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居民感知的贫困山区旅游扶贫绩效研究——以信阳市郝堂村为例

旅游扶贫对贫困山区的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是贫困山区脱贫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对豫南大别山区的贫困山区信阳市平桥区郝堂村的实地调查,分析了该村村民对旅游扶贫的经济、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绩效的感知。结果显示:村民非常支持旅游扶贫,参与旅游业愿望强烈,对旅游扶贫的经济绩效感知非常明显,对旅游扶贫的生态绩效总体感知比较明显,对旅游扶贫的社会绩效总体感知不明显。为了促进贫困山区旅游扶贫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社会文化传承与保护,实现物质和精神双脱贫。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的研究——以广东珠海为例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推进,城乡融合的快速发展,农村社区的治理也向着高效、科学迈进,朝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向发展。选取广东珠海市的农村社区为研究对象,对基于农村社区治理的现状、取得的成绩进行分析,找到村干群沟通渠道不畅、普法教育宣传不到位、村民自治缺乏高素质人才、信息化建设不够等农村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的有效模式。     

乡村振兴视域下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路径探析——以普洱市倚象镇L村为例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如何推动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成为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通过实地走访调研普洱市倚象镇L村发现,当前L村在乡村治理与建设过程中存在诸多困境,对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产生诸多不利影响。民族地区需要从强化党建引领、增强产业品牌效应、激活乡土文化、强化科技支撑方面建设乡村治理共同体。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广西乡村治理模式与路径创新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要以有效的乡村治理助推乡村振兴。广西不断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仍存在村民自治能力较差、社会组织参与度不高、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建设落后、乡村治理数字化水平较低、乡村文化治理尚待加强等突出问题。要因地制宜,通过“党建引领+村民自治”模式、“新乡贤+三治融合”模式、“村企合作共建共享”模式、“超级乡村”治理模式提高广西乡村治理水平,并不断创新治理路径,完善村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凝心聚力打造乡村治理品牌,切实解决好“三留守”问题,技术赋能乡村治理,完善人才、资金协同政策。     

新时代中越边境乡村文化振兴研究——以广西万尾村民间艺术团为个案

新时代乡村振兴是我国重大发展战略。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中越边境的京族万尾村在产生村落意义危机的情况下,抓住了乡村振兴的时代机遇,以村民经济收入为基础,有效利用京族独有文化。在官方的支持与乡村精英的实践下,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兴盛,有效地推动了乡村文化的振兴发展。     

村庙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探析——以福建省为例

论述村庙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历程变迁,总结村庙组织管理模式。探讨村庙组织发展的现实意义:它具有凝聚乡村力量、举办公益活动、培育基层民主等功能。分析村庙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促进村庙组织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建议,以期发挥村庙组织在乡村基层社会中的积极作用,为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服务。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俗体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融合路径研究——以池州地区舞龙习俗为例

民俗体育作为传统乡村生活的重要文化事项,是参与乡村振兴、创新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文章以池州地区舞龙习俗为例,从社会学、民俗学视角对民俗体育参与现代乡村社会治理的功能、困境进行剖析。结果表明：嵌入乡村治理是民俗体育现代性传承的必由之路,有利于重温乡土文化的价值认同,促进乡村团结与交流,推进社会道德规范新风尚的形成,带动乡村新的产业发展。但也存在着主体困境、后备不足、文化脱离以及行动业余等问题。提出了把握新乡村治理的主体力量,提升专业管理水平质量;重塑民俗体育文化价值内涵,激发乡村治理文化活力;创设乡村民俗体育治理环境,打造乡村民俗体育文化品牌等策略,旨在构筑新时代乡风文明新高度,为现代乡村社会治理提供理论依据。     

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研究——以“台州模式”为例

普惠金融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点,是填补资源配置洼地的良方,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支撑,更是缓解金融服务需求和金融供给不足之间矛盾的重要途径。本文分析了普惠金融的"台州模式",论述了"台州模式"的特色举措,并提出普惠金融的未来发展思路,为全国普惠金融发展提供经验借鉴和发展思路。     

乡村振兴中乡村社会治理困境与对策研究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有效的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前提。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以及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资源流向城市,造成了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农村空心化等社会问题。而目前乡村社会治理存在的治理体系滞后、治理法治观念落后、缺乏专业治理队伍、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薄弱等问题,影响了乡村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创新乡村社会治理方式,建立健全乡村治理法治体系,培养创新人才、建设专业队伍,加强党组织建设、发挥党组织"引擎"作用是摆脱乡村社会治理困境,实现乡村社会治理有效的策略选择。     

皖北地区乡村振兴中的“她力量”——基于颍上县村嫂理事会的分析

社会组织是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解、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重要力量。在空心化较为严重的皖北农村地区,广大的留守妇女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是一支被忽视的柔性力量。本文以颍上县“村嫂理事会”志愿服务社会组织为例,探寻该组织在颍上县乡村振兴中的社会功能,分析该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启示与思考,以探索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通过“增权赋能”提高女性社会生活的参与成效,发挥女性群体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推动新时代乡村立体化建设水平的全面提升。     

