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辽墓壁画论契丹社会生活中的居住与出行文化

辽代契丹民族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创造了内涵丰富的物质文化,其中的居住与出行文化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契丹属于北方游牧民族,特殊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也决定了特定的居住和出行形式,以及相关的文化现象。在居住与出行中,更多地体现出毡帐为居、车马为行的特点,同时还融入中原地区汉族的居住与出行的文化特色,一方面反映了契丹族传统的物质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又体现出与中原汉族文化相融的状况,并且在辽墓壁画中直观地显现出来。     

契丹族的人种类型及其相关问题

一些外国学者在契丹人种方面,虽然众说纷纭,但是引以为据的不过是少数契丹文词汇。本文综合豪欠营、山咀子两处辽代契丹族墓地出土颅骨的人种学分折结果,认为辽代契丹族的人种类型基本上可以归入西伯利亚(北亚)蒙古人种,但是也有某些混杂的种族因素。文中对考古资料的定量分析表明,辽代契丹族与汉代鲜卑族在基本体质特征上有某种接近的趋向。笔者分析了有关人类学资料,表明契丹族源于鲜卑、匈奴血统,而非当地的土著祖先。     

辽代大于越府探讨

大于越府是辽代北面朝官系统的机构。大于越最初是契丹族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的职官。辽代有数位契丹贵族得践此职。一般认为,大于越是辽代的尊官,就像封建传统职官制度中的三公。实际上,在辽代的不同时期,这个职官的实际权力、地位、铨选条件是不一样的,不能与“三公”并论,应当结合辽代的具体情况分析。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大于越因地位高、权力大,直接左右着辽朝的政局。辽代的大于越全部都由契丹族担任。     

从契丹宗教信仰变化看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趋势

契丹巫教是契丹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它源于契丹氏族、部落时代,带有北方游牧民族文明特色,直至契丹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巫教在辽朝宗教信仰上仍保持着权威地位。随着契丹社会发展和辽统治区域扩大,契丹与汉族及其他民族文化交流增强,中原儒、佛、道三教在辽地广泛流传。契丹族在封建化和汉化过程中对巫教信仰逐渐淡薄,尊儒、祟佛、信道成为主流。这种扬弃落后,吸收先进,共同发展的历史现象,反映了我国古代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历史趋势。     

萧和家族在辽代社会的地位与影响

辽朝是契丹族建立的政权,建国以后国家政权主要由皇族耶律氏和后族萧氏掌控,后族萧氏在辽代社会占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地位。阜新发掘的辽代萧和家族墓,不仅为研究萧和家族成员及其相互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也为进一步探讨辽代后族,尤其是萧和家族在辽代社会的地位与影响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资料。     

辽代儒学传播与教育的发展

契丹族在公元960年建立辽朝以前,大致还处于原始的部落联盟时代。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后,随着其势力逐渐扩展到长城南北汉民居住区,契丹人开始接触并逐渐接受了汉族文明。此后又随其汉化加深,汉文化的核心内容儒学在辽境内传播日广,辽朝的学校教育、科举考试等制度也随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建立发展完善,构成辽代教育制度的重要特色。由此,辽朝的教育发展,根据辽代儒学在不同阶段的传播特点,大致可划分为初始(辽初-983年)、发展(983-1055年)和兴盛(1055-辽亡)三个时期。     

辽史札记

辽代的契丹和奚，二族关系密切．契丹遥辇氏可能即出自奚遥里氏，而后族肖氏所从出的契丹右大部，亦似为奚．辽代所特有的耶律、肖二姓制度，显然是在二族合并之后，为巩固这一联盟而建立的。辽、金、元史中一些含有宇的专名，酷似女真别名：主儿扯、朱里真、诸申等。字应读作“主”、“术”、“组”，或者“纠”．     

试述辽朝圣宗之治

从十世纪初至十二世纪二十年代,契丹族在我国北方建立的辽政权,经历了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发展阶段。圣宗统治时(公元九八三——一○三一年),契丹社会确立了封建制度,辽朝达到全盛时期。辽圣宗之治不仅对本民族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促进了祖国北方和东北地区的开发,促进了汉族和北方各族之间的融合。     

辽代的文化风貌和文学关系

根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论述了北方文化的系统情况，契丹姓氏的演变，叙述了契丹的文化过程，介绍了辽代的语言文字的三种形态，统计了辽代文学现有文本的数量，详细地说明了辽代文学的写作、发表、印刷、出版、保存情况。     

辽代玉器文化因素分析

契丹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本无用玉传统,建国后却大量使用玉器。从造型、文饰、功能上分析辽代玉器,可基本概括出其主要汇蓄有中原汉文化、“西方”外来文化、佛教文化、契丹民族文化等因素。分析辽代玉器的文化因素,对研究辽代物质文化、对外交流、民族传统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辽代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的首饰及其文化内涵

中国古代首饰文化源远流长,契丹族建立的辽朝亦形成了其颇有韵味的首饰文化。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为辽中期典型的契丹贵族大墓,出土了大量质地不同的精美首饰,极具奢华。本文对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的头饰、耳饰、项饰、手臂饰进行简单梳理,通过分析和思考以求从中窥探契丹族首饰的多元文化内涵。     

