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回的"格"论及其对晚宋诗风的批判

方回认为,"格"是衡量诗歌高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江西诗派是高格的代表,江湖诗人是卑格的典型.高格的特色是崇高的人格与瘦硬的风格,卑格的表现是卑下的人格与软俗的风格.作这样的区别是与宋末江西诗派日渐式微,江湖诗派风行天下的诗坛形势密切相关的.     

戴复古与季宋诗风

作为江湖诗派前期大家,戴复古诗歌由四灵窥入,出入晚唐,又时参江西诗法.他既有取于四灵的风神韵味,又济以江西气格.在创作思想上,他更明确倡导以诗歌抒发忧国伤时的江湖廊庙之思.戴复古立论持中,主张永嘉、江西互益互补,并以自出机杼为诗学目标.这种主张扭转了南宋后期的诗坛风习,促进了江湖诗派与江西诗风的最终合流,并进而影响了遗民诗人的创作.     

江西诗派“不问兴致”辩

南宋诗论家严羽曾批评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不问兴致”。本文从“兴致”的内蕴、从黄庭坚及江西诗派诸多中坚的有关论说及创作实际出发，进行辨说。作者的结论是：“有兴致，确实是江西诗派的艺术追求。”     

论理学与南宋江西诗派的“活法”理论与实践

南宋江西诗派中人多为理学中人,或为理学家,或为尊崇理学的人,江西诗学与理学的关系比较密切。江西诗学的演变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但理学家的批评也使他们思考在发展中出现的弊端,并自我修正。这主要体现在吕本中、曾几、“上饶二泉”、方回等对诗歌“活法”理论的提倡和诗歌创作中。     

论江湖诗派诗歌的商品化

江湖诗派诗歌之所以成为商品,南宋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江湖诗人和达官贵人因此而成为一对供需关系。其供求既受艺术市场价值规律的支配,也有当时时代风气的影响。诗歌的商品化代表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即职业文人的出现。     

江湖诗人与“‘仕隐’传统”的分离——古代城市经济的繁荣与文人创作主体意识的催生

中国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两种基本生活方式是:仕与隐。但南宋以姜夔为代表的江湖谒客游谒权门,既不愿走科举之道,也不愿枯守山林,从而成为一个既非“大隐“,也非“小隐“的非官非隐的群体的现象,诗歌由对政治的依附,转为兼对经济的依附;诗歌在客观上进入了市场,也就出现了诗人有作为一个职业而独立存在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艺术的传播可以经过艺术市场的中介来实现,受到艺术市场的价值规律的支配,来达到一定的经济效益。封建知识分子生活方式与“仕隐“这一传统意识发生了分离,艺术的商品化,便有可能成为艺术家表现独立人格的前提。     

杨万里“江西体”学诗对象考辨

通过对有关材料的细致辨析后发现,杨万里少时所作“江西体”诗作的学习对象“江西诸君子”的具体所指,不是学界普遍认为的黄庭坚、陈师道,而很可能是江西诗派后学中除徐俯、二谢、晁冲之、洪朋、洪刍之外的诗人。     

“诗词同理”与江西诗派词的创作

作为宋代最重要的诗歌流派江西诗派,其部分成员在词论和词的创作上也有相当成就.他们大多主张"诗词同理",在词的创作上诗词互渗,好用典、喜议论,并常以禅入词,形成了生新瘦硬的风格;部分词作喜用俗字俗词,纤丽软艳.江西诗派的词论及其词创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读陈岩肖的一则诗话

黄庭坚的诗歌清新奇峭,自成一家,使宋诗形成和唐诗对峙的局面。黄诗的成就和江西诗派诗人的成败经验说明:文学创作不应该随人作计,要不断创新,才能对文学史的发展有所贡献。     

明七子派“格调高古”的美学特征

明代七子派被后人称为格调派，是因为他们标榜古人作品的格调，并力倡师摹古人的格调。这种“格调”，以“高古”为特质；这种“高古”，主要表现为以下美学特征的完满融合：发乎情性，质相兼，意境浑成，气势沉雄， 声调宛亮，神韵流动。     

论禅宗对黄庭坚诗歌的影响

禅与诗的融汇发展到宋代,达到了顶峰,文人和僧人的交往也愈加频繁,出现了文人僧侣化和僧侣世俗化的倾向。禅人以诗寓禅,士人以禅入诗,使盛唐之后的宋诗坛出现了一个新气象。其中江西诗派鼻祖黄庭坚在这方面成就最为突出,他不但自觉地接受禅宗思想,而且他的诗文理论、诗词创作中无不深深刻上了禅学影响的烙印,以致影响了整个江西诗派,并成为后世几百年来评论家争论不休的对象。     

