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官僚与韧性城市建设——群众工作的视角

物理韧性相同、可用公共资源相似的城市社区,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出现政策执行和社会治理效果上的明显差异,这是因为城市韧性不只是基建生态层面的物理韧性,还体现为政府统合下的政治社会治理韧性。街头官僚是地方政府与社会大众之间的韧性治理纽带,其联系服务和组织动员群众的能力,决定了城市整体应对突发事件的韧性效果。街头官僚直面群众、为群众服务的工作属性,为其发掘、组织社会应急资源,正面强化社会治理韧性带来优势。然而,当前基层群众工作也存在少数化、形式化、外包化等问题,减少和降低了基层工作者联系服务群众的机会和能力。而城市基层治理的科层化、技术化和专业化,或推动公共服务变成没有温度的产品,个体与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系逐渐弱化,街头官僚存在脱嵌社会的风险。政府应注重街头官僚的群众工作能力建设,发挥群众工作的时空弥散性优势,依靠人民群众建设人民城市。     

角色诠释、职业困顿与解蔽——基于对大学基层行政人员群体的思考

大学治理行动的效力取决于制度政策的执行。处于科层制金字塔底端的大学基层行政人员,在大学治理过程中承担着基础性服务和管理的治理之责,是政策执行的末梢者、公共服务的供给者和空间秩序的维护者。大学基层行政人员在大学场域中遭遇着与“他者”的冲突,引发独特的行为逻辑,陷入部门主义逻辑、文化差异、时间差序和另类弱者等面向困境。纾解大学基层行政人员的职业困境,可以从有效治理、流程再造、职业关怀、公共精神等维度进行反思和探寻。     

我国街头官僚公共行政精神的伦理建构

我国的街头官僚即基层政府公务员,代表政府与公众打交道,是公共行政精神最重要的载体。在构建服务型政府过程中,一部分街头官僚由于多元化价值观冲击、传统道德教育方式滞后、道德监督机制不完善及个人道德素养不高等原因,导致其行为产生偏差。因此,需要从强化政府伦理责任,加快行政伦理立法,完善行政伦理制度建设等方面,提高街头官僚自我控制能力,构建公共行政精神。     

清代州县治理结构述要

清代 ,佐贰、学官等国家正式官员不被纳入州县主干行政系统 ,而州县行政靠幕友、家丁、胥吏、差役等承担。这些人员不属于国家正式官吏 ,而具有私人势力色彩。清代州县的这种治理结构导致了行政效率的降低、吏治的腐败和社会经济的凋敝     

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国家纵向行政体系制度韧性的构建

如何理顺国家纵向行政体系之间的关系,是中国超大规模国家治理的重要问题。自古以来,以纵向行政体系为表征的中央地方关系始终是影响政治稳定的变量,也是历朝历代统治者关注的重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几经探索,探索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统合发展的模式,有效地解决了传统社会的中央地方关系问题,构建了制度韧性。从价值意蕴中看,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的统合发展有利于保障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保证中央权威,分散治理风险和政治压力,积累改革创新的经验教训,以推动整体的改革进程。从推进路径看,统合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要坚持党的领导,构建行政体系的“递归制结构”,实现现代技术赋能,充分彰显国家纵向体制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     

中央财经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北京

在我国的基层治理中,基层公务员在政策执行时常常出现“非自主性理政”的状态,这主要表现为无功而返的执行、不得已的执行和无可奈何的有限执行行为。这一“非自主性理政”现象的出现与基层政府自身的组织条件和外部的制度、技术环境紧密相连。通过对某乡镇政府的案例分析,本文尝试提出,基层政府自身的“自由裁量权”与“行政追责约束”之间的张力,人力、财力等组织资源匮乏的情况阻碍了政策的有效执行;其次,上级政府的官僚层级压力与政策法规在地方的低适应性之间形成的张力导致了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困难;此外,民众的多元诉求与政策执行效率之间也会出现矛盾。所有这些因素影响着基层政府对于社会的有效治理。因此,有必要在国家政策法规的精细化、中国行政体制的分层治理以及基层政府与民众的合作治理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     

