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崇文抑武政策对外交的影响

崇文抑武政策对北宋的外交产生了双重影响:对辽金夏三国,由于军队问题,战争多败,北宋通过赠送岁币、边境开放榷场的方式实行求和的外交政策;由于海外国家不对北宋直接产生威胁,尚文的北宋王朝从心理上更愿意以一种大国心态,通过民间贸易、朝贡贸易、文化传播的方式,对海外国家实行开放交流的政策。崇文抑武政策是北宋外交政策变化的深层次原因。     

宋代“崇文抑武”治国方略与孙子兵学研究

宋代以"崇文抑武"为重要治国方略。这一方略一方面强化了孙子兵学"文"的方面,促进了孙子兵学文献的繁荣和发展,而且使《孙子兵法》的"慎战"、"备战"、"将道"以及形、势、虚实等军事思想与儒家统治思想相对接,上升为指导国家军事斗争的基本理论。另一方面,孙子兵学作为"武"的特质,其诡诈机变之术,带有强烈实践性特征的作战指导原则却遭到排斥,使之难以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层面上获得创新和发展。这就使孙子兵学出现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分裂。这种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宋以后孙子兵学的发展走向,也成为中国传统兵学文化值得关注的重要特征。     

北宋初期“崇文抑武”政策略论

北宋政权的建立是在唐末五代军阀割据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军阀混战给了赵宋统治者建立政权的基础的同时,也带来了政权潜在的隐患。北宋政权的开拓者及其后继者大力推行文治,以文御国,借以达到消弭军阀混战,实现政权长治久安的效果,逐步形成了有宋一代以"崇文抑武,守内虚外,强干弱枝"为主要标志的祖宗之法。文章拟从北宋初期崇文抑武政策的形成背景及表现来考察北宋初期政权内省性人格的形成对官僚士大夫心态的影响。     

论宋代环卫官

宋代环卫官从唐代十六卫官承袭而来,在名称和编制上无太大变化,但由于宋朝历代都遵从"崇文抑武"的"祖宗家法",环卫官的职能范围越来越小,以致两宋以来环卫官多不除人。从现存的宋代史料中可以发现,宋代环卫官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在《宋史》的"合班之制"和宋代的官品令中尤其可以发现这些变化。这也反映了宋代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处于从中央集权专制到皇权专制主义的转型期。研究宋代集权的就为角度之一。     

再论宋代武举

文章对宋代武举中的几个问题做了考索,认为其设置背景有现实与需要的矛盾,也有文武分途的思想基础;应试者可以自荐,但还是有一定的身份限制,且需要荐举与保结,并非绝对公平。此外,还对武举绝伦科和童子科进行了考证。     

宋代武举人的诗歌创作

宋代是典型的文治社会,即便是参举武举之人,也多有文士化特征,不少人著有别集,其诗歌有言“武”之本色,亦不乏题画、写景乃至苦吟之类,与一般文人差别不是很大。     

论宋代武举选拔制度的利弊及对武举制度的影响

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查阅大量资料,分析了宋代武举制度的利弊,以及对以后武举制度的影响。宋代的武举经历了从唐代继承而来的单纯“尚武”甚至自荐的灵活方式,到文武兼备突出以德、才为重以及后期的重文轻武的不合理倒置选拔标准。打破了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等级用人制度,为赵宋王朝选拔了一批为自己服务的武将人才。但由于封建社会固有的制度缺陷,使宋代的武举制度不可避免的也存在诸多的问题。但其在我国历史上正式确立了封建时期的武将选拔制度——武举制度。为以后的金、明、清时期的武将选拔制度,提供了很好的指导思想和进一步完善的现实蓝本。     

宋代武举武学研究述评

文章全面细致地梳理了宋代武举武学的研究现状,其特点是成果数量少,且多以制度史为研究角度,方法逐渐多元化,引用材料范围亦渐扩大,侧重武举忽略武学;主张将来的研究宜以武贡举为核心,从时间维度为宋代武举寻找历史坐标,文史结合为主,建议多采用别集、总集、方志、《登科录》、乡、会试录、地方志甚至笔记小说以及出土文物为材料,重视诗史互证,改变武举研究不足的现状。     

宋代科举视野下家训诗文的双重性

宋代家训诗文展示了文学家和理学家在教育子弟读书治学作文时对科举的妥协性和超越性。文学家一方面不得不指导子弟为科考写好时文,并做有针对性的训练。另一方面,也培养他们传统的文学创作能力,以绍承家学。理学家不仅批判,而且接受科举制度。虽然对科举的弊端甚为了解,对科举造成士子不学无术的困境深有体会,但他们亦不免参与科举。然而恪守道德心性之学的理学家,并没有为科举而止步,那些学术功底较为深厚、对理学较为看重者,亦能超出科举的窠穴,至少他们认为科举与治学是不矛盾的,并以此教育子弟。宋代科举视域下的家训诗文的双重特性,是宋代崇文抑武政策、家族制度转变等的重要产物。     

