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启蒙思想·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更是一种文化,文化比意识形态的生命更久远.我们似乎需要从历史文化的视角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既然它是近代中西文化精华相融合的思想成果,那么它在中国的传播也需要与中国文化有新一轮的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证明,凡是两者结合的适当,事业就会健康发展,一旦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当然,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尚需时日,但是,只要不断寻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精华、中华民族智慧的新结合,这一目标终将会实现.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研究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研究呈纵深多极化展开。有选择性地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学,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大陆新儒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现代化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和探讨,可以为今人审视其丰富而复杂的关系提供有益借鉴。     

冯友兰“新儒学”之检讨

冯友兰是我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他力图以传统儒学为主体来吸收改造近现代西方思想文化，借以寻求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现实出路。借以马克思主义批判新儒学，实是希望理论工作者融纳、吸收马克思主义，因为它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主体的共同信念。     

中国儒学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间接贡献

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于西方,但是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近代西方文明的结晶,它与东方文化也存在着深层次的间接联系,特别是中国儒家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形成间接地做出了不可忽视的重要贡献。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异同论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源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时空条件,代表着不同的时代精神和阶级利益,反映着不同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水平,执行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功能,发挥着不同的价值导向作用,因而具有性质上相异性.但这种相异性不能遮蔽它们之间的共同之点.如果认识不到这种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长发展的内在原因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理性根据.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当代中国主流文化与意识形态建设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现实课题.     

白沙心学与岭南化儒学

儒学在岭南的传播与发展经历了从儒学岭南化到岭南化儒学的发展过程.陈白沙通过兴办学校、发展教育、宣传儒家经典等方式,建立江门学派,构建“心无内外、理无内外”的白沙心学思想体系,从而促进了儒学岭南化向岭南化儒学的转变,江门成为岭南儒学的重镇.白沙心学开启了明代心学的源头,成为岭南化儒学的标志.     

五四后李大钊的儒学观再认识

李大钊不仅是当时传播践行马克思主义的旗手,也是儒家文化优秀传统的继承者,不仅在其所著文章中宣传中国儒家文化的精华部分,更在实践中践行着儒家文化的优秀传统与精髓。探讨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对待儒学的态度,不仅能真实地反映出李大钊对待儒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而且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儒学·启蒙思想·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更是一种文化,文化比意识形态的生命更久远。我们似乎需要从历史文化的视角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既然它是近代中西文化精华相融合的思想成果,那么它在中国的传播也需要与中国文化有新一轮的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证明,凡是两者结合的适当,事业就会健康发展,一旦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当然,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尚需时日,但是,只要不断寻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精华、中华民族智慧的新结合,这一目标终将会实现。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理论契合点

儒学的现代化需要马克思主义提供政治合法性和现代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需要儒学提供民族元素和历史文化资源,谋求二者的交流与合作需要挖掘和论证它们的理论契合点,这些契合点主要体现在思维方式、人学思想、治国理念、社会理想等四个方面:在思维方式上,都包含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和实用理性;在人学思想上,都以"人"为关注的重点对象和核心内容;在治国理念上,都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理想上,都以实现和谐社会为目标。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相通的根本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在实践指导上都强调规律支配,在实践方法上可以互补,在实践效应上能够协同,在实践目标上趋于一致,因此,实践性是其相通的根本点.     

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向实践开放,在实践中创新发展;它向中国传统文化开放,从中汲取养料;它向世界其他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开放,从中获得借鉴;它向历史经验教训开放,从挫折中升华,从而永葆其生机和活力,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支柱.     

