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吏道”

吏道是汉代仕进的基本途径之一。汉代掾吏升迁的机会较多 ,主要通过四种途径 :其一 ,通过察举升迁 ;其二 ,积功劳升迁 ;其三 ,由三公掾属而升迁 ;其四 ,举计吏拜官。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 ,吏道不仅没有被限制 ,反而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九品中正制确立后 ,由吏道而升迁的仕进方式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说“官”“吏”

在现代社会中,很少有人将“官吏”二字分开来解释,但我们在欣赏影视作品或阅读古代文献时不难发现,中国古代“官”和“吏”的意义及其日常使用是有明显差别的,这种差别并不仅仅只是书面语和口头语之分。“官”在古代一般指的是国家用于办公的地方,《礼记·王藻》释之为“朝廷治事之处也”,后来才引申指行政机关。如《聊斋志异·促织》“上于盆而养之……留待期限,以塞官责”。与此相关的是,与“官”相联系的事物则为国家所有,即“公家的、国家的”,杜甫《台上》“何须把官烛,似恼鬓毛衰”即用此意,后来由此又延伸出“官道、官街、官车、官银…     

宋江的顶级“关系网”

<正>宋江在《水浒传》里的戏特别多,十足的男一号。他最初的本职岗位不过是郓城县衙的"押司"。押司是宋代官吏队伍中的"吏",还够不上官的层次,而只是在官员领导下参与司法工作的办事人员。所以说,宋江的地位并不高。他家的经济条件应该是不错的,算是个小土豪吧。至于他家到底多趁钱,咱们不知道,反正从《水浒传》中看,他乐善好施,挥金如土,名声好得一塌糊涂。     

宋江的“忠孝仁义”

宋江杰出的军事才能和组织才能造就了梁山的辉煌,但也由于宋江坚持招安使梁山队伍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对宋江的重要性研究者有共识,但关于宋江这个人物的性格历来多争议,从忠孝仁义的角度来看,宋江的孝、仁、义都只停留在表面,忠才是宋江思想里的坚持,这也是他一生悲剧的根源。     

“吏”与“史”

很多同学容易将“吏”与“史”写混,今天和大家说说怎样区别这两个字。先说“吏”字吧。在《新华字典》中,“吏”字解释为“旧时代的官员”。大家想一想,旧时代的官员们不都戴着一顶官帽吗?在古代,什么身份的人戴什么样的帽子可有讲究了,在官场中这讲究可就更多、更复杂了。“吏”字上的一横不正像是那一顶帽子吗?记住这一横,不仅能分清两个字,还把“吏”字的意思记住了,一举两得。再看看“史”字吧。“史”字在《新华字典》中就解释为“历史”。大家知道吗?在纸张的发明之前,所有的历史都是靠人们口耳相传的。这“史”字不正像一个人张着大…     

评宋江的“义”

《水浒》中的宋江,作者竭力把他描绘为“忠义双全”的“英雄”,还给他寇上“孝义黑三郎”“呼保义”的“雅称”。现在就让我们看这个“黑三郎”的“义”是一种什么货色? 恩格斯指出:“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早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对于“义”这一类道德观念,从来就充满着     

宋江“疏财”析

《水浒》作者给宋江戴上一项辉煌的桂冠,曰“及时雨”。据说是因为宋江“为人仗义疏财”,“扶危济困”,好象“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宋江“仗义”的虚伪性和反动性,已有许多文章批判过了,这里且不再说。关于宋江“疏财”一节,倒不妨分析分析。     

评宋江的“突然袭击”

《水浒》第七十一回写了个“菊花会”,就在这次会上,篡夺了梁山农民起义军领导权的宋江,采用突然袭击的手段,宣布了他的投降主义路线的政治纲领。重阳节日,宋江令人在忠义堂上遍插菊花,要“众兄弟”共同观赏,美其名曰“菊花之会”。会上,“筛锣击鼓,大吹大擂,语笑喧哗,觥筹交错。     

“刀笔吏”的由来

《史记·萧相国世家》：“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碌碌未有迹。”萧何在秦朝时曾经做过政府机构中的文员，相当于现在的秘书。当时为什么把文秘人员叫做“刀笔吏”呢？     

宋江“反诗”质疑

在众多《水浒》英雄形象中,宋江是思想性格极为复杂的一个。作为全书的核心人物,作者虽然对他着墨甚多,全力摹划,但书中的宋江形象仍然给人扑朔迷离的感觉,以至通过《水浒传》看宋江,总像是雾里看花,不甚分明。作为宋江反上梁山的重要关目之一的“浔阳楼宋江吟反诗”,也正如同其它关于宋江的描写一样,被裹上了团团迷雾,留下了不少疑点。 一 宋江吟“反诗”是在因怒杀阎婆惜而被判配江州之后。这天,宋江因访戴宗等不     

宋江“乞死”小解

若说宋江“乞官”、“乞禄”、“乞德”、“乞活”,都是明明白白的;若说宋江“乞死”,或许有人不解。然而事实正是如此。宋江在断配江州途中,被晁盖等梁山好汉救下。人们劝他留在梁山,免去江州受苦,他却着急地说出绝话:“如不肯放宋江下山,情愿只就众位手里乞死。”——这是宋江第一次“乞死”。人们或许奇怪,宋江不是“专爱结识天下江湖好汉”吗?为啥好汉们主动邀请入伙,却又拒人千里之外呢?原来宋江无非“叶公好龙”者流,“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当     

