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源字、同源词管窥

语言的音义关系是约定俗成、名从主人的。所以一种音义关系一但形成,就要成为一种语根,从而在汉语词汇的繁衍中起制约作用,使汉语的基本词汇成为一个个语族。凡同族的语词往往读音相近,意义相通。传统训诂家把这种现象称为“声近义通”。以声近义通的规律训释语词而成就最突出的,民国以前,当首推王念孙的《广雅疏证》,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和钱绎的《方言笺疏》,阮元《揅经室集》中的《释门》、《释且》等篇也很得理。他们都能“以精义古音贯穿证发,引     

论“声(音)随义转”说

清代学者的“声(音)随义转”说,实即近、现代学者“义通(同)换读”说之发轫。“义通(同)换读”现象不容否定,“声(音)随义转”说亦当肯定。     

论“声(音)随义转”说

清代学者的“声(音)随义转”说,实即近、现代学者“义通(同)换读”说之发轫。“义通(同)换读”现象不容否定,“声(音)随义转”说亦当肯定。     

也谈词的分类标准

汉语词的分类标准问题,长期以来有争议,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标准: 一是按意义进行分类。如马建忠先生的《马氏文通》区分词类的原则是:“故字(词)类者,亦类其义焉耳。”“义不同而其类亦别焉。”黎锦熙先生的《新著国语文法》也是依据意义给词分类,他说:“就语词在言语     

“音近义通”原理论

“音近义通”的原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同源词之间的“音近义通”、联绵词不同书写形式之间的“音近义通”以及通假字与本字之间的“音近义通”。“音近义通”的原理为“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提供了科学依据。     

“训诂学”概说 第二讲 训诂条例探源(六)

接下来我们讲训诂学的又一条例:类隔义通。类隔、指词的义类不同,互有隔阂;义通,指在语言的文句中,互相隔阂的词义能相通起来。训诂学家把古人注释这类     

论《尔雅》中同源词的语义关系类型

运用语义学的义素义位分析法,可把《尔雅》中同源词的语义关系分为“义同音近”与“义变音转”两种类型,其中“义同音近”型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各语词的义项相同,二是各语词会有相同的义素;而“义变音转”型则可以分为语义相近、语义相关、语义相反等三小类．语调能够构成同源关系的语义基础就是相似与相关,汉语中多义词的产生与这种结构原理有密切关系．     

《广雅疏证》研究同源词的理论和方法

王念孙在“训访之旨,本于声音”这一总理论的指导下,创立了“就古音以求古义,引伸触类,不限形体”的训访方法;对“名之于实,各有义类”这一探求汉语词汇孳乳繁衍、词语之间意义关联的重要理论进行了科学阐发和论证。     

《说文》“多形多声”说研究

三 “多形多声”说理论上的颇 “多形多声”说,违背了形符表示单一义类,声符表示单一声类的构形原则,违背了形符、声符的矛盾运动的原则,违背了形声字在时空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多层次积累的原则。 (一)违背形符表示单一义类、声符表示单一声类的构形原则。 汉字作为一种交际的工具,在记录语词时,既要求用字形区别音义,又要求形体简     

论王念孙《读书杂志》的“义不相属”

义不相属是王念孙《读书杂志》的训诂、校勘理据,为其首创。义不相属说与今之搭配理论近似。王念孙运用义不相属理论,为古籍疑难字词的训释和校雠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然百密难免一疏,间或有失误。     

释"封"

“封”字的本义在继《说文》的“疆界”义之后,一直以郭氏的“经界”说为正解,但以甲骨文字形为据,此说值得商榷。根据音近义通的原则,“封”有“邦”和“豊”两个同源字。同时,以字形演变为线索,我们还可以整理出一个关于“封”字意义引中发展的脉络。     

语义还原趣谈

汉语语词有词里义、词面义,词里义是指通常使用的一般的意义,诃面义是指语词的表层意义。说话、写文章时,有意避用语词的词里义,还原使用词面义,这种语言技巧就叫“语义还原”。“语义还原”来源于使用语言时的求异思维。语词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其意义已经约定俗成,为人们所习用,因而形成一种思维定势。而一旦突破这种定势,赋     

《说文》用“一曰”的体例和作用

一《说文》中用“一曰”的体例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禋下云:“凡义有两歧者,出一日之例。”实际上,凡字形字义字音有两歧者,许慎都用“一曰”等表示。其作用正如王念孙所说:“凡言‘一曰’及所引经类多有之。盖以广异闻、备多识,而不限于一隅也。”(见《说文解字注序》)这种兼存歧说的训诂方法,《说文》中俯拾皆是。仅《玉部》中就有七例:     

河东方言语词辑考(续八)

