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块视阈中的基层开放大学治理困境与对策研究

开放大学体系具有特殊的条块二元管理体制和办学特性,在政策传导、人事权属、财政资源等方面存在多重条块张力,客观上造成了基层开放大学办学体制不畅、活力不足、日益被“边缘化”等治理困境。为此,应通过以“条条”带动“块块”工作,以“块块”整合“条条”资源等策略,加强基层开大与条块的关联,强化条块之间的耦合,提升基层开放大学的治理效能。     

国家治理视角下中国县乡关系的演进、问题与趋势

理顺县乡关系是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历经70余年的变革,中国县乡关系在发展的初构、再构、重构、优构四个阶段,展现出不同特征:县权下乡、县社一体、简县扩乡、县乡平衡,它是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两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从演进逻辑看,国家结构形式是县乡关系演进的制度基础,政治、经济体制变革是县乡关系调整的主要动力,财政关系调整是县乡关系变革的主要途径,制度化分权是县乡关系发展的主要手段。当前县乡关系还存在着职能配置的低精准性、权责分配的不均衡性、条块关系的结构性紧张、制度化分权的弱规范性等问题。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理顺县乡关系,不能盲目仿照西方模式,要从中国历史和现实出发,通过提高职能配置精准性、优化权责分配均衡性、调适条块之间的张力、深化制度化分权改革来完善政府职能体系,增强基层治理能力。     

有效治理视阈下基层政府动员转型

基层政府运动式动员存在基层有效治理的困境.为破解基层有效治理难题,国家对基层政府的动员转向项目化动员.项目化动员从基层治理方式、治理逻辑、治理中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动员成本、基层政府治理的主体性和主动性等方面来破解基层有效治理难题.基层政府动员转型反映了国家基层治理逻辑和治理模式的变化,也为破解基层有效治理困境,创新社会治理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路径.     

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实证分析--兼析基层公共治理的财政困境及路径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在没有确定政府与市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效率边界下,向着财政收入层层集权、公共事务治理责任及相应的支出负担层层下移的方向演变,结果导致基层财政普遍处于“紧”运行之中,并衍生出一系列基层公共治理问题。理顺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必须按“以公共需要为本”的公共治理观和公共财政观、“财政负担与财政能力大致对称”的政府间纵向支出结构安排观以及“基本公共品优先保障”的各级政府横向支出结构安排观,从根本上解决政府效率职能界定、政府间公共事务治理责任及相应的支出负担划分、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重建、打破城市与农村公共品分割分治的“一品两制”等深层次问题。     

政治信任与内在效能感对基层选举投票的影响

现有研究对政治信任、内在效能感与城乡基层民主选举投票行为之间的关系存在争议。基于CGSS2010的大样本调查数据,本文定量研究了中国公民的政治信任和内在效能感对其参与城乡基层民主选举投票的影响。研究发现,公民对基层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显著影响到其参加城乡基层民主选举投票的行为,而内在效能感对公民参加基层民主选举的投票行为没有显著影响。考虑到当前公民对基层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不高,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提升公民对基层地方政府的信任,对于促进城乡基层民主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层政府预见性治理的实现机制与政治逻辑——基于鲁东莱西市D街道治理实践的案例研究

“预见性治理”是基层政府超前主动回应广大人民群众潜在诉求的治理模式。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从“遇见性治理”转向“预见性治理”,既是建设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需要,也是保持党的人民性底色、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政治需求。从鲁东地区莱西市D街道办的治理实践切入,展现基层政府“预见性治理”的实现机制及政治逻辑。案例研究显示,基层政府实现“预见性治理”有赖于对“技术为用、科层为体”策略行动的选择。首先,“技术为用”的策略行动为实现“预见性治理”提供了工具性手段,体现了“照看社会”的政治逻辑。基层政府通过技术化的手段为收集潜在民情提供了技术基础,增强了对基层社会的可及性和覆盖力。其次,“服务社会”构成实现“预见性治理”的价值依归。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基层政府通过“科层为体”的策略行动,强化组织内党建和借助区域化党建,拓展和延伸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会的触角,增强了影响力和渗透力,为其高效动员体制内外力量解决潜在民情、服务群众提供了重要的组织抓手。基层政府在实现“预见性治理”的背后彰显了国家基础性权力建设的政治逻辑,即“照看社会”和“服务社会”的统一。     

