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视野下少小民族民间乐舞的传承与发展——以云南金平莽人民间乐舞为例

莽人是我国少数民族中的一个少小族群,目前才逐渐被外界所认识和了解。莽人生活习惯接近原始状态,他们的乐舞文化也有着原生态性、封闭性等特点,随着莽人族群的被发现、被开放,莽人乐舞文化受到外来因素的干扰,加强对莽人民间乐舞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民间艺术、生态民族文化的有力保证。     

台湾先住民的历史介绍

过去我们只知道在全国 56个民族中间有一个高山族 ,他们大概有 4 0万人 ,只分布于台湾一省 ,其实我们对这个高山族的历史和现况还不够了解。首先 ,称他们为“高山族”是不准确的。因为 :一、他们并非一族 ,大致可以分为高山九族 ,平埔十族 ,一共就有 19个族。二、他们并非全住高山 ,其中大部分人都住在平原上。其次 ,“高山”这个族名来源于日本 ,早在 1593年 ,日本军阀丰臣秀吉的文书中就称台湾为“高山国” ,后又改称“高砂国”。 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后 ,定名为高山族 ,划定居住区 ,不由行政部门管理 ,而由警察管理 ,实行歧视政策。我们不…     

论贵州南部佯僙人的族群认同

对1990年被正式认定为“毛南族”的贵州南部佯僙人的族群认同进行了考察。认为,一方面佯僙人族际交流与互动的日益频繁,其显性的文化特征、族群符号在不断消逝;另一方面“法定”的民族属性对佯僙人认同的冲击,致使族群认同功利性取向不断增加,佯僙人族群认同面临表述上的危机。为了应对这种危机,他们强调隐性的族群符号,即族群的心理边界在族群认同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以强化族群边界与族群认同。     

舞蹈生态学视阈下莽人民间舞蹈的传承与发展路径

在云南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有一个神秘的族群,他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少的一个群体,定居定耕才近70年,至今,他们仍然居住在偏远的山区,依旧在生育礼俗中保留自己独特的文化,他就是"莽人"。文章从舞蹈生态学的角度,剖析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与莽人民间舞蹈之关系,挖掘生态环境对舞体的影响因子,提出保护莽人民间舞蹈的可行性措施,以加强对莽人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旨在唤起更多有志之士的社会责任及保护意识。     

"昆明"得名来源考

“昆明”一词是个南亚语词,其本义是“人（人们、人民）。”昆明族当初应是一个南亚语民族,后来在汉藏语人南下的浪潮中,有的部分南迁,有的部分被同化,昆明族中的南亚语民族的成分渐渐淡化,汉藏语民族的成分越来越浓,最终成了汉藏语民族,但其族称却仍然是南亚语的。“巂”是个汉藏语词,本义也是“人”。“巂”人当初就是个汉藏语民族,这点与昆明族不同。孟高棉语民族中孟族的族称“孟”、芒族的族称“芒”、莽人的族称“莽”等词,与“昆明”、“吉蔑”、“高棉”等词同源,而本义也是“人（人们、人民）”。     

莽人民歌田野调查报告

莽人是我国人口较少民族布朗族的一个族群。莽人民歌是莽人口传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莽人民歌是莽人进行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是记载历史、传播知识和进行社交的重要手段,其构成主要有酒歌、情歌、儿歌、怀旧歌、结婚歌和丧葬歌。莽人民歌具有民族文化性、生活性的特点,莽人文物遗失殆尽,文化后继乏人,处于濒危状态。对莽人民歌等濒危文化进行抢救性保护提出三点建议,即保护和培养莽人文化传承人,征集莽人民族文物,加快莽人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进程。     

莽人民间舞蹈的文化人类学阐释

莽人是生活在中越边境的一个人口较少族群。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出了承载其赖以信奉的核心精神文化的民间舞蹈。将莽人民间舞蹈纳入到更广泛的文化情景中,通过对其文化属性、艺术特征、社会功能等多方面的阐释,以求探寻其所蕴涵的深层文化特质,对于我们深入了解莽人历史以及文化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莽人传统文化保护研究

