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裁判与情感

司法裁判是行使国家审判权的法官,依法定程序对诉讼案件进行审理后,做出具有法律拘束力的结论性判定的活动。司法裁判受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背景的影响,与此同时情感因素也是法官在断案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法官需要清醒的认识到这些因素,只有这样法官才能做出具有说服力的并且值得信赖的司法裁判。     

酌定量刑情节理性司法新论

司法实践中对如何认定酌定量刑情节和如何适用的问题一直存在分歧与弊端,存在对酌定量刑情节认定标准不一,量刑随意性大等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应将相对的报应刑论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司法的理论标准;酌定量刑情节在范围上包括反映社会危害性和反映人身危险性的情节;在适用该情节时,应在裁判文书中公开法官的裁量过程,并充分论证判决理由,加强对法官利用酌定量刑情节自由裁量的监督制约,全面提高法官素质,把好法官队伍的准入关。     

智能量刑系统应用的司法难题与改良路径

智能量刑系统的司法适用,不仅推动了我国传统司法结构的转向,而且拓宽了关于“同案同判”裁判算法化的基本路径。对智能量刑算法裁判层层演进的脉络进行了研究,其司法适用难点在于智能量刑的公众认知偏向、经验归纳的不周延属性与个案问题的规律性偏差。顺利过渡智能量刑系统应用的司法适用困境的关键是探索设置进行算法质量的司法听证、衔接算法裁判和法官裁判以及保障算法的区域变通适用的程序,使之与司法数字化改革相适应,由此放大智慧司法的优势效果。     

司法裁判中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区分——以两起影响性诉讼为样本

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区分是司法裁判理论中的难题,中外在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区分上有着不同的理念和制度。法官在事实和法律之中纠缠的困惑,反映出疑难案件裁判的困境和无奈。对区分问题的考察应结合刑事诉讼的性质进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解决区分问题的合理出路。     

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的逻辑前提及方法规制简

法官自由裁量权是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根据法律规定和立法精神,秉持正确司法理念,运用科学方法,对案件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以及程序处理等问题进行分析和判断,并最终作出依法有据、公平公正、合情合理裁判的权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法官在强化法律统一适用的同时,应正确运用司法政策,规范行使自由裁量权,充分发挥自由裁量权保障法律正确实施、推进法治进程中的作用。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量刑失衡的实践检视与调适

在司法实践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存在定罪准确但量刑失衡的问题,不仅不利于公正司法的实现,而且也不利于遏制侵犯个人信息的犯罪活动。通过对裁判文书网部分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后发现,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量刑失衡集中表现为量刑不均和量刑偏差。从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角度出发,结合2021年“两高”发布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有关量刑原则与方法的规定,以量化分析为目标,应在量刑幅度范围内按照一定的跨度划分量刑梯度,再将被告人的基本犯罪事实、认罪认罚从宽等量刑情节对应相应的量刑梯度,依次确定量刑起点、基准刑和宣告刑。通过引入量刑梯度既可以推进认罪认罚从宽的精准量刑,又可以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的逻辑前提及方法规制

法官自由裁量权是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根据法律规定和立法精神,秉持正确司法理念,运用科学方法,对案件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以及程序处理等问题进行分析和判断,并最终作出依法有据、公平公正、合情合理裁判的权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法官在强化法律统一适用的同时,应正确运用司法政策,规范行使自由裁量权,充分发挥自由裁量权保障法律正确实施、推进法治进程中的作用。     

非职业法官对司法裁判的参与

法律的复杂性使司法裁判成为一般人无法涉足的领域,只有少数经过系统学习和严格训练的职业法官,才具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从事司法裁判活动。然而,在法治国家中,长期存在着非职业化的普通人参与司法裁判的实践。这种同司法精英化现象并存的司法民众化现象,已经成为一国司法民主的重要体现。并在国家的司法权力运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笔者尝试在本文中对非职业法官参与司法裁判活动的理论及现实意义进行论述,并通过对非职业法官参与司法裁判方式的比较研究,反思中国司法的精英化和民众化问题,希望对中国司法制度的发展有所贡献。     

