死译.     

“教”与“乐”——贺拉斯“寓教于乐”观的内蕴及价值评析

从文艺发展的角度来探讨贺拉斯“寓教于乐”文艺功用观的内蕴及价值,充分肯定了“寓教于乐”观在文艺发展史上意义和价值,认为在当今及未来的社会中“寓教于乐”观对文艺的发展仍有借鉴的价值     

论翻译中的忠实

忠实作为传统的翻译原则被解构了。人们认识到由于个人认知、经验等的不同,再加上文化学派提出的操控因素,做到忠实已不可能或不必要了。然而笔者认为,翻译的本质在于忠实地传达信息。对忠实的追求是维系原文和译文的纽带和桥梁,不能放弃。忠实对文化生态也有积极作用。至于那些为着某些目的使忠实度降低的宽泛意义上的翻译,本着对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负责的态度,须明确标出。     

西方翻译流派对忠实观的解读(英文)

忠实是翻译中最有影响力、最被普遍接受的标准之一。西方不同的翻译流派对这一标准理解不一。该文将分析忠实在翻译研究的不同时期的演变,进而指出绝对忠实是一个乌托邦的目标,可以采纳不同的翻译标准以丰富翻译理论。     

从翻译的“忠实”对象理解“忠实”原则

传统的对"忠实"标准的理解多停留在内容和形式的层面上,然而,翻译中的"忠实"是多方面、多角度的忠实。从翻译的"忠实"对象这个角度重新思考翻译的"忠实"标准。在翻译的过程中,翻译需要"忠实"的对象有原文形式、原文内容、原文作者、译文读者、读者文化、客观事实和翻译目的(效果)。在翻译活动中,译员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做到忠实,而这种忠实应当有合理的适度性的把握。但这种忠实也必然有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语言形式和内涵及译者自身因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