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路径与模式——以凯里学院为例

社会服务是高校的重要职能之一,在助力乡村振兴方面,高校有人才、科研、平台、团队等优势,可通过组建农业产业发展工作专班等途径,探索建设决策咨询、技术服务、科研创新、人才交流、技能培训平台等模式,多措并举,发挥高校自身优势,统筹做好服务农业产业发展、赋能乡村振兴等方面工作,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社会组织协同参与乡村振兴路径研究——以F基金会参与南峪村实践为例

社会组织在参与乡村振兴中能够提供专业服务、减轻政府负担、弥补政府失灵和发挥各类人才的价值，是乡村振兴中独特的建设性力量。以F基金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参与南峪村乡村振兴的实践经验表明：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过程中，通过与政府、农民合作社、村干部和村民等多元主体建立互动关系，获得基层政府政策支持、乡村自治组织接纳、农民合作社补充和村民的信任等合法性资源，整合多元力量推动了南峪村的经济发展。社会组织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的协同治理，显著促进了外生型社会组织与乡村内生动力培育的融合发展，提高了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效能。     

社会治理协同创新的郝堂试验及其可持续性

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最直观的标志即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学界对协同治理的发生机制与可持续性问题也有着越来越多的讨论.丰富的乡村社会治理实践既为协同治理如何发生、如何维系的讨论提供了现实土壤,又为治理现代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文章选取河南省信阳市郝堂村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郝堂试验的基本内容与实施效果的分析,发现其选择以"金融合作"作为协同治理的起点与原点,有效调动了地方政府、基层组织、民间组织和乡村精英的积极性,积聚了乡村社会资本,改善了乡村经济状况,并以此为基础在"生态共治"的层面上打造协同实践的增长点,提升治理的可持续性.通过对郝堂试验基础性条件的分析,可以发现其在行动者的协同维度上较为全面地体现了府际合作、部际合作与公私合作的治理理念,集中表现在政策协同、项目协同与服务协同三个方面.结合郝堂试验合作行为的触发机制与维系机制的分析,发现其在可持续性层面上存在着启动条件的前置性、金融合作的风险性、风险控制的外置性与合作模式的草根性等问题.因而,郝堂试验在寻找协同治理原点与增长点、培育乡村社会的主体观念、提升治理体系风险意识等方面的治理理念,均值得其他地方参考借鉴;即便如此,因应基础条件的差异性以及郝堂试验的潜在风险性,各地也不应简单地复制郝堂做法,而应该在汲取郝堂经验的基础上找到适宜各地协同实践的原点与增长点.     

地方院校服务乡村振兴的“校企村”职业教育模式探析

“校企村”职业教育模式以地方院校为纽带联通农村与乡镇企业，对促进以教育人、以人兴业、以业哺教的“育人业”健康循环，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有积极意义。以地方院校服务“校企村”模式为切入点，对模式中各个角色进行了职能分析，立足现实列出地方院校服务“校企村”模式融合发展的地位弱势、职能失真等当前困境。提出愿景共建、科技赋能、师资建设等实现路径，以发挥地方院校服务“校企村”模式的自身优势，助力乡村实现全面振兴。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研究

中国传统社会有“乡贤治村”的传统,乡贤群体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稳定的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乡贤群体不断发展壮大并在参与乡村公共事务中构建了极具特色的乡村治理模式,同时形成了内涵丰富的乡贤文化。在新时代背景下,传承“乡贤治村”的优良传统,发挥乡愁纽带吸引人,搭建良好有效平台使用人,建立保障激励机制留住人,引导以优秀精英为代表的“新乡贤”返乡建设桑梓、造福家乡,从而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强大动力。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研究

文章在深入分析民族地区乡村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以党委领导为根本,乡镇政府、乡村社会组织、村委会及村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乡村治理共同体路径,为进一步推动民族地区乡村的发展与振兴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     

乡村旅游产业升级研究——以信阳郝堂村为例

乡村旅游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而现在旅游者的需求也正由观光型向体验休闲型转变。为了顺应这一趋势,乡村旅游产业势必要进行升级。以信阳郝堂村为例,针对郝堂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来探讨实现乡村旅游产业升级的路径和方法。     

乡村振兴视野下乡村文化旅游发展路径研究——以建始县楂树坪村为例

乡村文化旅游对于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大的意义。我国乡村文化旅游有着独特的优势和时代机遇,同时也存在不容忽视的劣势和短板。发展乡村文化旅游必须从资源整合、渠道创新、队伍建设、机制构建等方面,系统谋划、一体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乡村景观营造策略研究——以杭州市求是村为例

从乡村振兴战略对乡村建设提出的更高要求入手,讨论了我国乡村景观面临的困境,表现为乡村自然景观退化、人文景观融入不足和农业生产景观破碎萎缩三个方面。针对乡村景观面临问题,提出重塑自然景观、活化人文景观、丰富农业景观三个方面策略。随后以求是村为案例,分析村庄现状,并进行总体规划和针对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以及农业景观三个方面的节点设计,总结具体实施过程中的经验,为今后的乡村景观营造提供有益的理论与实践参考。     

乡村振兴中村干部治理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乡村发展面临新挑战下的战略选择,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村干部治理能力深刻影响着乡村治理成效。乡村振兴对村干部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村干部治理能力的提升面临着认识理念滞后、工作任务繁重、基层党组织弱化、基层动员难度增加等挑战。为此,加强人才培养、优化村干部成长机制、坚持“红色领航”、重塑基层公共性,是提升村干部治理能力的有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