儒学发展史中的佛学化倾向

在儒学与佛教的关系史中，学者们所津津乐道的是唐代以来佛教禅宗与宋明理学之间的关系。而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自佛教传入伊始，相对于佛教的中国化过程，在儒学发展史上也有一个由汉末魏晋发端，经由南北朝、隋、唐至宋代佛学化的过程。儒学发展佛学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泰州儒学的开放性格及其兼容杂学

泰州儒学具有鲜明的开放风格,其学者们主张杂学兼收。一方面强调博学,另一方面强调杂学。治学不专一家,不分派别,兼收并蓄,同时重视纠偏。虽然泰州各学者对佛道的看法不同,但他们大多不排佛道,主张在以儒为主的基础上,实现三教合一。此外,泰州学者们虽然主张内悟与自得,但他们同时考虑内因与外因的关系,强调明师良友指点的重要意义,主张亲师取友。     

董仲舒对政治儒学发展的历史贡献及现代意义

儒学发展史上呈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两条脉胳,政治儒学在现代长期不被重视。董仲舒建立起了兼容百家的董子政治儒学,为汉初解决了政治合法性问题,维护了封建政权统一和稳固;对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为大一统的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成功范式。董子在政治儒学理论上的创化和实践上的贡献,对创新发展当代中国政治意识形态、改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新的政治文明、促进国家长治久安具有积极的现实和长远意义。     

两汉儒学经学化的历史启示

作为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的儒家思想,对于巩固封建统治,维护皇权,发挥了重要作用。两汉儒学经学化的历史背景,儒学经学化的方法途径,儒学经学化的社会效应,对整个封建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学自身经世的特性,反映了学术必须为社会服务,才具有生命力和社会价值。因而儒学经学化对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     

浅谈儒学的宗教性

儒学一直是中国传统化的主流，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对西方基督教的存在形态为标准来论衡宗教。因而对于中国化这样一个极富特质且历史悠久的化传统竟然没有宗教而迷惑不解，现代新儒家提出儒学是中国宗教即儒教的说法。儒学是否是儒教，是否具有宗教法。本试图就此略作探析。     

“后发”策略：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

近代西方对＂世界历史＂的必然性开创及其崭新发展模式的强力示范,决定了作为中国近代两大历史主题之一——现代化事业处于＂后发展＂的事实。历史主题即是理论主旨。历经思想激辩及历史剧变,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为中国的核心意识形态。现代新儒学因其在民族独立和国家发展等实体历史方面的软弱无力而＂移居＂海外,但随着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深入,其超越近代西方文化绑架而对传统价值充分尊重的策略取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因正在成为中国意识的有益补充而重新获得讨论的意义。     

儒学的现代化与儒学的现代意义

本文认为，儒学对现代社会发展仍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研究儒学的主要任务在于科学地揭示它的现代意义，但是，揭示儒学的现代意义只是儒学现代化的一个侧面，不是儒学现代化的全部内涵，更不是儒学的复兴。儒学研究的现代化不是儒学的现代化，儒学研究的复兴不是儒学的复兴。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化溯源——试论李大钊“根本解决”思想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在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李大钊以其睿智和勇敢,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旗手,他的思想引领时代前行,一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因此走上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的光明大道。李大钊的"根本解决"思想,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提出的改造中国社会的最初方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与逻辑起点。     

儒学传统的当代价值如何可能

文章围绕儒学传统的当代价值如何可能,探讨三个问题:如何揭示和呈现儒学传统?如何评价儒学传统的价值?如何实现儒学传统的价值?揭示和呈现儒学传统,不仅要阐释正统儒学的传统,也要发掘非正统儒学的传统;不仅要梳理典籍里的儒学传统,更要考察实际中的儒学传统.评价儒学传统的价值,必须正确运用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这两个尺度,并将它们统一,不仅从外在的时代根据,而且从内在的民族智慧来评价儒学,走出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轮回;对儒学与西学之长短的评价,需要确立辩证的尺度,认识到两者的价值互补性,使得对儒学当代价值的阐明,既有抗拒西方文化霸权的意义,又不会导向国粹主义.当代中国实现儒学传统的价值,需要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语言文字这三个环节上作出制度上的安排;由此来实现的儒学当代价值,不是其原有价值的翻版,而是融入当代中国的价值体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