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自塑与意识重构－－试论赵树理的“知识分子”意义

赵树理作为一个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有着重要贡献的作家，应当把他置于“知识分子”文化范畴中才能更显示其特殊意义。他的“社会角色”身份游弋于“启蒙者”与“实践者”之间，“情感角色”、“权力角色”则在“知识分子性”的自觉强化过程中被定位。在当代复杂多变的文化语境里，他的“角色焦虑”，一直以困惑、痛苦的方式呈现着。他的创作体现为对“知识分子性”的完整性的坚韧卫护和摆脱痛苦、冲出困惑的不懈挣扎。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及其现代启示

哈贝马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发生发展及其瓦解的过程，揭示了哈氏关于“公共领域”的基本内涵。借此反观当下中国社会“公共领域”的缺失状况，分析知识分子在构建中国社会“公共领域”中的主体性角色和存在的问题，“知识性”与“批判性”二应不可或缺，并且是中国知识分子构建“公共领域”及对社会进步贡献创造性智慧的基本前提。     

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屈原心态”－关于新时期文学知识分子形象的思考之一

“屈原心态”是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原型之一，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屈原心态”是一种历史的延续，更是历史与时代合力作用的结果，新时期文学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屈原心态”的开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虔诚的牺牲－奉献意识；（2）负罪的忏悔－忍让心理，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屈原心态”的存在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种必要。     

时代的“零余者” 灵与肉的冲突－－谈郁达夫小说中抒情主人公形象的深层内涵

长久以来，对于郁达小说创伤中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塑造一直有所争论。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其小说中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塑造，说明由于当进的社会压迫，“理”、“礼”束缚等造成青年知识分子的“零余者”身份，使得他们由极度的失落以至心理上曲扭变态。揭示了他们在白挣扎中觉醒，在觉醒中毁灭的深层次精神心理内涵。     

公共知识分子就是社会的“牛虻”

无论怎样的社会，它都需要一定数量的“牛虻”，来冲击麻木的思想，启发人们的思路，对僵硬的常规发起挑战。而什么是社会的牛虻？美国的一位联邦法官波斯纳在他的《公共知识分子：衰落研究》一书中告诉我们，公共知识分子就是社会的牛虻。他的看法是，公共知识分子要像苏格拉底那样对现状发问，公开提出令人窘迫的问题，对抗正统和教条。     

“文革”的历史叙述－论“样板戏”的文学剧本

本从两个方面论述“样板戏”。一方面从社会化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锲入，梳理“样板戏”的形成过程，以说明一体化的社会化机制导致某种类型的艺作品成为霸权话语的“样板”，进而垄断化领域的化现象；同时，还从一体化的化体制与体制化的知识分子关系上，反思体制化知识分子的异化现象。另一方面，运用结构主义叙述学的原理，将七部革命历史题材的“样板戏”分为三种类型--拯救型、成长型和殉道型；并从主要角色与情节功能的具体分析中寻找类型形式与意义的关联，以辨析主流意识形态与学艺术的互动关系。     

抒写“海归派”知识分子的发轫之作－－论赛珍珠的长篇小说《同胞》

寒珍珠的长篇小说《同胞》是她全面描写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部作品，也是其抒写“海归派”知识分子的发轫之作。在《同胞》中，赛珍珠再现了两类中国知识分子－理论家和实践主义者－当面临抉择之时，是如何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寻找自己的根源和归属感的。另外，《同胞》也是最早对待美国华裔经历的文学作品之一。《同胞》再一次证明了赛珍珠文学作品在当代的意义和价值。     

“异化”的大学

80年代，是一个需要“批判理论”的时代。中国社会走进一个新时期。一切价值都需重新估量，一切存在都需要重新合理，一切结论都需要重新反思。精神解放后的快感和冲动，转变为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使知识分子有了掌握话语权的尊贵和威风。大学重新成为殿堂，成为思想创造的发源地，成为精神贵族指点江山的“太阳城”。人类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所创造的文明，也会成为人类再创造的桎梏，批判的指向不仅面向异己，而且要面向文明自身。“善花”不一定长不出“恶果”，否定之否定的严厉，打破了中国知识分子思维模式的道德期待的“中庸”。“恶”…     

儒家知识分子“内圣外王”人格浅析

“内圣外王”是儒家知识分子的典型人格理想。在儒家那里，“外王”是指在现实社会中建功立业，最终实现天下大治的社会理想，“内圣”是指在内在精神修养方面达到圣人的精神境界。     

“非知识分子化”

