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楚国方城以为城"之"方城"

在“齐桓公伐楚”这一历史事件中,楚国大夫屈完从容应对齐桓公的一番话语为人们所乐道。但对其话语中的“楚国方城以为城”之“方城”,自古及今,众说纷坛。章在列举诸家之说并进一步论证后,提出应从肖华锟先生之说：方城,春秋时期楚国所筑长城,北起今河南南召县,经今叶县、方城县、泌阳县境内,南至今唐河南。     

楚方城新考

近年来,国家长城专家高度关注楚长城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笔者作为地方业余研究人员,近二十年来潜心研究,实地考察,在方城境内新发现6处楚长城遗迹和与楚长城密切相关的"夏路""方城""缯关"等遗迹,认为:楚长城是楚国为强国安邦而修筑的军事性防御设施,必然修筑在楚国需要防御时期,楚国在春秋时期并非一直处于强势进攻势态,同样经历过崛起与逐渐发展阶段,也曾遭遇南北夹击,需要划界自固、主动防御、持续发展,楚国在楚文王"伐申""过邓"之后、"还年伐邓"之前有必要、有条件修筑长城。     

两面三刀

1.春秋中期,楚国经常出兵攻打齐国的附庸国郑国。齐国国君齐桓公一怒之下,率领齐、鲁、宋、陈、郑、卫、许、曹等八国的军队攻打楚国。2.楚国打不过了,只好与齐桓公议和。得胜的齐桓公准备班师回朝。这时,陈国大夫辕涛涂去找郑国大夫申侯。联军回去时要经过我们两国,吃穿住用都要我们两国承担,倘若叫军队改走东边,一则可以向东边的国家炫耀武力,二则可以减轻我们两国的负担,你看怎样?好!好!这的确是个好主意,你去对齐王说罢!3.辕涛涂就去向齐桓公提出这个建议,齐桓公同意了。红领巾2007.24.正当齐桓公要下令走东路撤军时,申侯跑去见齐桓公。…     

丝路源头河南南阳方城考

随着"一带一路"经济带发展战略备受国际关注,"丝绸之路"源头问题再次被提出。通过查阅文献资料,结合实地考察研究,认为"丝绸之路"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应该有一个科学的内涵和外延,既可以高度概括当前"丝路"这一提法的本质特征,又可以概括所有不同发展时期的特征。而其源头,则将伴随丝织技术的发明而产生,其内涵又将伴随历史发展而被不断丰富完善。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古缯国,与考古发现的夏代、西周时期分封在中原地区的南阳方城古缯国吻合,又与西汉时期张骞封侯国博望紧邻,张骞封侯期间曾在"奉朝请"之余在侯国与其家人一同生活,这里出土有大量张骞出使西域汉画像石,无疑在我国丝绸之路的形成上,发挥了源头的作用。     

《春秋左传》中助动词"可以"探源

"可以"在<春秋左传>中宜分为两种情况助动词"可以1"和结构松散的两个词"可以2".本文通过比较分析认为,助动词"可以1"在<春秋左传>中处于绝对优势,"可以2"并非"可以1"的渊源.     

“孔子作《左传》说”再议

“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乃战国《公羊》先师公扈子旧说，并非“汉人所统计的数字”。姚曼波女士关于所谓《孔子春秋》下落的考论不可信据。周季西汉诸子推崇的“春秋”是指源出孔门的《春秋》学，其具体指涉则随文而定。     

孔子作《左传》“蓝本”的史实否定不了——再驳牛鸿恩之“驳议”

汉人一致称道：孔子《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这是考证孔子《春秋》的重要证据之一。所谓“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是指孔子《春秋》之中有“弑君”之事三十六起，“亡国”之事五十二起。牛鸿恩《“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考实》(载《聊城大学学报》2003年第5、6期)一文，根据他自己给出的主观“界定”，否定这一史实，并称笔者的“选题不具有学术价值”。牛先生不仅对笔者的研究成果表示不屑，而且从根本上否定孔子作《春秋》的历史功绩．实在“背于情理”。     

沈玉成先生《左传译文》质疑

沈玉成先生的《左传译文》对于普及和宏扬祖国的传统文化功莫大焉。然而,书中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错误和漏洞。今举其典型,连缀成文,以期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     

委婉含蓄刚柔得体--《齐伐楚盟于召陵》的外交辞令赏析

委婉含蓄、刚柔得体是《左传》外交辞令的总特色。春秋时代是战争纷乱的时代，各国的外交政策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命运，因此，当时的一些弱小国家或战败国家的“行人”，便常常在外交场合中凭借言辞来折服强国。人们常认为“辞令之美就是语言之美”。但辞令又不单是靠语言来表现的，还必须有充分的理由，使自己的言辞具有说服力，使对方无辞可答。同时。出使者还得遵守一个外交原则：不辱使命，维护国体。即要求外交的人要巧言善辩，既不要被人随便欺负，也不要和别人随便闹翻。此种言辞魅力，于《齐伐楚盟于召陵》一文中可窥见一斑。     

我国古代的生命思想（下）

五、管子的生命思想 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管仲，曾相齐40年，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子》一书是其思想和言行的记录，     

