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同”“与”“及”

“与”,“及”是从文言釆的,口语里很少说;“同”流行于华中一带,带一点方言色彩。在普通话里,“跟”用得最多,但是文章里最常见的是“和”. “和、跟、同、与”都有两种作用。比较:(1)水仙和腊梅都开了。(2)他和我说话呢!在前一句里,“水仙”和“腊梅”的地位是平等的,“和”字的作用在于把这两个并列的成分连接起来,这个“和”是连词。在后一句里,“他”和“我”的地位不平等,“他”是“主”,是说话的人,     

“夜郎”是“国”不是“人”

“你觉得你学习好,就把自己当成‘夜郎’了.夜郎自大,谁佩服你?”这是笔者在“网上”看到的一句话.其实,“夜郎”是“国”不是“人”,这句话中,错把“国”当成“人”了. “夜郎自大”是个成语.汉代班固的《汉书·西南夷传》:“滇王与汉使言:‘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     

图书馆学中的“虚”与“实”

标准与尺度情结、悖论与围城现象,是研究“虚”与“实”两者关系的切入点.“虚”与“实”既有外延不同又有内涵的差异,两者作用不可替代.理性的“实”与“虚”都将在促进图书馆事业发展中发挥作用.     

分清“国事”与“国是”

在写新闻报道的时候,“国事”和“国是”是经常要用到的两个词语,如果不掌握这两个词语的区别,就会用错. “国事”一词语出《战国策·燕·三》:“出见田光,道太子日愿图国事于先生.”“国事”意为“国家的大事”,也可泛指一切跟国家有关的事情. 与“国事”同音的近义词是“国是”.“国是”一词语出汉代刘向《新序·杂事二》:“愿相国与诸侯士大夫共定国是,寡人岂敢以褊国骄士民哉!”“国是”意为“国家大计”.“国是”并不是一般的国事,而是治国的大政大策.“愿相国与诸士大夫共定国是”中的“是”即为“法”也,是国家长治的大政.这样看来,“共定国是”,即可解释为“齐心协力地商定国家大事” “国事”和“国是”虽然都是名词,都指国家的政务、政事.但二者同中有异: 一是词义范围不同.“国事”既可以指对国家有重大影响的事情,也可以指一般的国家事务;而“国是”则专指国家决策、规划等重大事务.前者多指具体事务,词义较实;后者多指大政方针,词义较虚.     

都市报的“俗”与“不俗”

都市报“俗”,有目共睹,大部分人认可这种“俗”,喜欢这种“俗”,也有人因其“俗”而颇有微词.其实“俗”与“不俗”并没有楚河汉界,都市报发行量和广告收入大幅度攀升,原因之一就是把握好了“俗”与“不俗”的辩证法.“俗”:通俗、庸俗和恶俗一个“俗”字,至少有三个等量级:通俗、庸俗和恶俗.追求通俗、避免庸俗、杜绝恶俗,是都市报“‘俗’字三字诀”,这是由都市报的性质和定位决定的.首先,都市报是“新闻纸”的一员,要面向社会不特定的大众,受“受众最大化”这一基本规律的制约.“通俗”的文章要做透做足.其次,都市报不是党和政府的机关报,是面向市民的大众性的报纸,市场规律要求报纸投市场所好.报业市场说到底是读者市场,都市报定位在市民,并非精英阶层,适度的俗的存在应该允许而且是必需的.否则,无异自断生命线.     

新闻的“播”与“说”

谈到新闻播音,通常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播”,一种是“说”.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深深感受到:新闻播音不可一味地“播”,也不可单纯地“说”,要宜“播” 则“播”,宜“说” 则“说”,“说”、“播”结合.有什么样的内容就     

“两”和“二”

“两”和“二”在表示数目时,意思基本一样,但读音不同,“两”读 Liǎng,“二”读ěr.其用法也有区别:1.与量词结合,组成数量词时.在量词前面用“两”不用“二”。如“两匹马”、“两群羊”、“两头牛”、“两块砖”、“两个人”等,不能说成“二匹马”、“二群羊”、“二头牛”、“二块砖”、“二个人”。这样既拗口,又不符合口语习惯。在传统的度量衡单位(斗、里、尺、寸、斤、升)前,“两”和“二”一般都可用,不过用“二”为多,如“二里路”、“:二尺布”、“二斤米”,     

身带“两镜” 身兼“两员”