豪韵唐风——辽代乐舞之审美价值

唐朝末年,藩镇割据,随着大唐中央集权的松动甚至瓦解,伴之而起的是草原民族力量的蓄累和壮大,契丹族犹如北方草原上的一只雄鹰,族运可谓是盘旋而起、蒸蒸日上,自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大契丹国始,至金天会三年天祚帝被俘,到耶律大石复建西辽,这支强大的草原民族雄踞草原二百余年,打破了"胡虏无百年之运"的历史定律,深刻的塑造着中华民族的性格与基因。一座座辽塔,一幅幅壁画,一个个墓葬,透过那些斑驳的画卷和遗留下来的断壁残垣,我们仿佛能听到契丹人雄浑刚劲的演奏,看到他们健硕豪迈的身姿,辽代的乐舞文化集中反映着当时契丹人生产生活的场景、逐渐汉化的沿革过程以及整个民族的精神风貌和内在性格,其中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辽代乐舞那扣人心弦、令人心蹦的豪韵唐风。     

试论辽代的双轨行政制度

辽代北、南分制,契丹人与汉人“因俗而制”,“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是辽代统治的一大特色。本文试就辽代北、南分制的双轨行政制度略加阐述。 一、双轨制度是历史的产物 1.汉文化对契丹的冲击和影响 正当中原处于五代十国分裂割据之际,契丹族在北方草原上日渐兴盛。公元916年(神州元年),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建立契丹国(后改称辽),从此称雄北国,威震四方,形成“东至于海,西至金沙,暨于流沙,北至(?)河,南至白沟”的大辽帝国,同后来的中原北宋王朝相抗衡,历时二百余年。     

辽代诗学思想论衡

辽代诗歌是中国诗史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其意义不在于艺术上如何成熟而精致,而在于其以清新质朴的形态为中国诗史充填进新的质素.辽代诗歌创作的主体是契丹族诗人,而且尤以上层人物为主.辽代没有专门的诗学著作,其诗学思想主要指在诗歌活动中体现出的一些倾向.辽代诗学思想更重视的是诗的政教功能.辽诗有着尚实尚质的导向.     

试论契丹人的世选制的发展变化及其历史作用

关于辽代契丹族官制中实行世选制的问题,早在清代乾嘉时期就已被著名的史学家赵翼所发现,他在他的代表作《甘二史札记》(卷廿七)中列有“辽官世选之例”条,明确提出“辽初功臣无世袭,而有世选之例”.并举出《辽史》中的实例加以证明.在赵翼发现的基础上,陈述先生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末曾撰《契丹世选考(附表)》(刊登于《史语所集刊》)8,1939.9)一文,进一步考证了辽代官制中具有北方民族特点的北面官的世选问题.指出世选是契丹旧俗,主要大吏,握军政柄者,     

也评“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期,北宋王朝与中国境内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朝,于公元一○○四年(宋真宗景德元年,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澶渊之役后订立的条约。过去史学界多认为“澶渊之盟”是北宋汉族统治者真宗对契丹族辽政权的屈辱求和。《民族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二期发表的金石同志《重评“澶渊之盟”》一文(以下简称金文),则认为“这种观点似乎过于简单,它不符合我国多民族自古以来共同缔造祖国历史的史实”。结论是     

辽金史简说

辽朝是契丹族建立的王朝。早在公元389年北魏建立时,契丹就与北魏发生了联系。西辽灭亡于1218年。契丹族的历史前后有八百多年。它的活动地区是东北三省、内蒙、西北、外蒙以至苏联中亚一部——巴尔喀什湖以西到花刺子模,南部包括河北、t山西一带。俄语把“中国”称为“Kumaú”(契丹),说明契丹族影响很大。但是有关契丹族的历史资料保存下来的很少,而《辽史》的错误又较多。因此,研究辽史,提出问题易,解决问题难。     

辽代四时捺钵体制及其影响试析

辽代政权是契丹民族建立的。辽建国后根据其疆域辽阔和本民族的文化习俗,首创四时捺钵制度。捺钵制度被金、元、清三朝继承和发展,盛行不衰,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辽代皇家鹰猎研究

辽代是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游牧民族狩猎习俗的文化基因注入了契丹民族的血脉．辽代皇帝的捺钵管理制度具有极为鲜明的民族和朝代特点,由统治者所引领的狩猎习俗为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体育注入了新的活力．鹰猎是辽代皇帝狩猎的重要内容之一。辽统治者对鹰猎的推崇最终成为辽王朝湮灭的序曲．     

新疆达斡尔族传统音乐

达斡尔族历史上是居住在黑龙江以北的广阔地带，从事农业、畜牧业和渔猎，生息＊衍．关于族源，有些史学家认为达斡尔佳是契丹的后汉，因其语言、历史传说及一些风俗习惯与辽代的契丹人有许多相同之处，因此认为，达斡尔族原是辽契丹的一支，于金灭江后北迁至黑龙江以北发展起来的。17世纪中叶，由于沙俄侵入显龙江流域，江北的达四尔族为了躲进沙俄的侵扰，被迫南迁至嫩江流域一带．公元1755年（乾隆二十年），清统治者为了征服新疆反清的准阿尔部，在东北抽调了达斡尔等民族的士兵西征。当时，达斡尔、钢温克族官兵以“索伦营”的名义编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