宋代武举散文创作蠡测

宋代武举"策论定高下,弓马定去留",故中举者多习文事,佳作往往得到文章名家的肯定,其特点为以应用文为多且随时代风气而变,即关于武事的极少,题材和风格与一般文人无异。就武举考试而言,其内容重视思想之"忠"与否,评价标注重形式甚于不特别看重内容(特指军事)。更为重要的是武举人以"文人"自任,积极从事文学或文化活动,其价值观及文风或均与同时代文人同步。也是整个宋代"武"人"文化"、文人"武"化的具体表现。     

试论宋代兴文抑武政策的利弊

兴文抑武政策是宋代的一个重要政策,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宋中央集权、官僚结构以及宋朝的统治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有着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本文试图分析此政策在宋朝实施过程中的某些利弊.     

宋代武举的程文考试

宋代武举考试分武艺和程文,程文考试是宋武举与唐武举的最大区别。宋武举程文分为《七书》大义和时务策论两种,策论要誊录、封弥;评定成绩时以策论为主,评选标准除参照文举的犯讳、错字外,更重视程文形式和是否“忠”。武举录取原则“策论定去留,弓马定高下”,体现了科举背后的中央集权思想力量在加强。     

国家政策与民间习俗:宋代“崇文抑武”背景下民间习武风气新探

以往学界对两宋民间习武情况关注不足,本文通过对宋朝民间习武情况的考察,得出不同于既有的认知,认为所谓"崇文抑武"不过是对武将权力的限制,实际上政府仍十分重视和推崇习武。两宋河北等地"弓箭社"及其他民间习武组织众多,民间身怀绝技的武艺人活动频繁,与习武相关的民间娱乐活动也十分兴盛,总体上民间习武风气仍比较浓厚。这既有军事、政治方面的原因,也与宋朝商品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     

浅析宋代以文治武国策的确立及影响

宋代以文治武作为基本国策,文人不尚武,保持了国家的稳定,实现了文化繁荣。而文化盛世并没有有效遏制边塞少数民族的侵扰,武备的松弛使国防能力下降,少数民族侵扰直接导致了宋的灭亡。     

寻道传统文化，实现育人无声——“崇文尚武”理念引领下的小学传统文化校本课程建设

构建传统文化校本课程体系是学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学校在“崇文尚武”育人理念的引领下,以国家课程标准为依据,以地方课程目标为参考,搭建优秀传统文化校本课程,挖掘课程内容,探索三大实施路径,促进学生品格的提升,实现以情润德、以行塑格的境界。     

论秦代的倡武与禁武

由于历史的原因,出于统一的需要,秦在统一以前尚武之风强盛。统一后,为了巩固江山,统治者采取了在军队中倡武,在民间禁武的政策。秦军中的倡武促进了武术的发展,但民间禁武的结果却是复杂的,一方面阻碍了武术的发展,另一方面却是禁而不止的。角抵的出现、流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再论宋代的土地政策——对“不抑兼并”政策的含义重新解释

宋代一改前朝土地制度,奉行"不抑兼并"的政策,不可否认它加剧了土地兼并。但是"不抑兼并"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兼并土地,兼并是以不影响赋役征收为前提。不管是"限田"还是"括田",其实质都不在限制占田本身,而是以均平赋役为目的。     

明代武举乡试的发展特征、原因与启示

明代武举乡试属于明代武举的初级考试,与文举乡试相较而言,其发展呈现长期未确立且施行具有一定的间断性、长期未获高度重视,铨选资格缺失的特点。但与前朝武举乡试相比,明代武举乡试在规范性、可行性上得到空前强化,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同时,其发展与统治危机紧密相关的特征凸显。从总体上看,明代武举乡试的地位始终得不到提高。这既是明代武举乡试制度本身发展与明代社会政治形势发展变化的结果,也是统治者治国理念与国防政策偏离的必然结局。     

韩通死事考

韩通是五代时期后周的开国将领,在陈桥兵变时被军校王彦昇所杀,成为赵宋开国史上最为重要的流血事件。由于此事涉及周宋禅代的敏感问题,韩通之死在宋代史料中众说纷纭。后世史家多视之为王彦昇独断专杀,然而,将之放入兵变前后的政治形势和宋初政策走向上来看,韩通之死恰恰是赵匡胤肃清后周异己军事力量的开端,也是宋初崇文抑武等一系列大政方针得以实施的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