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农业科技创新传导机制的实证分析——兼与“波特假说”的比较

"波特假说"论证了环境规制和科技创新的关系,认为环境规制有利于科技的创新且对科技创新的短期效应为负,而长期动态效应为正。运用安徽省的生产数据对环境规制对农业科技创新的传导机制进行了验证,并与"波特假说"进行了比较,分析了原因。建立了一个滞后变量回归模型验证了环境规制对农业科技创新的传导机制和传导效果,模型估计结果显示环境规制有利于农业科技创新,这和"波特假说"是一致的;但和波特假说不同的是,环境规制对农业科技创新的短期效应为正,长期动态效应(滞后1、2、3期)也为正。从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不同以及农业科技创新过程的复杂性和风险性方面对形成这一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在农业污染条件下,政府需要积极面对环境问题,主动进行科技创新,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以实现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和社会经济效益的最优化。     

波特假说、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对中东部地区的比较分析

波特假说主张积极的环保政策,它认为严格而恰当的环保政策能够刺激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其创新效益可冲抵甚而超过环保成本,从而确保或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对我国中东部地区1999-2007年有关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波特假说在较落后的中部地区得不到支持,而在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则得到了很好的支持。根据这一具有对比性的结果,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做出合理解释,并在差异分析基础上提出统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政策建议。     

高强度的环境规制真能促进技术创新吗?——基于“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以往研究不论是否支持"波特假说",但一个政策共识都是需要加大环境规制强度,以此促进技术创新。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真是线性关系吗?为此,首先利用我国1992-2009年的面板数据分别从全国与地区层面判断我国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而利用非线性门槛面板模型实证研究我国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地区差异,"波特假说"在较落后的中西部地区难以支持,而在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则得到了很好的支持。这种地区差异主要是受到环境规制强度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和技术创新之间呈现"U"型关系,只有环境规制强度跨越特定门槛值时,"波特假说"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水平则存在双重门槛,GDP跨越的门槛值越高,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显著。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双门槛效应能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做出合理的解释。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对“强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基于2007~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DEA-Malmquist方法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来源分解进行测算,进而对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和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实证结果显示: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约3.4%,增长的主要来源是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技术创新又进一步促进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表明环境规制确实能够通过促进技术革新这一路径达到提高生产率的结果;环境规制和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型"抛物线关系,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达到某一"门槛"值后才能促进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表明"强波特假说"是否成立取决于环境规制的强度大小,实施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将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竞争力。     

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了中国工业R&D创新效率

采用超越对数型随机前沿模型,在考虑企业规模、所有制结构等因素的情况下,实证分析了2004-2010年间环境规制强度对中国工业行业R&D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行业差异。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工业行业R&D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行业异质性;虽然,环境规制强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业行业R&D创新效率提升,但环境规制强度与R&D创新效率呈现倒"U"型关系,即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行业R&D创新效率提升有"度"的限制,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过一定水平时,反而不利于工业行业R&D创新效率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行业R&D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性,在技术密集度较高,环境污染程度较小和R&D强度较高的行业中,环境规制对R&D创新效率促进作用会更加显著。     

FDI溢出效应、环境规制与双环节R&D创新——基于工业分行业的经验研究

基于技术效率的视角对FDI溢出效应、环境规制与双环节R&D创新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FDI与中国工业R&D转换效率呈显著“U型”曲线关系,而与R&D转化效率呈显著“倒U型”曲线关系,从而支持了FDI的“双刃剑论”;FDI对工业双环节R&D创新活动的溢出效应受碳排放强度、R&D强度的影响,且表现出较大的差异;环境规制对双环节R&D创新活动有显著的正效应,“波特假说”成立,预示着我国环境规制政策与工业技术创新实现了“双赢”.据此提出,应注重FDI利用的阶段化差异,有效选择与合理引导FDI进入,加强政府环境规制,如采用环境税、排放权交易、绿色消费等环境规制手段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以中国30个省份大中型工业企业为例

采用中国30个省市(不包括西藏)大中型工业企业1996~2004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滞后1或2期的R&D投入强度、专利授权数量以及新产品销售收入比重有显著的正效应,环境规制强度每提高1%,三者分别增加0.12%、0.30%和0.22%。表明环境规制在中长期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波特假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证实。     

环境规制影响清洁生产型产业技术的创新效率吗?

本文采用超越对数型随机前沿模型,就环境规制等因素对清洁生产型产业2004—2010年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清洁生产型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种影响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二者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说明环境规制对清洁生产型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提升有"度"的限制。与整个工业相比,环境规制对清洁生产型产业技术创新效率的驱动效应更大。倒U型曲线具有更高的拐点,表明在不损害技术创新能力的前提下,政府对清洁生产型产业实施严厉的环境规制政策具有更广阔的空间。     

基于创新补偿差异的环境规制对出口优势的效应分析

利用2001—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行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与出口优势的关系。结果显示,从整体结果来看,环境规制对中国出口优势变动有微弱的正向作用,随着技术能力提高,该正向作用变得更为突出;分行业来看,仅在技术能力较强的行业中,环境规制对出口优势有促进效应,在技术能力较弱的行业中则体现为抑制效应。     