马克思廉价政府思想对于推进基层政府治理体系改革的启示

基层政府是我国政权的基础,做好基层政府治理工作有利于稳定社会、巩固民心、促进和谐,也是深入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基层政府”“怎样构建人民满意的基层政府”是我党和国家一直以来都在思索与探讨的一个重大问题。而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廉价政府”思想对于今天推进我国基层政府治理体系改革仍然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时代背景下,加强与规范基层政府治理,转变政府职能,既要继承发扬马克思主义先行者的思想精华和实践经验,又要适时结合新形势下的目标与任务,不断推动基层政府治理体系的制度化、规范化与程序化。     

试论新时期我国基层行政部门的诚信建设

基层行政部门的诚信作为社会诚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核心部分,起着基础性、决定性、导向性的作用.构建基层行政部门的诚信建设是一项关系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大政治课题.从当前看,基层政府的少数部门出现了诚信意识淡薄、决策不科学、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和倾向,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因此,强化基层政府官员的诚信意识、坚持政府科学民主决策、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公务员承诺制度、建立政府信用考评机制、完善政务公开制度以及强化法治势在必行.     

基层政府绩效与受灾群众满意度的关系

选择四川省汶川地震某受灾城镇492名居民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路径分析方法研究巨灾应对的应急处置阶段和恢复重建阶段基层政府的绩效与受灾群众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应急处置阶段的基层政府绩效对受灾群众的累积满意度没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恢复重建阶段间接加以影响;无论是应急处置阶段还是恢复重建阶段,基层政府的能力都是影响受灾群众满意度的关键因素;工作效率对受灾群众的满意度影响不显著。因此,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建设是提升受灾群众累积满意度的关键要素,同时灾区建设不应将效率作为基层政府绩效评价的主要指标。     

社会治理创新主题下基层政府价值观结构重塑

经济社会迅速转型与发展导致社会分化和利益矛盾凸现,基层群体性事件多发已经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制约因素。因此,社会治理创新成为"变化社会"的时代主题。基层政府该持何种价值观,这是关系社会治理创新走向及其成败的基础性问题。应该从"公共性"、"服务性"、"开放性"、"包容性"和"规范性"等五个方面着手,重塑基层政府价值观,形成合理的价值观结构,以此来引导政府行政和治理方式与方法的转变,从而有效回应公民诉求,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中央财经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北京

在我国的基层治理中,基层公务员在政策执行时常常出现“非自主性理政”的状态,这主要表现为无功而返的执行、不得已的执行和无可奈何的有限执行行为。这一“非自主性理政”现象的出现与基层政府自身的组织条件和外部的制度、技术环境紧密相连。通过对某乡镇政府的案例分析,本文尝试提出,基层政府自身的“自由裁量权”与“行政追责约束”之间的张力,人力、财力等组织资源匮乏的情况阻碍了政策的有效执行;其次,上级政府的官僚层级压力与政策法规在地方的低适应性之间形成的张力导致了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困难;此外,民众的多元诉求与政策执行效率之间也会出现矛盾。所有这些因素影响着基层政府对于社会的有效治理。因此,有必要在国家政策法规的精细化、中国行政体制的分层治理以及基层政府与民众的合作治理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     

基层审计机关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的作用

国家审计制度作为国家政治与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国家善治的有效路径。基层审计机关通过对市场和政府失灵的治理,来促进确立规范有限的政府权力职能体系;通过关注和维护民生工作,来推动建立和谐的政府和社会、市场的关系;通过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来预防与惩治腐败,建设廉洁政府;基层审计机关通过对政府预算的审查与监督,来健全财政资金的管理体制,建设节约型、效益型政府。     