城市社区基层行政与社区自治及其无缝对接

社区自治的不断扩大和政治国家的不断缩小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趋势。但在现实实践中,受传统管理思想影响,基层行政无法科学定位自己的角色与职能,社区自治缺乏公民意识与组织建设,致使城市社区治理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自治性得不到充分发挥,基层行政与社区自治无法有效衔接。要解决这一问题,基层行政需理顺相关关系,明确角色定位,居民应提升自身修养,培育自治能力,通过共同体理念的培育、党组织的联结以及社区共治机制的建立,实现基层行政与社区自治无缝对接,从而,形成良性互动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格局。     

浅析我国基层公务员的行为偏差及其规制——基于西方街头官僚理论的视角

街头官僚理论已成为国内公共行政领域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它认为街头官僚是公共政策链条的执行末端,同时拥有较大的政策制定功能,由此引发的行政执法不当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当前社会和谐稳定的隐患。如何保证街头行政的有效性是街头官僚理论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     

过渡型社区治理转型中的行政扶持及其限度——基于成都市L街道的调查

在新的治理背景下,过渡型社区治理由于其复杂性和多元特征而成为国家、社会和市场等多元主体的博弈场域,并构成当下从理论上审视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窗口。对成都市L街道过渡型社区治理转型的经验调查发现,以“行政扶持”始、以“兜底型秩序”终的过渡型社区治理转型实践反映了这一转型模式内在的逻辑悖论,即通过国家力量扶持社会力量的成长以塑造基层治理必要的社会基础,但最终却导致了社区治理对地方政府的全面依赖。因而,要真正实现过渡型社区的治理转型,一方面需要厘清过渡型社区的结构与定位,实现对基层治理“现代化想象”的祛魅;另一方面需要关注国家与行政权力行使的条件与限度,从而真正实现基层社区的治理有效。     

现代中国乡村政治变革的两个关键因素——中共党组织在乡村地区的推进和乡村基层行政网络体系的构建

20世纪,中国的乡村政治发生巨大变革,国家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乡村社会被纳入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共党组织在广大乡村地区的推进和乡村基层行政网络体系的构建是导致乡村政治变革的两个关键因素。中国共产党以政党形式对乡村社会进行组织和动员,通过基层行政体系网络对乡村社会加以管理,从而得以将分散的乡村社会成员整合进国家权力体系,实现了对广大乡村社会全面而卓有成效的领导,国家意志被贯彻和执行。这也是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促进高等教育治理的社会参与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政治基础,也是高等教育治理改革的政治基础。扩大高等教育治理的社会参与,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具有重要基础作用,对于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扩大基层民主具有重要示范作用。随着高等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地位的提升,社会参与高等教育治理的广度和深度都随之发生正向变化,呈现出规律性的特征。促进高等教育治理的社会广泛参与,实现高等教育良治,需要政府、社会和高等教育机构共同做出努力。     

教育政策过程中的行政纵向制约:垂直维度和水平维度的研究

以一项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和一个跨省市办学事件为案例,分析教育政策过程中的行政纵向制约系统的构成,结果表明:在行政纵向制约系统中,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是政策过程中最重要的行动主体,政策对象处于纵横交错的行政纵向制约系统的最底端,政策的“工具性”强化了行政纵向制约系统的垂直维度,“等级化”的存在使得处于纵向制约系统中层级较低的政策部门无法完成权威和认可的自给自足,垂直维度的政策含义的实现还要依靠政策部门与其他参与者在水平维度上的互动、协调和共谋,才能实现政策的“一致性”。     

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体系构建

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以构成结构的社会要素为起点,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不同层面都分别展现了其结构理论观点,这一理论对当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方法论上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价值。为此,我们可以"回到马克思",从结构体系的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入手,通过合理布局社会结构内部不同层次和领域中各要素关系来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并以有效的制度供给及其执行力来不断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新时期乡村治理的“半正式行政”: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

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背景下,地方治理体制与制度的强势建构带来行政权力向上集中和治理压力向下聚集,促使乡镇政权通过嵌入性组织建构下的半正式组织设计、半正式制度安排及帮包制机制实践等,形塑起新时期的乡村“半正式行政”治理模式。这种“半正式行政”不同于黄宗智的概括,具有自身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从实践后果看,它虽有助于弥合行政与自治之间的张力,但也易带来行政制度吸纳自治制度与自治事务涌入行政渠道的“行政吸纳自治”问题,需要地方政府在规章与文件中重新明确半正式组织的政策指导、行政监督、服务协助与配合治理等职能。新时期乡村“半正式行政”考察,是对传统“半正式行政”研究的理论拓展,也是对基层治理组织、制度与机制研究的丰富。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与基层社会治理转型

