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聚焦”——解读小说主题的钥匙

引导学生明确小说的聚焦模式,辨析小说中的聚焦变化现象,有助于学生从小说创作技法的角度去把握小说主题,深化对作品的理解,从而提高小说教学的效率。     

以小说之“轻”超越生存之“重”——评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

《我不是潘金莲》是刘震云自《一句顶一万句》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发表的第一部的长篇小说,面对坚硬的当下现实,刘震云在文本中实现了轻盈的超越,通过在文本中营造的“轻”的氛围,作品获得了一种“象征性价值”,成功地探讨了生存之“重”。     

论清代侠义公案小说中的“比武斗智”母题

侠义公案小说作为一种娱乐大众的小说题材,其创作者非常重视故事情节的编撰和布局.但在阅读这类小说的某些情节关目时总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如:以《施公案》、《彭公案》、《三侠五义》为代表的清代侠义公案小说中就有大量的雷同化情节.本文借助叙事学、主题学中“母题”这一概念,对这类小说中的“比武斗智”母题进行分析和解读,以求用新的视角和方法对这类小说的情节结构进行探究.     

不了情与普世情怀——论张爱玲小说的叙事情节及主题意蕴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张爱玲是一位充满魅力的作家,她的小说具有审美超越性,她的作品看似情节类型单一,然主题意蕴丰富,存在多义解读的可能性。婚恋情节是张爱玲小说题材关注的焦点,但她的小说不同于"新鸳鸯"派描写多愁善感、好事多磨的浪漫爱情,也不同于"为人生"派小说以婚恋为媒介重在表现社会矛盾,她的小说透过多样的婚恋关系,旨在揭示人物命运的素朴与苍凉的同时,也挖掘着人性本质的诸多方面,而对女性主体意识的独特阐释使她的小说富于民族亲和力。     

论魏晋“杂传”的小说化

杂传产生于魏晋时期,在体裁上近于纪传体,内容上重在传叙人物,形式上以单篇为主。杂传在体例编排上对两汉史学有所继承,但同时在人物刻画、叙事手法、叙事品格上又有一些新变,出现了小说化趋势。魏晋时期的社会制度、时代风尚、思想潮流以及史官选任制度等都对杂传的小说化趋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论20世纪30-40年代乡土抗战小说的双重主题叙事

20世纪的乡土抗战小说在关照农民民族解放意识觉醒的同时,也认识到了战争也是开掘个人意识觉醒的促进剂。农民在经历了抗战启蒙阶段、独立个体性觉醒阶段后,最终在民族解放中获得了新生。在获得国家政治独立的同时,农民也在抗战的烽火中涅般木,获得了精神独立。这种双重叙事主题体现了对农民与战争的关系的深刻理解。     

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的魏晋文人心态——以吕纬甫、魏连殳为中心

鲁迅主张青年少读或不读中国书,但他自己却对魏晋文化十分钟情,这是因为魏晋文化中表现出来的对传统文化的反叛精神给予鲁迅从传统内部寻求批判传统文化的资源,反映在小说创作中,表现为他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普遍带有一种魏晋文人心态,其深层意蕴在于鲁迅想借此实现个人对传统的突围。     

从“人的主题”看魏晋名士与酒——兼论酒与魏晋文艺之关系

"人的主题"是魏晋玄学的核心命题,是理解"饮酒"之于魏晋风度的关键所在。魏晋名士之酒的最高价值不是为避祸享乐之用,而是在于借由酒的媒介作用追求潇洒自由、无拘无束的人格理想,这一追求受到了庄子"重神轻形""醉者神全"观念的影响,表现在竹林名士放达、任诞的行为当中,并在陶潜那里真正完成了对这一理想人格的追求。文艺创作作为人格独立的另一种表达,也在酒的催化作用下,实现了对现实人生的艺术化,各门类艺术由此一并获得了空前发展。     

论中国古代“内重外轻”与“外重内轻”的博弈——以郡县制为视阈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即"内"与"外"的关系,与郡县制的产生与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春秋战国以降,我国国家结构形式与权力体系就一直以单一制为目标朝前发展,强调的是以君主专制为内核的中央王室即中央政府这个政治中心的权威,所有一切都必须紧紧围绕这个中心运转。推行郡县制的根本动机与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地把地方的各种权力都收上来,不让其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积蓄出威胁中央政府和分裂统一国家的能量。虽然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在主观上都希望通过郡县制等一系列配套的制度建设,能够构筑起一个合理的国家权力组织体系,从而把握好"内外相权"和"轻重相维"的这个"度",以创造出让"家天下"江山永固、世代相传的神奇局面。然而,这个度太难把握,经常表现出不是"外重内轻"便是"内重外轻"的格局,最后又都不可避免地跌入分裂与亡国的陷阱。历史证明,无论是"外重内轻"或抑是"内重外轻",都不是走向良治善政的路径,而且容易跌入分裂与亡国的陷阱。所以,一贯推崇中庸之道的中国人,历来就主张"内外相权"和"轻重相维":即既要有一定的中央集权以利于国家的宏观调控,又要有适当的地方分权以利于政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双方始终处于相对平衡与相互协调的状态。     