一二○ 无虑 “无虑”一词,在古书中颇为习见,但它的真正意思,却是自唐初人已不晓其义,望文生训,率多穿凿。直到清代,王念孙《广雅疏证》才指出;“总计物数谓之无虑,总度事宜,亦谓之无虑”,方才把这个词的概念解释清楚。其实,“无虑”这一十分古老的词,至今仍然保留在河东人口语之中,如果参照河东方言来解释词义,则极易理解。具体说来,古之所谓“无虑”,即今之河东口语词“模略mū lǖo”“模约mū     

传统直训方法述评

义训是传统的三大训诂方法之一。它在传统训诂学中虽和形训、音训并列,却无疑占据着中心地位,因为训诂的目的就是要探索和解释语词的意义、探究其因果渊源、说明其孳生流变,训诂始终都是以语义为中心进行的。意义是语词的内容,文字和声音是语义的形式。运用形训,是从分析文字形体(或云语言的书面形式)入手探究词义,所以称作“因形索义”;运用声训,是从探究语音关系(或云语言的口头形式)入手探究词义,所以又称作“因声索义”,两者的最终落足点都是弄清语义。可见义训作为直接从词义本身的运动规律来探究词义的方法就更是训诂的主体方法了。黄季刚先生把传统训诂归为四类:一曰“本有之训诂”,即探究词的本义;一曰“后起之训诂”,即探究词的引申义和转化义;一曰“独立之训诂”或“说字之训诂”,即探究一个个语词的各种义项之间的关系;一曰“隶属之训诂”,即探究置身于语文之中的具体语词的具体意义。其中包括了形训、声训、义训三大方法,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殊途同归的意思。这也表明:三大方法事实上是不能绝对割裂开的。     

前老子时期“道”语词的发展及哲学准备

文章在于考察老子同时代以及之前“道”这一语词及其概念的发生与发展，考察它的原始义以及后来的各个衍生义，由此把握道从日常语词发展为哲学概念的完整过程。其具体包括：（1）“道”包括道路、引导在内的原始含义；以及由此衍生出的（2）方法义；（3）社会法则义；（4）道德义；（5）自然法则义；（6）更为普遍的规律或法则义；（7）由原始而发展的言说义等内容。通过这些内容的考察有助于我们了解老子之前或同时，关于道的语词内涵发展所已到达的进度，了解老子“道”的哲学的概念准备，了解前人为老子哲学所奠定的观念甚至是思想基础，并了解前老子之道与老子之道的内在连接。完全有理由这样说，老子的道并不是无中生有、凭空产生的。是前老子时代关于道的丰富理解或认识构成了老子“道”的哲学的坚实概念与思想基础。老子所要做的是在此基础上向着抽象与系统高度的辉煌一跃。     

《说文·女部》声训研究

《说文·女部》声训大致可以分为四类：被释词（字）和解释词（字）是同源词（字）;在释义里面包含着语源性义素或·在里面包含着同源词;被释字和解释字虽非同源,但在读音和意义上都有相似点;被释字和解释字实际上是异体宇。声训因其主观任意性历来遭到学者的批判,但《说文》中的声训却有很高的研究和使用价值,因为它多数以同源词（字）为训,或者训释中含有语源性的成分,因而可信度较高,而《说文》的声训对后世的“右文说”、“声义同源”说、“声近义通”说的创立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学文言文注释商兑

一、孰为汝多知乎! 语出自《两小儿辩日》。课本注:谁说你多知呢?这是正确的。但又补注:“为,认为、以为”。就前后不一致了。(可能是参照了《辞海》的说法:“为,谓;以为”)实际上,“谓”是“说”义,怎么与“以为”同义呢?文中的“为”,即“谓”,可释作“说”。 “为”当“谓”讲,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早就谈到过。杨树达《词诠》说得更为明白:“为,外动词,谓也”。有例印证。     

释《朱子语类》中的“撮”“绰”——与袁庆述先生商榷

读了袁庆述先生《朱子语类·方言俗语考》(载《语文研究》1990.4,下文称作“袁文”)一文,很受启发。但文中所释《朱子语类》(下文写作《朱语》)中“撮”的意义似可商榷。 袁文说《朱语》中的“撮”,“并非常见的,‘抓取’、‘摘取’之义,而是指一种用簸箕、铲子之类的工具装取泥土、谷物等散状、堆状物的动作,并由此引申出从尖端取走、从表面取走、从下面取走诸义。”“此字亦写作‘绰’”。简言之,“撮”是方言俗语词,因此不是“摘取”义,而是“装取”义,并引申出“取走”义,且又写作“绰”。     

文言词语教学因声求义浅说

因声求义,从语音来训释词义,是训诂学上常用的方法之一。戴震认为“故训声音,相为表里。”阮元也认为“义以音生,字从音造。”王念孙强调指出“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际同条共贯。譬如振裘必提其领,举网必絜其纲。”黄侃先生也说:“文字之训诂,必以声音为之纲领。”这些反映了清代和近代学者对声音问题的极为重视,说明因声求义方法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