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清代顺治朝科道官员

清承明制,设立科道官员执行重要的监察职能。科道官在澄清吏治方面发挥了作用,甚至对最高统治者亦犯颜直谏,此外在国计民生、时弊等诸多方面有充分的发言权。科道官的设置,使封建官僚体系具备了一定的自我调节、自我完善能力,对政治大有裨益。但是,科道官群体的素质并非等齐划一,少数不忠、不法科道的分子存在也必将为其带来负面影响。     

朝廷与府县——顺治朝下的正定府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政治中朝廷与地方府县的关系是所谓政通人和或相反发展的重要行政基础,正定,古代名郡,自汉代以来,一直是北方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重镇,历代王朝倚重之地,在清王朝建立初年顺治朝中,其作为入主中原后京师重镇,朝廷如何与其互动,上下如何交合影响一个新王朝的命运。顺治一朝,正定(时称真定)依然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明朝巡按制度对当今巡视制度的启示

明朝巡按制度在中国古代监察史上具有鲜明特色,其组织设置、任官办法、巡按方式、巡按内容及立法等体现出当时巡视监察组织地位独立,巡按官员选任高标准、以小监大,监察立法周密细致等特点,给了当今巡视制度要注重立法、严格选人考核、保证巡视独立性、明确巡视内容、扩大监察对象、依靠群众、谨慎赋权的启示。     

清乾隆朝时期行政处分制度探析

制度是体现、调整和处理政治领域中各种关系的调节器,处分制度作为其一也不例外。它尤其着重调整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目的则是“以励官职”、“以儆官邪”。清之行政处分制度,在继承明制的基础上,经历了关外、顺治、康熙、雍正朝的演变,迨及乾隆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修定了行政处分法规,制定了行政处分的运作程序,有承袭、有改革、有创立,处于一个基本定型、渐趋完善的阶段。     

顺治戊戌榜武科进士小考

《顺治十五年武举会试录》和《顺治十五年武进士登科录》,是现存清代武科较为完整的试录文献。依据是科试录文献,考察清代初期武进士的外场成绩、籍贯分布、年龄构成、仕途发展等问题,对于研究清代武举制度具有一定的意义。     

清初顺治朝赋税政策初探

清初,统治者必须采取相应的经济政策医治战争创伤.正常的经济生产秩序、赋税征收体制被战争破坏,南方的战事依然在进行.增加收入、保证军需供应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清初统治者虽标榜减轻赋税,实际上却不得不以种种加派筹措巨额钱粮,以维持新政权的正常运行和供给军需,处于两难境地.     

清代同治朝幼帝时期辅政形式探析

清代幼帝时期辅政有亲王辅政、太后辅政和大臣辅政三种形式。辅政格局的确立是各方政治势力相互妥协的结果。辅政人员之间的争斗会大大消耗清朝的实力。同治朝的太后亲王联合辅政使得清朝出现了＂同治中兴＂的局面;但随着罢黜议政王后,清朝的形势急转直下。清代同治朝幼帝时期辅政实行的政策,对清朝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外交和民族关系各个方面均有重大影响。     

顺治继位之谜新解

清太宗皇太极因患中风而猝死之后,皇位继承在肃亲王豪格同睿亲王多尔衮之间角逐,结果皇位却由第三者6岁的福临继承。清史界普遍认为:拥立福临继位之议,出自睿亲王多尔衮。作者对多尔衮拥立福临说的史料依据《沈阳状启》,做了全面剖析,并列举《顺治上谕》等文献．进行历史逻辑分析．提出新的见解:拥立福临继承皇位之首议,出自郑亲王济尔哈朗。从此,在清代史、满洲史上开了一个幼童继承皇位的先例。其后由8岁的康熙、6岁的同治、4岁的光绪和3岁的宣统继承皇位,在清入关后的十帝中竟占了五位。由此,清朝皇位与皇权,出现分离的状态。稚童继位,必有摄政。大清皇朝,亲贵用事,太后垂帘,亲王摄政,“以摄政始,以摄政终。”论其影响,可谓深远!     

清代生息银两制度与中朝关系

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在起源上与清(后金)--朝官方贸易有关.清政府以生息银两制度为其羁縻周边民族国家的外交政策服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同包括朝鲜在内的周边民族国家政治关系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交流.朝鲜政府也仿行生息银两制度.不论在康乾盛世,还是鸦片战争后的衰弱时期,清朝的货币金融和市场商贸体系都与朝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清朝几次大的通货膨胀与金融动荡也程度不同地波及朝鲜半岛.这一点也反映在朝鲜的生息银两制度运行当中.     