当一名通讯员不仅要勤快,还应该身带“两镜”、身兼“两员”,即:“望远镜”、“显微镜”、“采购员”、“加工员”. 我们做通讯员的就象只蜜蜂,在精神文明的百花园中采“花”酿“蜜”.然而,又不象蜜蜂那样盲目地采.这就要我们用自己正确的指导思想去鉴别这些“花”,认真地衡量它的价值。事物是矛盾的统一,是企性与共性的结合,我们要找出事物的个性,在“角落”里发现新境界,在事物处于萌芽状态时看到发展趋势和方向。而要达到这种目的,只有靠生活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这就是     

由“诞生”说到“诞辰”

在时下的报刊上常看到一些纪念性文章的标题多用到“诞生”或“诞辰”这两个词.如:“纪念×××诞生一百周年”“纪念×××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一百周年诞生”“纪念×××一百周年诞辰”等. “诞生”,一是指“出生”而言.如:《后汉书·梁统传》:“皇天授命,诞生圣明.”宋代王珪《赐参知政事欧阳修生日礼物诏》:“诞生贤德,来辅圣图.”鲁迅《集外集拾遗·哈谟生的几句话》:“又值这两个文豪的诞生百年纪念.”二是泛指事物的产生.如:廖仲恺《史坚如石像开幕演说》:“但这个观念之诞生,实比数十万军队的势力还为难能可贵.”现代作家秦牧《〈长河浪花集〉序》:“新中国诞生了,人民中国出现了!”     

当心“小人物”的“陷阱”——“小人物”通讯采写的误区和出路

近年来,擅长讲故事的“华尔街日报体”越来越受到媒体重视,尤其是新闻战线“走转改”活动开展以来,与一线,基层紧密相连的“小人物”在报纸、电视上层出不穷.也许正是因为“小人物”的采写量大面广,容易让人麻痹大意,很多人在新闻实践中往往坠入“陷阱”.     

2014年中国数字出版的“起”“承”“转”“合”

纵观2014年我国数字出版,见诸报端的一些大事要闻中能够梳理出重要线索.用“起承转合”四个字可以大致粗描出其特征.“起”是亦喜亦忧的“异军突起”,且先按下不表;“承”为持续增长,可谓新常态;“转”指“转型”,仍是老话题;“合”指“融合”,已成新热点. “承”:数字阅读持续增长,数字出版收入提高 2014年4月21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公布了第11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     

“杂谈”要杂

什么谓之“杂谈”?在各种介绍新闻写作的书中,似乎没有这个品类.它,应当是各式新闻评论、时事评论、群众性评论、署名文章、杂文与随笔的总称.将“杂谈”作如是观,那么可以说它在一切报纸、杂志中都是常见的文体;而且,在一些报刊中它出现的频率极高,因而拥有大量的作者和读者.由此不难推知:它的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杂”.“杂谈”作者,如能对它那杂的特性作深切的体察,从而尽力适应杂的要求,就有望创作出质量更高、数量更多的作品来.我以为,可以着重考虑从如下几个方面去适应.适应内容的杂.由于“杂谈”可以在几乎是任何一种报刊落地生根,而报刊本身又有着综合性报刊、文化类报刊、经济类报刊、行业类报刊等分别,可见“杂谈”可以谈的问题是十分广泛的.就一种综合性报纸来说,各个版面、专刊之中,也有迥异的“杂谈”地盘.“杂谈”作者当中的好手,会有“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感觉.为此,“杂谈”作者心目中经常转动着捕捉“问题”(题目)的雷达.“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成了“杂谈”作者的生活本能.相反,“杂谈”写作的初学者之所以常常感到没有什么东西好写,正是由于他对“杂谈”内容之杂缺乏体察,还不能适应.要在“杂谈”写作上“更上一层楼”,就要培养自己热爱生     

“遇之未遇”“学之未学”及“能预之预”——四谈“信息流行病”

新冠肺炎疫情催生了“信息流行病”.当前, “信息流行病”的防范和管控,已远远超出信息流行本身.各级机构特别是政府部门,应在保证公共信息充分透明公开的同时,做到依法保护涉事者的隐私.重大疫情及时权威发布,是抗击疫情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宝贵经验.对待“信息流行病”,要有规律性认识.文章通过对几组信息发布案例进行比较研究,指出只提轨迹不提人是政府部门“遇之未遇”“学之未学”“能预之预”的具体成果,信息发布机关须掌握依法有限原则,常态化防疫必须固化于法律,这是祛除“信息流行病”的关键所在,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     

网络“三国”,“演义”几何

新媒体、旧媒体、新新媒体的交织,让人眼花缭乱,也出现了一些新动向.比如,新新媒体的出现,导致一些本来没有直接竞争关系的传统互联网公司开始“正面搏杀”. 在一篇网文中,老高戏称中国的互联网公司进入了“三国演义”时代.所谓“三国”,指的是魏国——腾讯,蜀国——新浪,吴国——百度.     