论禅宗对黄庭坚诗歌的影响

禅与诗的融汇发展到宋代,达到了顶峰,文人和僧人的交往也愈加频繁,出现了文人僧侣化和僧侣世俗化的倾向。禅人以诗寓禅,士人以禅入诗,使盛唐之后的宋诗坛出现了一个新气象。其中江西诗派鼻祖黄庭坚在这方面成就最为突出,他不但自觉地接受禅宗思想,而且他的诗文理论、诗词创作中无不深深刻上了禅学影响的烙印,以致影响了整个江西诗派,并成为后世几百年来评论家争论不休的对象。     

论早期诗话与诗派的关系--以宋代诗话和江西诗派为例

本从多方面考察诗话创始之初的宋代诗话与宋代最大的诗歌流派江西诗派的关系,认为早期诗话不是诗歌流派的纲领,也没有在理论上对诗歌流派的成长起提挈作用。宋代诗话很大程度上是党同伐异,而不是基于理论探讨,但诗学论争客观地促成诗话由漫谈诗的一切转为系统地谈诗学。     

杨万里与“诚斋体”－杨万里诗学述评

杨万里的诗学思想以对江西诗学的修正标志着宋代诗学的转型。他的诗学观包括了触物感兴、悟入活法、味外之味三个方面,他力图从自然万象中汲取灵感,创造出一种轻清活泼而又趣味隽永的新的诗风,被称为“诚斋体”。这种诗体虽对江西有所突破与变革,但仍与之有内在的联系,本质上仍是“内圣”人格的一种表现。他对江西诗法,尤其是它的句法论,也多所继承,故后人仍目之为江西派诗人。     

“活法”诗论由首创到实践的变迁过程——从胡宿到黄庭坚

多数学者认为,盛行于有宋一朝的"活法"诗论源于江西诗派吕本中,然当下学术界已有新成果证明吕本中并非首创者。北宋时期为救"昆体"之弊的胡宿才是最早提出该理论的学者,"活法"诗论在北宋即开始流行,后经过苏轼、黄庭坚等人的大力实践,才得以进一步发扬光大。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本文将尝试厘清"活法"诗论的历史来源以及阐明苏轼、黄庭坚在"活法"诗论中所作的贡献,旨在有助于完善"活法"诗论的研究。     

能将宋意入唐格——论张之洞的诗歌创作

作为晚清诗坛唐宋兼采派的领袖人物,张之洞标举“宋意入唐格”的诗学主张,在其诗歌创作实践中,汲取唐人杜甫、韩愈和宋人王安石、苏轼等的长处,形成了他自己的独特风格。其诗五言七言、古体近体并工,五古精醇深稳,七古清雄雅健,五律颇典重,七律以浑厚胜,七绝以俊朗胜,皆不愧作手。而古体的成就似尤胜,五古最见功力,七古最耐讽咏。张之洞的许多诗作带有反映现实、关心时事的内容,颇多佳构的登览游赏之作也每每饱含忧惠意识,故陈衍评之为“所谓诗中有人在也”。他在晚清宗宋诗风（尤其是宗江西之风）大张之时有所折衷,自成一派,为晚清诗坛免于同光体的单调划一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总而言之,张之洞是近代一位非常重要的、不可忽略的诗人,近代文学史应当给予其一定的地位。     

论象征诗派与“五四”

中国19世纪和20世纪中叶接受了象征主义，产生了象征主义诗派；象征诗派产生也有它自己的土壤与环境，它不是逆时代而动，而是“五四”时期的产儿。“五四”初期，在中国诗坛上出现了象征主义新诗的萌芽；“五四”低潮时，象征诗派兴起，反映了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共同苦闷与怅惆的情绪。到了二十世纪中期，象征诗派成为“异军突起”的一支劲旅，那是新诗发展的必然。特别他们注重诗歌本身的艺术性，合乎诗歌的艺术规律。自然有些诗过于晦涩难解，荒诞怪异，防碍了它的发展。到了三十年代，象征诗派被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诗派所代替，也是新诗发展的必然。     

姜夔在南宋诗坛的地位

姜夔诗歌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南宋诗坛影响很大，但后世词坛诗名，不太为人注目。本文从姜夔诗歌，诗论及其交游等方面入手，论证姜夔与南宋诗坛的密切关系，指出姜夔诗歌上承江西诗派，中系四灵诗派，下启江湖诗派，从姜夔诗歌与这些诗派的联系中，论述姜诗的风格特点及其在南宋诗坛上的地位和影响。     

论刘克庄对山谷体和江西诗派的研究

刘克庄对元祐诗坛的各种体派进行了系统研究。他认为荆公体、东坡体天才性质浓厚,不可重复和模仿,所以元祐后很快衰落,而山谷体在体制格律、谋篇布局、炼字炼意上有章法可循,得到当时诗人和后学的仰慕和追随,逐渐形成了跨越两宋、人数众多、影响深远的江西诗派。刘克庄编选了《江西诗派》诗集并为之作序,研究了江西诗派成员、形成和发展等重要理论问题,其研究成果至今受到学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