知识产权司法审判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及其规制

知识产权案件中司法审判的机会主义行为是指法官为追求期望的司法结果而恣意裁判,导致法律适用上的不确定和忽略个案正义的行为,包括机械地遵循指导性案例、同一法官对同类案件可能不同判决以及裁判过程中的模板化。除知识产权存在无形性、法律状态和保护范围不确定性等独特性之外,交易专用性资产和理论解释的分歧也会推动机会主义司法行为的发生。机会主义司法纵容了机会主义诉讼,损害法律权威性,必须通过制度的完善加以抑制。可以通过采取建立同类案件判决评价机制、判决公开化、培养法官司法人格、确保司法独立等措施,规制机会主义知识产权司法行为,实现法律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完美融合。     

通过法律推理推进司法改革

现代司法理念要求审判活动尊重并遵循司法的内在规律,以司法的本来逻辑指导并建构审判活动.法律推理是法官审理案件得出裁判结果的基本思维方法,同时也是保证裁判结果具有正当性的重要手段,法律推理的过程就是对裁判结果正当性的论证过程.法律推理作为一种理性思维工具,可以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司法的目的和方法,澄清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思维误区,推进司法改革.     

历史性——从《挑战》看姚斯的接受理论

在《挑战》一文中,姚斯主要强调接受主体的历史性,但同时姚斯也并没有忽视文学的创作以及文学作品本身的历史性,而将文本历史性与社会历史发展、创造主体、接受主体的历史性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其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     

当事人陈述探微

当事人陈述具有两种涵义，其一为当事人基于诉讼主体地位向法院所作的陈述，其二为当事人基于证据方法之地位向法院所作的陈述。前者为意的表示，性质上属于观念通知，后者为知的表示，性质上属于事实行为。由于两种当事人陈述涵义、功能及性质有别，故应适用不同的制度予以调整。     

《好大一对羊》中的羊与人战争——看当下云南高寒山区启蒙思想的缺失和失败

从中国现代化社会启蒙的过程和特点,来解读夏天敏的中篇小说《好大一对羊》中的人物形象,揭示出当下云南高寒山区启蒙思想的缺失和失败,直射出文学创作中责任和良知的伟大力量。     

论五四时期李大钊对民本思想的扬弃

李大钊幼年的不幸和深厚的儒学教育养成了他早期“道德至上、国家至上、民意至上”的民本思想。他用这种思想观察和思考辛亥革命后复杂的社会现实,既反对袁世凯的专制独裁,又对他抱有极大幻想,希望他作一个强有力领导人统一国家以稳定动荡不定的社会现实,表现出拥袁反袁的矛盾心态。随着袁世凯本质的暴露和李大钊对西方思想的研究,他开始用西方民主思想改造发展传统民本思想,将“天赋人权”、个人主义与“民为邦本”、“入世有为”相融合,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民彝”思想。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系统地改造传统民本思想,揭示了“仁政德治”的虚伪性和落后性,以新型的无产阶级党群关系取代传统的君主民本思想。     

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原因的再思考

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原因,几十年来史学界已有定论,即客观上反革命力量大于革命力量,主观上由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执行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本文试图从统一战线内部就国共两党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对改组后国民党性质的认识以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等方面对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主观原因做更为深入的探讨.     

“综合启发,评价开拓”教法试验研究

本文阐述了初中化学“综合启发,评价开拓”教法试验的理论和实践依据.试验优化的标准,运用系统科学原理提出了该教法在初中化学课堂教学中的基本环节和要求,并在教学中予于了实施和总结.     

清末新政与日本的亚洲主义

清末新政是一场王朝自救运动，历时十年。日本参与并引导了这场改革，期间中日关系相对缓和，日本亚洲主义影响下的对华政策给这一现象带来了答案。     

浅论《老人与海》中的聚焦变“幻”

海明威是美国小说史上的先锋人物,也是位叙事大师,开创了崭新的叙事技巧,并将其完美地结合在小说的各个环节中,为整个叙事服务.从海明威的巅峰之作<老人与海>中,可以寻找出其聚焦变换的现象,其在整个叙事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也在文本中得到体现.     

关于现代“边疆”释义的思考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战争形态的演变,"边疆"内涵在不断变化,"边疆"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领土边界线"的框架性解释,而是不断地延伸到各个领域,出现了信息边疆、经济边疆、文化边疆和利益边疆等内涵的扩展。面对新内涵"边疆"带来的各种冲击,我们必须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     

发展西部旅游经济迫在眉睫

大力发展旅游经济来源于对中国西部旅游业发展现状的深刻分析与准确把握;准确定位西部旅游发展的特质与目标;发展西部旅游经济要拿出可行性方略与便于操作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