“香港镜像”与“上海想象”——上海媒体“麦兜”相关报道文本分析

本文通过对2004年以来上海媒体“麦兜”相关报道的文本分析,阐述了香港系列动画电影主人公“麦兜”在上海报道中呈现的上海特质——“小市民”的“烟火气”与“以不自觉方式反抗工业化”的“知识分子气”.本文认为,这是上海媒体对香港在本土、殖民、民族文化张力下出现身份认同危机的共鸣.以镜像论为基础,本文认为:上海媒体之所以强化这种“香港镜像”,是因为同样面临“封闭”的瓦解,希望通过“指认”香港描摹“上海想象”,以构成对“他者”——“乡土中国”的本能对抗.根据未上映的麦兜新电影相关报道,本文进一步探讨:在“麦兜”呈现出弱化地方共同体意识趋向的情况下,“上海想象”是否还能形成与民族主义主流意识不同的取向.     

注意在“新闻市场”中抓“行情”

一个热心的通讯员就像精通生意经的商人一样,十分注意在“新闻市场”中抓“行情”.我们在阅报纸、看电视、听广播时往往有这样一种感受:“市场上的货”,自己身边就有,或是自己没动手抓,或是抓晚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体会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不识货”,二是出击的“火候”没把握住.要解决这类问题,办法很多,作为一名通讯员,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要和群众交朋友.     

“丑”是“美”的反义词?

在美学中,丑指否定的审美形态.小学生的语文考卷若出现“美的反义词是什么”一题,孩子们会毫不犹豫地填上:丑.因此,在人类自小接受的任何美学知识灌输或培训的知识体系里,“丑”都是作为“美”的对立面出现的. “美”的定义是每个时代的哲学家和艺术家都在孜孜以求着的终极命题,借由他们的皇皇巨著,我们完全可以构建起一部关于如何“审美”的观念史.然而,大多时候,丑被界定为美的对立面,却不曾有谁为此而撰写一部专论——丑沦落为边缘,被世人刻意回避、忽略,甚至歪曲.     

从“集团战”到“攻坚战”——宜昌日报实施“记者驻厂”系列报道的启示

新闻界不少人士似乎都有这种感觉:工业报道难搞!难在何处?依笔者之见,难在“两难”:一方面是工业企业处在脱胎换骨式的“转换期”,新旧管理体制、经营方式、思想观念之间或缓或急、或浅或深、或明或暗、或软或硬的碰撞、摩擦甚至冲突,给企业带来了一连串前所未有的矛盾与难题;另一方面是不少新闻编采人员不适应企业的这种“转换期”,面对企业错踪复杂的态势,有些人深感“力不从心”,即使是专门从事工业报道的记者,也有一种“老虎吃刺猬,无从下口”或者是“抓不住缰绳”的为难之感.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打开工业报道的突破口,已成为新闻界亟待探索的一个重要课题.《宜昌日报》比较早地策划并实施的“本报记者驻厂日记”(以下简称“记者驻厂”)系列报道,则在工业报道方面摸索了一条较为成功的路子.调集兵力打“集团战”“记者驻厂”系列报道策划实施于1991年7月.在此之前,宜昌日报也抓过颇有深度的单篇报道,但就总体而言,过去的工业报道基本上是以记者“单枪匹马”式的“游击战”为主.这种“小打小闹”的报道方式缺乏事前的总体策划,采写稿件往往很难“打到点子上”.还由于在报道力量上“单兵作战”,难于集思广益,无法形成“合力”,在报     

“厉害”与“利害”

“厉害”与“利害”是两个常见的词语,但由于对两词概念区分的不严格,往往出现误用的现象. “厉害”是形容,表示程度的词语.如,老虎很厉害,疼的很厉害等.而“利害”是指的利益和     

“不厌其详”与“不厌其烦”

“不厌其详”意思是不嫌详细,指越详细越好.语见宋·朱熹《答刘公度》之一:“讲学不厌其详,凡天下事物之理,方册圣贤之言,皆须子细反复究竟.”例如冰心《南归》:“裁缝来了,要裁做母亲装裹的衣裳……我对于母亲寿衣的材料、颜色、式样、尺寸都不厌其详地叮咛嘱咐了.”梁实秋《雅合小品·讲价》:“你把货物捧在手里,不忙鉴赏,先求其疵谬之所在,不厌其详地批评一番,尽量地道出它的缺点.”赵树理《卖烟叶》:“事关你我终身大事,我需要不厌其详写在下边,来征求你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