论中国早期小说对“叙事”艺术的探索

宋元以前小说的叙事手法逐渐走向自觉，开始注意到真实性与艺术虚构的关系，注意到情节猎奇及其内在逻辑，使小说的叙事结构日趋成熟。早期小说对叙事艺术的不断探索，为后世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刍议当代小说的见证叙事——以“文革”题材小说为对象的研究

见证文学是指为历史作见证的文学,当代作家在"文革"后的30多年里,通过小说对"文革"进行了自觉而持续的书写,这类丰富多姿的"文革"叙事多层面多角度地展现了"文革"历史对于中国社会和个体造成的创伤和破坏,见证了"极端年代"的社会景观和人性景观,这类小说在理论和实践意义上确实起到了见证历史的作用,开创了见证叙事的历史传统。论文分析了"文革"叙事的见证功能、如何见证历史以及这类文学叙事见证历史的意义等问题。     

如何破译小说主题——以高中语文小说阅读教学为例

当前,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中选取了多篇优秀的经典小说,在高考语文试卷中小说也经常出现在文本类阅读这一板块中,可见小说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小说的三要素包括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环境描写,最终都是为了直抵一个深刻的主题,反映作者的深刻思想。在历来的小说阅读中,主题也常常作为必考题目出现在语文试卷中。     

鲁迅小说“隔膜”主题特点论析

鲁迅是现代“隔膜”主题小说的开创者,其基本含义大体有三个层次:一是表现人们之间的“情意不相通,彼此不了解”;二是由情意不相通,不了解所引起的冷漠、冷淡等人与人之间的缺乏基本的关爱同情;三是它进一步发展所表现出的漠然视之、无动于衷或麻木不仁的冷酷和残忍等,在揭示“隔膜”杀人的同时,主要在于构建人与人之间情感相通,真情互爱,和谐共生的社会生活环境,这也是鲁迅“隔膜”主题小说给我们当下的重要启示.     

中职德育课“重知轻情”现象分析

作为中等职业学校德育主渠道的德育课,其在塑造学生个体品德时本应同时兼顾学生的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然而,长期以来,我国中等职业学校的德育课教学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现象,即"重知轻情",道德情感很难发挥其作用。应通过建立道德共同体,引导学生、体验道德情感,从顶层设计到实际操作,将道德情感培养明确纳入德育课堂的设计中。     

论贾植芳小说的“抗争”主题

贾植芳先生的青年时代正处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口,因此抗争成为了他在1949年之前所写文字的一个持久而深刻的主题。这既是其坚忍不拔精神的真实体现,也是其伟大人格的生动写照。     

当代“抗战文学”历史叙事中的主题位移——以小说《生存》的流变为中心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在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历史”的呼声甚嚣尘上的当下，怎样更为有效地把“拒绝遗忘，铭记历史”这一现实诉求建构于当代国人的主体意识中，是时下至关重要的课题。20世纪中国学作为中华民族近百年以来的“心灵史”，在其发展流变中为“抗战”这段历史的书写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对这类书写的重新检视与挖掘，将使我们在另一重意义上触摸历史的质感，领略现场的氛围。     

论才子佳人小说叙事模式的陌生化——以《玉娇梨》为例

才子佳人小说属明清时期的一种创作流派。作为才子佳人小说的开山之作,《玉娇梨》这一才子书对后世才子佳人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从叙事模式的视角出发,将《玉娇梨》与其他同类型的文本进行比较分析,发现该小说在诗歌穿插、功能性人物设置及大团圆结局方面的叙事具有陌生化的特征。     

20世纪末中国小说中的“病态青春”主题研究

20世纪末中国小说中的“病态青春”形象在不同作家笔下的表现形态各异，命名方式也不尽相同：本文运用主题学方法，重点对20世纪末80、90年代中国小说中的“病态青春”主题进行梳理研究。文章认为，“病态青春”从本质上说是“社会病态”在青年群体中的文化表现，比起那些无病呻吟的虚假之作，来自“病态青春”的呼唤倒显得真诚可贵；“病态青春”问题作为一个时代文化课题。作家和评论家无法回避。也不应该回避。     

论魏晋小说中侠客形象的“超人”之美

魏晋时期小说家在作品中塑造了不同于前代史传人物的侠客形象。这些侠客不但行侠仗义,胆识过人,而且具有非凡的武勇。这种侠客的"武勇"实质上是小说家通过侠客与强大敌人的斗争和侠客自身的言行赋予侠客的"超人"属性。分析侠客的"超人"属性,可以看出魏晋时期中国武侠小说已初步形成"以奇为胜,饱含人情"的美学风格。     

高校音乐教育“重技轻文”现象谈

目前高校音乐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重技轻文”现象,如何改变这一现象,是摆在高校音乐教育专业面前的现实问题,也是所有教育研究者面临的新课题。值得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深刻反思和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