清初政权的西藏及黄教政策研究

明清交替时期,黄教对中国“三北”地区影响重大。无论是蒙古、满洲还是沙俄都对黄教以及黄教的圣地西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与黄教以及黄教圣地西藏的联系中,满洲政权的黄教及西藏政策更具主动性。正是这一积极的姿态使得清初政权有效地利用黄教来扩大自己在蒙古各部中的影响,并为它对蒙古各部施加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帮助。更为重要的是清廷对西藏以及黄教政策的灵活运用还为清政权统一中国、成为“华夏共主”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清康熙时期的蒙古行纪

清代有关蒙古的官私著作很多。在私人著述中,涉足蒙古地区的旅行家所留下的行纪,占有相当比例。这类著作都是据作者亲历所著,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笔者试选取清与准噶尔战争期间一些文臣武将在蒙古地区活动时留下的行纪即马思哈《塞北纪程》、宋大业《北征日记》、殷化行《西征纪略》、范昭逵《从西纪略》等四篇,并结合官方文献,对清准战争中双方备战情形、战役经过及蒙古地区的风土人情等进行讨论。     

清乾隆朝汉族名臣——于敏中述评

于敏中是乾隆朝较有影响的首席汉族军机大臣,参与朝廷军政要务,因其稳重、谨慎、办事干练,精通满、汉文,且文才过人,“拟为诏旨,纤悉周详,曲当无遗”;担任修《四库全书》总裁、国史馆、三通馆总裁等要职。在组织编纂官方文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诗文“皆自成家”,有“文章深厚,诗律闺壮”的特点,并承担编辑乾隆皇帝的诗作的重任。因其在军机处任职20年“自始至终,勤劳弗替,相机拟谕,厥功茂焉”,而受到乾隆皇帝的恩宠。     

清代康、雍、乾三朝满、汉二体《国史》的编纂研究

清朝《国史》的编纂活动始于康熙朝。由于政治、军事等多方面的原因,康熙、雍正时期《国史》编纂活动成效并不大,乾隆朝国史编纂活动是康熙、雍正以来国史编纂活动的继续,它使自康熙中后期开始的清朝国史编纂活动得以基本完成,为后世留下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部用满汉两种文字编纂、编译完成的国史,堪称中国官修史书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清代民族文字文献编纂活动发展繁荣的具体体现。这些以满、汉文编纂编译的卷帙浩繁的国史本纪、列传、表,均完好地保留到现在,使清朝国史有了多种文本,为研究清朝历史提供了更多的版本的文献。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常设性慈善机构发展原因探析

清乾隆元年（1736年）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开始出现常设性慈善机构。这些机构之所以得以发展,究其原因,一是最高统治者为了巩固北疆而大力提倡该地发展慈善机构;二是官吏注重自身垂范的同时,抓住地区特点,制定执行了“发商生息”的经营管理方式,这是该地区慈善机构生存发展的主要原因;三是经济模式的转变为该地慈善机构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外国教会的渗透在客观上也发挥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清代喀喇沁三旗苏木数目考

笔者挖掘和利用清代喀喇沁左、右、中三旗扎萨克衙门蒙古文档案,详细考证了清代不同时期喀喇沁三旗苏木数目,认为清代蒙旗苏木以旗内定额丁数为基准,苏木数目随着旗内蒙古族人口和定额丁数的变化而增减。清中叶以来旗内定额丁数的减少对当时的苏木制度带来冲击和破坏作用。这对了解清代蒙旗基本社会制度的发展变化会有很大的帮助。     

清代蒙古寺院土地及其经营

寺院土地是清代蒙古地区土地所有制形态的重要类型,也是清代蒙古寺院经济中的重要生产资料之一。按其生产经营方式,可分为牧场、耕地和城镇寺院周围的地铺三种。牧场一般在寺庙建立初期由当地扎萨克或官员从所辖游牧区域中划给呼图克图或寺院,其生产经营方式主要是通过放苏鲁克从事畜牧业生产;清代汉族农民移入较多,开垦较早的呼和浩特地区、内扎萨克蒙古东部地区和其他适合农业区的寺院土地多以耕地为主,并零散分布于寺院四周或离寺庙较远的地区,由扎萨克官员划给的香火地、自私招垦牧场、王公、台吉和富有的蒙古箭丁捐献的土地、上层没落的台吉、塔布囊和下层民众因贫穷所迫而典当或卖给或寺庙喇嘛动用庙仓现银现钱购置等渠道构成,其生产经营方式是通过佃租给民人或旗民耕种而获取地租——银粮或小部分土地由寺院喇嘛人口和所属沙毕纳尔耕种;寺院地铺分布于呼和浩特、多伦诺尔、阿拉善和硕特旗定远营、内扎萨克蒙古锡埒图库伦喇嘛旗等城镇的寺庙周围或城内其它街道,以租赁为主要经营方式。     

修到人间才子妇，不辞清瘦似梅花——清代知识女性对理想婚姻的设想

清代女性文学的兴盛，催发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其中包括对理想婚姻的渴求和社会角色的担当。封建社会中，她们无法攻破男权势力的强大堡垒，建立事功，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因此，寻求同声相应、志同道合的理想婚姻便成为她们迈向独立自主、追求幸福的第一步。     

诺斯悖论与清代经济变迁——解读步德茂《过失杀人、市场和道德经济》

步德茂的《过失杀人、市场和道德经济》一书摈弃西方史学界以西方发展的模式绳准中国历史研究和诠释东西方社会发展路径的理论模式,以诺斯悖论为理论框架对清代的经济变迁进行实证分析,从而为学术界长期悬而未决的清代社会变迁的学术论争提供一种新的解释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