协商民主:社会主义新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新范式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范式在中国的政治建设和社会治理中起了重要作用。近些年来,协商民主在新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的实践,创新了我国的基层民主制度。随着农村村民民主参政意识和维权意识的提高,协商民主适应了我国新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政府与村民互动机制的要求,同时它也是解决农村治理中民主困境的途径。协商民主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运用有利于保证乡村事务决策的公正性,有利于控制权力滥用、防止腐败,也有利于建立和谐的干群关系,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基层治理:一个现代性的讨论——基层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历时性分析

历史地看,基层政府治理是一个建构权威结构和提升社会动员与控制能力的政治现代化过程。就基层治理现代化而言,治理不只是一个制度法治化问题,也是一个制度变迁问题,后者甚至更具有本源意义,因为制度的适应性植根于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之中。通过阐释基层治理现代化在基层的发生学意义,辨别出中国基层的制度变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当中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中的建制意义,才能明确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制度环境和发展方向,这包括限制基层权威和分割权力(而不是强化基层权威和积累权力),还权于社群,还权于社会,基层自主治理,扩大政治参与,并将其权力置于社会的监督和约束之下。     

数字乡村建设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问题与对策：基于H省P区的案例分析

数字乡村建设可以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提高信息传递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加强社会监督等重要作用。H省P区在数字乡村建设中,通过建设数字信息平台、智慧农业、智慧教育等方式,推进信息化、智能化、社会化的发展,不仅提高了政府、企业、农民之间的信息交流,还带动了当地农业、教育、旅游等行业的发展,提高了基层治理的效率和水平。同时,数字乡村建设也面临着基础设施建设不足、人员培训难度大、信息安全问题等挑战。因此,P区在数字乡村建设中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员培训,加强信息安全保障,实现数字化时代下基层治理的现代化和智能化以及数字乡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基层党组织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作用探究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基层党组织作为基层疫情防控的最重要主体,在政治引领、协调各方、组织动员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但在基层党组织引领疫情防控工作的这一治理环节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制约了基层党组织发挥最大效能。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有反复,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的情况下,如何破解制约基层党组织发挥最大效能的问题因素,使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得到最大发挥,对于有效阻碍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从治理的视角分析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深刻地改变了广大农村地区的治理体制。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民主治理体制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治理体制改革、治理关系的调适和治理过程的改善促进了农村基层民主发展,同时,因这改变而引发的村民参与扩大对农村治理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结构—过程—文化：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刚性趋向的原因分析

从全国范围内来看,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践已有不少探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在一些地方的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践中,却出现了与柔性治理要求相背离的刚性化的趋向。从“结构—过程—文化”三个维度分析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实践刚性趋向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在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层面,条块关系结构中的属地化现象、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复杂化、基层干部队伍尤其是居/村干部中较高的流动性;在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层面,基层社会治理政策的碎片化、基层社会治理实施的运动化、基层社会治理实施的指标化;在基层社会治理的文化层面,呈现出的理性化与技术化的特征,等等。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刚性趋向,非但背离了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的要求,而且有害于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践,因而必须加以检讨和纠偏。     

农村社会治理场域变迁与政府角色转变

基层场域的变迁给农村基层治理带来诸多挑战。随着农村社会的分化,政府单一主体难以应对社会治理的秩序诉求,市场经济的变革改变了政府的行动逻辑也使得传统管控模式失去依托,弱化了政治嵌入的基础。农民与政府之间的联系弱化,民众的诉求无法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向政府部门传达。政府既要革新行为方式也要创新与基层的互动模式,要通过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提高民众对政府的认同,让民众通过组织化方式表达合理诉求;要以法治为基础,在政府引导下,培育社会组织、农民个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     

小区党建：基层治理的引领

小区是基层社会的基础单元,其中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近年来随着基层社会组织结构和生产方式的不断变化,人民对提高小区治理水平的呼声不断增强。小区党建作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探索,适应了现实之需,体现了主体之责,充当了治理之钥。以上虞区的小区党建实践为例,党组织可以通过治理、组织、制度的维度嵌入小区治理并发挥作用,但这一路径也有待根据现实情况作进一步的优化。现阶段探索以党建引领小区治理,有利于提高基层党建水平、创新基层治理方式,进一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