莽人是中国人口较少民族——布朗族的一个族群,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当前,莽人的传统文化生存面临着文化存续的基础被削弱、民族语言有失传危险、民族聚居社群难以维系和对民族文化工作重视不够等问题。为此,要更新观念,充分认识莽人传统文化保护的重要性;设立基金,建立莽人文化保护和研究机构;重视莽人教育,实现生存与文化的和谐共生;利用信息技术,探索莽人濒危语言文化保护的新路径。通过以上措施,实现民族文化的传承,保证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性。     

被"快门"放大了的心

是贵州省西部海拔1700余米的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新华乡新寨村的一个极其普通的早晨。晨曦初露,山峦起伏,松柏苍翠,百鸟啁啾,让人一下子便想起了陈钢那首著名的小提琴独奏曲《苗岭的早晨》。其实,新寨村就是一个典型的贵州苗族村寨。他们的族群,属于苗族中相当特殊的一个支系,这个支系,目前全世界仅存5000余人,他们的学名叫“箐苗”,但山里山外的人们都习惯称他们为“长角苗”。这是因为他们族群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妇女们头上以木角作支撑、用毛线编织而成的重达数斤的盛装角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由挪威政府资助,贵州省在包括新寨村在内的“长…     

作为喜剧审美的“小”——中国传奇喜剧英雄研究之一

传奇喜剧英雄是英雄传奇小说里的一大主角,他们生存的任务就是为了娱悦读者,因此之故,滑稽可笑成了他们性格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与他们面貌的“丑”,精神上的“小”的对比中,读者能很轻松地获得“突然的荣耀感”;在看到他们急莽、造作、虚荣、无知等性格缺陷时,读者会情不自禁地把他们当作“孩童”从而获得审美上的超越;另外,他们有时还会变成一件随时摆弄的“物”,从而反射出读者人之为人的优越和喜悦     

从上山到下山：羌族生存策略的变迁

在“平原—国家”的叙事范式中,山地族群长期以来被看作“国家边缘”的族群,故有“文明不上山”一说。通过对岷江上游高山峡谷区域羌族的社会变迁进行历史考察,可以看出,羌族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生存策略。羌族的社会变迁说明了山地族群的现实需求是一种动态发展的状态。在全球化、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对山地族群之一的羌族来说,现代文明早已上山。     

教育者应当在学科、社会和学生的文化中找到联结

众多的少数族群其实是失去联结、未来的“新多数族群”;以“处境不利”“文化剥夺”“弱势”等词汇称为少数族群,投射了人们对他们社会及教育成就的低期待以及缺乏了解;了解少数族群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是激励他们成功学习的最好动机策略;让每一个人成为文化卓越者;教师应该避免误识性种族歧视.     

中国莽人对野生食用植物的利用和保护

莽人长期生活在密林深处,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其食物的来源主要依靠采集植物,而原始森林中丰富多样的植物为其采集生活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在长期的采集生活过程中,莽人认知了不同植物的生长周期、性质,以及在不同季节和时间里应采集什么样的植物。在采集的过程中他们也知道应当怎样合理利用植物资源,采集与保护并重的方法,遵循可持续、可再生的野生植物资源利用原则。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莽人的生活方式,发现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并没有破坏生态环境,而是一种永续利用生态环境,使生态环境得到良性循环,使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因而多少年来,莽人的这种生活方式仍然让他们所居住的地区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山青水秀,鸟语花香,构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这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来自民间的有益例证,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     

斯里兰卡维达部落与中国莽人族群宗教信仰比较

斯里兰卡维达部落与中国莽人族群一直在原始森林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20世纪中叶以来,中斯两国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帮助他们改变原始生活状态,其生产生活方式有了较大的变化,但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宗教信仰依然保持着各自独特的传统。通过调研,我们发现了这两个特殊群体的宗教信仰相似性和特殊性,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原始部落的宗教特征和差异,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们对"世界"是如何理解和看待宗教信仰对于他们的含义。     