关公崇拜与《春秋》大义

千余年来,关公形象一直与《左传》和《春秋》有密切关系。《三国志》记载历史上的名将关羽“好《左氏传》”,但是元代以后,在各种文艺作品及传说故事中关公却与《春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春秋》和《左传》是两部有联系却也有很大差异的儒家经典,《左传》侧重记载历史,《春秋》却侧重于阐发儒家的政治理念。元代以后的文人学者把关公和《春秋》联系在一起,主要也是为了借助关公崇拜传达儒家的“大一统”“讨贼”“君臣之义”等政治理念。     

从三传看《春秋》不是孔子所修

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春秋》，历来以为是孔子所修，这一说法最早见于另一部儒家经典《孟子》[1]。司马迁祖述其说，在《史记》中亦表达了一样的看法。[2]孟子和司马迁说的“孔子成《春秋》”，“因史记作《春秋》”，实际上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修订、删订”《春秋》的意思。西汉以后，虽有今文、古文之争，但关于孔子“修《春秋》”的说法，没什么评议。到了唐代，几个学者开始怀疑“孔子修《春秋》”的传统看法。刘知几在《史通·惑经》中记载说： 观汲冢所记，皆与鲁史符同。至如周之东迁，其说稍备，隐、桓已上，难得而详，此之烦省，皆…     

还原《春秋》《左传》谥号的原貌——评董常保《〈春秋〉〈左传〉谥号研究》

《（春秋）（左传）谥号研究》是研究《春秋》、《左传》谥号的一部力作。论著显著特色是遵循“尊尊”原则,以“礼”统领全书;详细统计并细致分析了《春秋》、《左传》的谥号情况,体现了严谨的治学精神;论著对学术界关于春秋赐谥礼制中的多有分歧的相关问题也做了深入的探析,最大程度上还原了《春秋》《左传》谥号的原貌。     

《左传》中后人附益的各种成分

最初的《左传》本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史事汇编,后由经师们按照《春秋》的体裁,将《左传》改编为编年体,逐渐被视作解"经"之"传"。今本《左传》中含有多种后人附益的成分,特别是其中的解经语和解传语,都是后代经师陆续添加的,且很多解释明显错误。总括《左传》中可以确定为后人附益或可能含有后人附益成分的诸种内容,大致可分为解经语和解解经语、解传语和解解传语、解经传歧义语、"君子曰"及"某某曰"、预言、岁星纪事、文字改动、讹误,如此八种。     

春秋学千年误区

春秋学从董促舒“公羊学”盛行后便陷入了误区。本文探索两千年来形成的误区，正期本，溯其源，以抛砖引玉，引起学界的共同探讨。     

《春秋左传正义》校读小札

中华书局本<春秋左传正义>后附阮元<校勘记>,与较早的单行本的阮元<左传校勘记>有相当大的出入,存在删减、增改等大量异文.通过对二者细致的比对、分析,时<左传校勘记>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以期对<左传>研究提供更有意义的参考依据.     

《春秋》“阍弑吴子余祭”条释证——续论《左传》的古本与今本

《春秋》鲁襄公二十九年经文“阍弑吴子余祭”一条,参之以《左传》所记吴越之事,知其为一枚错简,被误编于此年.然三传均有传,故为《春秋》原本之误.此外,《春秋》原本尚有三枚记录日食的错简,故其必为依据史官记录而二次编纂的文本.因之可断《春秋》确为孔子之作.《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于余祭四年亦录有余祭被杀内容,但余祭之纪年却延续至其十七年,且《吴世家》亦明确记载余祭在位十七年.故知《史记》所据吴国史料与今本《春秋》、《左传》有同有异.逐年排比《左传》与《年表》,可知《年表》记事所据确为《左传》,但与今本有异.考之《左传》之流传,知今本为刘歆、尹咸所校之本,与司马迁所据古本应有不同.知此,则刘逢禄以来《左传》真伪、成书之纷争可息矣.     

《左传》与《史记》（续）——《春秋左传义证》报告之二

三．《左传》与《史记》之不合 《左传》与《史记》记事，时有不合。细考其不合的原因，当是多方面的．就多数情况而论，是司马迁失考误采．班固批评《史记》“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柢梧”．其论并非诬罔太史公，这是一种情况．也有《左传》失误而《史记》正之者，这     

《春秋》“阍弒吴子余祭”条释证——续论《左传》的古本与今本

《春秋》鲁襄公二十九年经文"阍弒吴子余祭"一条,参之以《左传》所记吴越之事,知其为一枚错简,被误编于此年。然三传均有传,故为《春秋》原本之误。此外,《春秋》原本尚有三枚记录日食的错简,故其必为依据史官记录而二次编纂的文本。因之可断《春秋》确为孔子之作。《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于余祭四年亦录有余祭被杀内容,但余祭之纪年却延续至其十七年,且《吴世家》亦明确记载余祭在位十七年。故知《史记》所据吴国史料与今本《春秋》、《左传》有同有异。逐年排比《左传》与《年表》,可知《年表》记事所据确为《左传》,但与今本有异。考之《左传》之流传,知今本为刘歆、尹咸所校之本,与司马迁所据古本应有不同。知此,则刘逢禄以来《左传》真伪、成书之纷争可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