产权虽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但它与国家、政府、权力、治理等政治学要素密切关联。我国历次的土地产权制度变革就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基层社会的治理结构。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国家,土地是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有关土地权属关系的制度成为乡村社会治理的基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曾经实行过不同的土地产权制度,由此产生了不同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使得我国乡村社会的治理格局经历了从乡村自治、纵向官治到乡政村治的变化,并开始迈向多元治理的道路。国家治理基层社会的手段选择乃至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革都是围绕土地产权重建而展开的制度变迁。     

脱域流动与情感共生:城乡融合发展中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何以可能——基于空间与治理互塑视角的分析

在城乡融合发展中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能够实现城乡社会治理模式的迭代更新。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审视,发现在城乡融合过程中,由于物理空间的重塑而引发了社会关系重塑和共同体价值认同问题,进而导致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的失衡,制约着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需要依托于具体的治理空间,不同空间尺度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存在不同的层次和路径。对于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在空间维度应形成以城乡街镇为中心的基层治理单元,在治理维度应以政治嵌入和行政吸纳的方式实现基层治理共同体的结构化,在价值维度应以空间正义的目标引领空间生产过程。基于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可以发现社会共同体建设中治理与空间的互塑关系。     

结构—过程—文化：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刚性趋向的原因分析

从全国范围内来看,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践已有不少探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在一些地方的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践中,却出现了与柔性治理要求相背离的刚性化的趋向。从“结构—过程—文化”三个维度分析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实践刚性趋向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在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层面,条块关系结构中的属地化现象、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复杂化、基层干部队伍尤其是居/村干部中较高的流动性;在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层面,基层社会治理政策的碎片化、基层社会治理实施的运动化、基层社会治理实施的指标化;在基层社会治理的文化层面,呈现出的理性化与技术化的特征,等等。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刚性趋向,非但背离了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的要求,而且有害于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践,因而必须加以检讨和纠偏。     

基层政府预见性治理的实现机制与政治逻辑——基于鲁东莱西市D街道治理实践的案例研究

“预见性治理”是基层政府超前主动回应广大人民群众潜在诉求的治理模式。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从“遇见性治理”转向“预见性治理”,既是建设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需要,也是保持党的人民性底色、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政治需求。从鲁东地区莱西市D街道办的治理实践切入,展现基层政府“预见性治理”的实现机制及政治逻辑。案例研究显示,基层政府实现“预见性治理”有赖于对“技术为用、科层为体”策略行动的选择。首先,“技术为用”的策略行动为实现“预见性治理”提供了工具性手段,体现了“照看社会”的政治逻辑。基层政府通过技术化的手段为收集潜在民情提供了技术基础,增强了对基层社会的可及性和覆盖力。其次,“服务社会”构成实现“预见性治理”的价值依归。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基层政府通过“科层为体”的策略行动,强化组织内党建和借助区域化党建,拓展和延伸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会的触角,增强了影响力和渗透力,为其高效动员体制内外力量解决潜在民情、服务群众提供了重要的组织抓手。基层政府在实现“预见性治理”的背后彰显了国家基础性权力建设的政治逻辑,即“照看社会”和“服务社会”的统一。     

从民国时期南浔镇的政治转型透视国家政权建设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着力推行国家政权建设,其行政权力不断向农村下沉.作为江南市镇的中心地之一,民国时期南浔镇保甲制度的重建、乡镇行政机构的健全、农村商绅精英的官僚化、国家对自治组织的渗透和控制等过程均反映了市镇公共权力结构的变化.政权建设中的各种权威性影响要素对市镇原有的政治治理模式产生了冲击,促进了市镇治理结构的转型,体现了国家力图通过整合基层政治来进行政权建设的诉求.     

大学治理结构中学术力量和行政力量的配置与定位研究——基于四所国外高校的分析

学术力量和行政力量构成了大学治理的二元结构。在国外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由于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相对强弱的不同,出现了四种典型的大学治理模式。对国外四所代表性高校研究发现,历史继承、社会文化以及妥协调和因素是四所高校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配置与定位不同个性形成的原因,而坚持学术力量为主导、以行政力量来保障效率、重视学术力量对行政力量的制约和监督以及夯实基层学术组织则是其共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