猿猴抢婚型故事的世界性传承——兼论其与“巨怪吃人”型故事的递嬗关系

流行于中亚、北亚和欧洲等地的“（独目）巨人吃人”的故事在一定条件下异变为猿妖吃人或抢婚的故事。这跟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国小说《西游记》等文学名著有很大关系,澄清其间重大关目有助于推进和丰富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化的研究,因为这些故事都是世界性的。北亚吃人魔怪“莽盖”或“莽古斯”不仅是猿猴型巨妖,联系着所谓吃人的“独目巨人”,而且在名称上跟突厥语ｍｏｇｏｕ、乃至西文ｍａｃａｑｕｅ－ｍｏｎｋｅｙ、中文“猕猴”都很相似。近世或现代所谓“野人”的“抢婚”奇谈实际上也可纳入本型传说。其中某些关键性的因子或细节还奇妙地保存或“传承”在中国多民族的民间故事或笔记小说里,值得勾稽     

台湾先住民历史介绍——卑南族、阿美族

曾经称王的卑南族卑南族自称Ｐｕｙｕｍａ,所以又译为“漂马”族,其含义为“我们”,也等于“人”。他们的居住地区只在台东县境内,四周与阿美族、布农族、鲁凯族、排湾族为邻。不论从居住面积或人口数字来比较,卑南族都是一个小族。他们只有一万余人,另一说法只有六千余人,因为在有些地方他们和汉族混居,统计数字就有很大的出入。他们虽然地小人少,却从来就是一个很强悍的族群,在台湾的东海岸很有势力。公元1722年即清朝雍正元年,卑南社大头目比那赖协助清兵镇压反清复明起义领袖朱一贵立了大功,清廷给他“卑南大王”的封号(并不是真正封王,…     

关于更始皇帝刘玄即位的时间问题

西汉末年,由于王莾纂权之后,实行了一系列脱离社会现实的政策,加之自然灾害的影响,加剧了当时社会矛盾的发展。公元十七年在今湖北境内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绿林农民大起义。起义爆发后得到当地群众的广泛响应,到地皇四年(公元23年)绿林军等农民起义部队打败王莽官军甄阜、梁丘赐部后,队伍空前壮大,众达十余万。当时绿林军尽管人多势壮,但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文号、旌旗、表帜”,为了把反莽斗争推向深入,农民军“诸将会议立刘氏以从人望”,实行统一领导,指挥各部的反莽斗争。于是他们在淯水沙滩上拥立了刘氏后裔刘玄为帝,即为更始皇帝。但是史书对更始皇帝刘玄即位时间的记载都不完全一致。如:     

岑趸村九组:边缘族群三锹人都市生存的人类学考察

三锹人是生活于黎平这个以侗族、苗族、汉族为主体的多族群区域中的边缘族群。岑趸是黎平境域最大的三锹人聚居村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在黎平城谋生的岑趸人逐渐增多,2011年成立了在黎岑趸人组织——岑趸村九组。城市是体现出巨大模糊性的现代性生存空间,岑趸村九组是边缘族群三锹人在同质化与异质化并存交织的都市中创造的一个虚拟社区聚落,体现着从乡村生活移植过来的文化上的延续性,是他们试图在陌生的城市中建构存在意义和获得归属的一种文化策略,是他们的一种文化生存方式。三锹人通过成立岑趸村九组,保持了他们的地域性,维护了他们的族群性,划出了作为三锹人自己的有形也无形的族群边界。     

台湾平埔族群的分类及“番”称谓的辨析

历史上台湾平埔族群的分类十分复杂，尤以清代为最。这当是人们缺乏科学的民族识别的理论方法所致。日据时代，一些学者力图利用语言学理论方法对平埔族群进行科学的分类，但因平埔族群已隔合到汉族之中，族群语言保留不多，而使得分类工作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不同结果。清代文献中，台湾少数民族还有“熟番”、“生番”、“野番”、“化番”、“流番”之类的称谓，这既说明他们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同，也说明台湾少数民族成分的众多。因而把台湾少数民族统称为“高山族”、“山胞”或“原住民”都是不妥的．     

论蒙文化对“托茂人”族群的影响

“托茂人”是我国人口较少的一个穆斯林族群。其族群的形成与蒙古文化的影响休戚相关。对此,从生活生产方式、风俗习惯、语言等方面论述了蒙古文化对托茂人族群的形成及其文化特征的影响,阐明了托茂人族群的形成及其特征是一个文化涵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