我主要从知识分子精神与国家意识形态的矛盾这个角度，来作点新的读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自产生以来，由于它的自由、民主、个性、独立等意识和传统，一直处在与主流权力意识形态的矛盾冲突之中。国家意识形态必然要用大一统的思想规范来整合、改造和利用知识分子，使之“非知识分子化”，成为妥贴的，国家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如果说，创造社、太阳社等对“革命文学”的倡导、无产阶级革命作家或“左联”对“新月派”，“自由人”或“第三种人”的批判仍属知识分子内部不同思想者的矛盾冲突，反映出许多知识分子自赏地以“群体”…     

论鲁迅早期思想中的“科学”观——兼与梁启超比较

中国近现代的知识分子为了拯救处于贫弱中的中国，纷纷转向西方寻求治国之道，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科学文明”重视。但是，在一场向西方学习“物质文明”和“科学文明”的热潮中，却有部分知识分子对此持更为审慎的态度。他们在肯定西方“科学”与“物质”对中国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同时，也意识到了现代西方社会的精神危机，并由此指出了个体精神发展的重要性——鲁迅和梁启超就是这些知识分子中的代表。     

阎真小说知识分子“失节”论

阎真小说多关注知识青年群体在当代社会生存的“底层”境遇。当知识青年面临着人格志业理想与现实物质生存的选择困境时，“失节”与否的拷问便横亘于这一选择之上，有待文本内外的审判。然而，知识分子“失节”的根本原因在于作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和作为对象的知识之间的异化。作者对两性主体在失节困境中的文本营构和失节审判立场上的差异，隐喻了作者的偏见。同时，作者的知识分子人格审美理想、姿态与其底层写实意图和技巧之间存在着不适，过于强调现实的下沉而将失节作宿命化的处理，消解着知识分子的主体性。     

“三个代表”思想的理论基石－－唯物史观

“三个代表”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以唯物史观作为理论基石，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新时期的运用发展。“三个代表”思想体现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社会发展，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成为新的历史时期我党建设的指导思想。     

从“三个代表”看知识分子在我国现代化中的作用

将知识分子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作用问题，置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的大背景下来审视，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是对知识分子作用的理论概括；知识分子“是先进化的传播”是对知识分子作用的历史总结；知识分子“是实现和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践行”是知识分子作用的现实体现。     

9O年代诗歌中的“知识分子写作”

“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写作之争，是朦胧诗以来最大的一次诗歌论争。本文从诗论研究角度，分析双方诗学观念的异同，重点在澄清对“知识分子写作”观念的曲解，认为以知识分子身份从事写作是诗人的宿命；重提“知识分子性”的现实意义，在于重塑新诗近百年现代性追求中屡被修改、涂抹的“个体知识分子”形象，以再建独立、自由、怀疑和批判的“诗歌精神”。     

重新审视“反中国情结”

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的身上，普遍存在着被西方学称为“反中国情结”的复杂心态，这反映了身处千古变局的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的两难抉择，更体现了近代中国“传统”与“现代”、“个体”与“群体”、“有道”与“无道”三大矛盾的交织和发展。满载着时代变迁的希冀和变数，他们犹豫彷徨、困惑和痛苦在的代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格外的价值。醉庆对其探究、阐释和解析的基础上，对这一深刻特殊的历史现象提出新的思考，并赋予其在当代中国的现实意义。     

在“俄国知识阶级”的参照下——新时期“后鲁迅风”创作的知识分子批判主题

新时期的“后鲁迅风作家秉承了鲁迅的知识分子批判传统，以“俄国知识阶级”作为参照，对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文革”等时期的知识分子种种以奴性为中心的劣根性进行了犀利的批判，指出他们整体上缺乏“俄国知识阶级”所具备的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内涵。但对于“文革”等期间知识分子的表现，应该还原到特定历史情境中，根据实际情况给予有区别的判断和同情式的理解，不宜作出“一刀切”式的简单化评价。     

“又红又专”与“腐化变质”--从文坛看毛泽东对“红色知识分子”培养的焦虑

毛泽东在“红色知识分子”的培养问题上煞费苦心。他本寄希望于旧有知识分子能改掉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本性直接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但实践证明是失败的;他又把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自己的“红色知识分子”培养上,可是,这些成品或半成品的“红色知识分子”很快就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流合污”,成了社会主义道路上的“绊脚石”。于是毛泽东陷入了对知识分子改造---培养---再改造的无限焦虑之中,他甚至认为每隔七八年就要来一次思想文化上的“大革命”。     

当代中国“独立的基督徒”

“独立”并不是孤立。我国知识分子中的基督徒与来自“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两大系统的基督徒在社会地位、文化素质等方面有所不同，他们将是建设强大新中国的宝贵财富。     

外婆的“老理”

外婆上不通天文，下不懂地理，却有一肚子“老理”，而且死拽着老理不放，搞得咱家的“大知识分子”老妈，“小知识分子”我经常佩服得五体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