环境规制与贸易竞争优势——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的SEM模拟

基于1992—2006年我国34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在测度产业贸易竞争优势指数的基础上,利用固定效应、随机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贸易竞争优势的静态影响,并进一步构建了联立方程模型(SEM),通过情景模拟的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贸易竞争优势的传导路径。结论表明:环境规制通过技术、规模、结构三大传导机制对我国目前的成本价格型贸易竞争优势的终端影响应是负向的。推进我国贸易竞争优势由价格竞争转向品质竞争,使自主创新能力与贸易竞争优势正向挂钩,是发挥环境规制积极效应的关键所在。     

我国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作用 ——基于2005—2015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选取2005—2015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有关数据,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研究3种环境规制工具对31个省份及东、中、西部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绩效影响不显著,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表现出显著的激励效应,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表现出明显的抑制作用;各个地区的技术创新输出体现了我国环境规制工具绩效的地域差异性。此外,引入滞后一期的被解释变量作为解释变量,采用广义矩估计（GMM）法对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     

环境规制、企业环境战略与企业竞争力分析

选择不同的企业环境战略会使环境规制对企业竞争力产生不同的影响。在短期内,消极的环境战略使环境规制政策效率低下甚至失效,但并不会对企业竞争力造成威胁;但在长期内,企业会面临较高的规制成本和机会成本,将不利于企业的竞争力提升。企业选择机会追求型环境战略,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主动进行污染防治和产品管理,不仅可以使企业获得成本优势,而且可以使企业实现竞争力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对环境创新研究的一些评论

厘清了国内外环境创新相关的概念定义,对环境创新的内涵进行了扩展;从技术推动、需求拉动和环境规制三个方面梳理了学术界有关环境创新驱动因素和波特假说的讨论,提出了研究中国环境创新驱动因素的扩展要素;总结和提出了环境创新体系和产业环境创新体系的结构、类别和研究框架;对环境创新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经营绩效——基于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37个工业行业2003-201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两步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和产业经营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表明当前我国的环境保护能够引致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但是,环境规制的创新引致效应不够充分,导致对产业经营绩效没有产生促进作用。另外发现,环境规制对产业的不同经营绩效指标影响存在差异。本文的发现说明,“波特假说”提出严格的环境规制将通过引致技术创新,部分甚至是完全抵消环境规制施加给的成本,进而能够提高经营绩效的观点在我国目前没有得到支持。最后,探讨了相应的政策涵义。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关联研究 ——基于“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为检视不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有效性,本文采用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分析了四类环境规制工具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对“波特假说”的中国实践进行了再检验。研究发现,与环境行政处罚、地区环境政策法规相比,排污费征缴、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更有助于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反映出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选取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性。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排污费征缴和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均可通过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来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但是四类环境规制工具的效果随着各自强度提升呈现出差异化特点,排污费征缴、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由负变正、由不显著变显著,环境行政处罚随着强度提高却更加阻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而无论地区环境政策法规的强度如何,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不显著。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关联——基于“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为检视不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有效性,采用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分析4类环境规制工具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对"波特假说"的中国实践进行再检验,研究发现与环境行政处罚、地区环境政策法规相比,排污费征缴、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更有助于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反映出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选取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性。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发现,排污费征缴和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均可通过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来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但是4类环境规制工具的效果随着各自实施强度提升呈现出差异化特点,排污费征缴、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由负变正、由不显著变显著,环境行政处罚随着强度提高却更加阻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而无论地区环境政策法规的强度如何,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不显著。     

环境规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

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利用省级层面的环境规制数据和微观层面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会逐渐提高,但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到一定程度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会下降。研究进一步发现,适宜的环境规制强度能激发企业的"创新补偿效应",从而不断弥补创新的"遵循成本",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使用了不同的环境规制强度指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并用环保人数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工具变量来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实施严格且适宜的环境规制可以实现环境保护和生产率提高的"双赢"结果。     

环境规制激发企业努力研发？——来自火电企业数据的实证

以波特假说为理论基础,将现有区域或行业层面的研究细化到微观企业层面,选取中国火电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零膨胀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努力的影响。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强度与中国火电企业研发投入呈显著的“U”型关系,且这一关系受到企业规模的负向调节作用。环境规制增强能够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但是随着企业规模扩张,环境规制增强反而会抑制企业的研发投入。（2）环境规制强度与中国火电企业专利申请数量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且这一关系也受到企业规模的负向调节作用。环境规制强度过大会导致企业专利申请数量降低,但是随着企业规模扩张,这一问题将有所缓解,甚至会出现逆转。因此,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努力的激励作用并不能一概而论。     

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研究评述

对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从二者的概念、衡量方式、关系以及存在的调节变量5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总结与展望.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长短期影响的异质性效应——基于价值链视角的两阶段分析

基于价值链视角,将中国工业行业的技术创新过程分解为技术开发和技术转化两个阶段,在构建环境规制对两阶段技术创新能力影响的理论框架基础上,利用2004-2011年中国工业37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通过面板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实证考察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能力影响的异质性效应。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长短期促进效应,但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2)环境规制对技术转化能力的长期促进效应大于技术开发能力,但不同行业的阶段异质性效应明显;(3)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能力的长期均衡具有显著的短期修正效应,技术创新能力向均衡状态的调整速度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4)部分行业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能力的促进效应出现了长短期不一致的情况。最后,基于价值链视角提出了促进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能力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