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持卡人界定的辨析

对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持卡人的界定,理论上存在不同观点,造成了司法实践中法条理解及适用的困难。文章运用刑法解释学原理,通过文义解释和论理解释,把非法持卡人和合法实际用卡人排除在持卡人范围之外,最后得出持卡人仅指登记持卡人的结论。     

信用卡诈骗罪中对"恶意透支"的理解

信用卡诈骗罪是一种较为新型的金融诈骗犯罪。恶意透支是信用卡诈骗罪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但在认定“恶意透支”的问题上有不同的认识。本对“恶意透支”的行为内涵进行较为细致的分析，以便能准确地把握恶意透支型的信用卡诈骗罪的认定问题。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若干问题研究

《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恶意透支作出了进一步规定,确立了推定式认定"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的机制。但是司法界和理论界对如何确定持卡人的"非法占有目的"、恶意透支数额仍存有争议。鉴于司法实践需要,立法者应结合立法精神和司法实际,坚持刑法谦抑性原则,兼顾国家金融秩序安全和保障当事人权利需要,对利息是否计入透支数额予以明确规定。     

小议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以刘某信用卡诈骗案为切入

近年来,随着信用卡在我国普及程度的日益增强,信用卡违法犯罪活动不断增多,其中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占据主要部分。本文旨在通过阐述恶意透支的刑法规定和司法实践,在论述恶意透支归入信用卡诈骗罪的危害性的基础上,针对防范和处理恶意透支犯罪,提出建议。     

信用卡诈骗罪的客观行为研究

信用卡诈骗是金融诈骗中的高发性犯罪。犯罪行为的专业性又决定其在认定中存在诸多司法难点,非法占有目的需要进行事实推定;信用卡诈骗的行为方式需要进行深度解读;经济纠纷行为与犯罪行为交织,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模糊,信用卡诈骗过程中往往存在数罪并发的情形。对这些疑难问题的理论研究,有助于科学地指导刑事司法活动。     

信用卡诈骗罪若干问题探讨

持卡人恶意透支后,其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的情形,不因保证人代为偿还恶意透支款项而影响将该行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是由盗窃信用卡的行为和使用窃得信用卡的行为二者构成,前行为不构成犯罪,后行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信用卡诈骗罪的客观表征试析

本对在信用卡的内函外延及功能的界定与阐发的基础上，系统地分析了信用卡诈骗罪的客观表征，并对此在法学界的不同争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对我国信用卡诈骗罪立法的反思与建议

信用卡诈骗罪是97年刑法规定的一个新罪名，它为司法机关打击“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扣作废的信用卡”、“冒用他人信用卡”和“恶意透支”的行为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持，但是现行法律在该罪名的认定上仍然存在一些值得推敲的地方，笔者就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论利用银行卡恶意透支的民事责任

银行卡是由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向持卡人发行的具有多种功能的结算凭证,是目前我国广泛使用的一种支付结算工具。目前,银行卡恶意透支的情况越来越多,本文通过分析恶意透支的原因及其危害后果,论述了利用银行卡恶意透支的构成要件、归责原则以及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信用卡诈骗罪司法认定研究述评

2005年我国通过《刑法修正案(五)》后,信用卡诈骗罪又成为学界研究热点,对于信用卡诈骗罪和盗窃信用卡并使用行为的性质和司法认定存有较大争议。对信用卡诈骗罪的司法认定,持实质的解释论,考察刑法用语的真实含义,用实质的、正义的标准界定构成要件的内涵与外延。认为盗窃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使用的行为,只构成一般盗窃罪,而不构成盗窃金融机构罪。     

司法实践中对信用卡诈骗罪的认定

信用卡诈骗罪是我国刑法增设的一个新罪名，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也侵犯了银行金融管理制度和商业经营管理制度，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信用卡骗取公私财物的行为。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主观方面是出于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目的。     

信用卡诈骗罪的若干法律问题

对信用卡诈骗罪的认定问题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存在着诸多争议。本文从界定信用卡的概念出发,并根据现行法条,结合实际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对信用卡诈骗罪的罪名进行了具体分析。     

罪刑法定原则的现实与冲突

文章描述了罪刑法定原则现实与冲突的两个方面：罪刑法定的立法均衡问题与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的障碍问题,并进一步探讨了如何更好地运用罪刑法定原则的指导作用来解决冲突问题。     

浅析信用卡诈骗罪的两个问题

依照罪刑法定原则，单位不是信用卡诈骗罪的主体，因此对单位实施的信用卡诈骗活动，只能按照自然人实施的犯罪处理。对“使用”内涵的理解仅限于可以用信用卡进行交村结算的经济行为但不包括出售。既有“伪造”又有“使用”行为的定性，是实行数罪并罚，还是从一重罪处罚，应区别情况分别对待。     

略论合同诈骗罪的认定

合同诈骗罪,由于立法将其归类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而成为刑法理论界的研究热点。目前,司法界对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的内容、形式和犯罪数额等方面,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司法认定上都存在着争议。文章针对合同诈骗罪在司法认定中的疑难问题,结合相关学理进行分析。     

柔性司法克制主义的倡导——以刑事司法为分析视角

在我国的刑法司法中,应坚持柔性的司法克制主义理念。从制度基础、法治进程及法官素养等层面看,司法能动主义不应过度提倡。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看,我国的刑事司法意识形态应是柔性的司法克制主义。柔性司法克制主义的贯彻,需坚持几个规则:适用于法律疑难当中、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及强化判决书的说理性。     

走向目的型司法观

司法观念的现代化则是司法现代化的先导,它要求摒弃工具型司法观,走向目的型司法观。工具型司法观从本质上否认了司法自身独立的价值追求,具有很大的现实危害性,它表现为维护封建皇权的工具、阶级斗争的工具、经济建设的工具等。目的型司法观就是“以人为本”的司法观,强调充分保障人的权利,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理性要求。2004年宪法修正案为目的型司法观的构建奠定了宪政基础,但这一司法观的构建将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