“宋江放晁盖”小议

《水浒》第十八回中,作者安排了个“宋公明私放晁天王”的情节。大意是:晁盖、吴用、阮氏三兄弟等“聚义”起事,智取了生辰纲。事发以后。官府派人前来追捕,宋江得知后,慌慌张张地跑到晁盖庄上,叫晁盖“作急快走”。当官兵来捕捉时,晁盖等人有了准备,放火烧了自己的庄园,率众拒捕,从容离去。有人就以宋江放晁盖这仕事,认为宋江干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好象没有宋江此一举便没有后来的梁山农民起义,晁盖更当不上梁山农民起义军的领袖。这种看法是受了作者美化宋江搞修正主义的影响。     

揭穿宋江“义”的骗局

《水浒》中的投降派头子宋江反复表白过,他的人生信条就是“忠义”二字,即对皇帝尽“忠”,对朋友讲“义”。特别是他把“义”鼓吹为超阶级的美德,欺骗了不少人。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揭穿这个骗局。 在阶级社会中,社会意识形态都具有阶级性。“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二个“义”字,在不同阶级那里,具有不同的内容。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奴隶起义的领袖柳下跖把在反对奴隶主阶级时,退却在后、     

宋江—“替天行道”的奴才

《水浒》中的宋江,时刻哼着“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调子,念念不忘投降、招安,“尽忠报国”,是一个十足的奴才。然而,《水浒》却在这个奴才的脸上涂了一层发光的油彩,把他装扮成英雄。奴才终归是奴才,决不会因为涂了油彩而变成了英雄。只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宋江的“替天行道”略加剖析,撕去它的种种伪装,宋     

周章“举吏”小考

周章,三国名将周瑜的曾祖父,东汉顺帝时历任豫州刺史、河内大守,有政声。范晔《后汉书》本传载:周章“好贤爱士,其拔才荐善,常恐不及。每至岁时,延请举吏入上后堂,与共宴会,如此数四,乃遣之。赠送什物,无不充备。”此言周章“举吏”,但所举为何科目,却用语含糊。检《三国志·吴志·周瑜传》裴松之注引张璠《后汉纪》,言所举乃“孝廉”,可据以补范氏之疏。 又有可议者:汉时举吏,名目繁多,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明经、孝廉、有道、计偕、茂(秀)才四行等。但从前引范氏语来看,很容易使人误解为“举上计吏”。据汉制,每岁末,各郡国都要派郡吏上京送计簿,汇报郡国一年来的政事,曰“遣吏上计”(《续汉志·百官志》五)。范书则称为“举上计吏”(如     

剖析宋江“义”的实质

《水浒》中的宋江,被作者戴上不少桂冠:“呼保义”、“孝义黑三郎”等,这无非是要突出宋江具有“义重如山”的美德。多少年来,一些评论对宋江的“义气”赞不绝口,甚至将宋江的行“义”,当作维系梁山泊英雄的团结,使得起义队伍不断扩大兴旺的根本原因。这些奇谈怪论,必须用唯物史观加以分析。 恩格斯指出:“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义”作为一定阶级的道德观念,在各个社会的不同阶级中,有着不同的解释和实际内容。孔老二鼓吹“君子义以为上”,显然是     

中国古代的“官”与“吏”

现行高中历史各版本教材在叙述军机处的特点时,大都提到了“有官无吏”一词。如人民版教材中“军机处机构简单,人员精干,有官而无吏”;人教版教材中“军机处机构简单,有官无吏,办公场所只是几间值班用的平房”。我们通常认为“官吏”是旧时政府工作人员的总称。而教材明显说明官与吏并非一体,他们是有区别的,那么,二者有什么不同呢？     

朝鲜诗人丁若镛“三吏”与杜甫“三吏”之比较研究

朝鲜诗人丁若镛的“三吏”《龙山吏》、《波池吏》、《海南吏》是受中国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启发、影响而作。两组“三吏”在诗歌题材、体裁、韵脚、表达方式和情感基调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由于中朝两位诗人所生活的时代和各自文学素养的不同,使得他们的诗歌创作各有特色,瑕瑜互见。总的来说,尽管在整体艺术成就上丁诗稍逊于杜诗,但他的“三吏”还算是一组比较成功的仿杜诗作,这是诗人自觉学习汉文学并有所创新的结果,堪称是中朝诗歌交流史上的一个典范。     

儒吏与顽童:《水浒传》宋江与李逵形象分析

小说《水浒传》中,宋江和李逵的性格表面上看来是迥然相异的,但是往深层探究,我们可以发现二人的性格在本质上是有着密切的契合的。李逵无拘无束的狂野自我恰恰是宋江本性中存在,而被儒家教化所压抑下去的部分。李逵形象的塑造也许是对隐忍压抑的宋江形象进行的原始性格补足,在作品的灰色总调上加了些鲜活跳跃的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