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与康有为"董氏学"研究之比较

在晚清学术转型的过程中,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的学说受到了当时学者的关注.在晚清学者中,康有为与刘师培都十分重视对董仲舒学说的研究,由于思想倾向和学术背景的不同,他们对于"董氏学"的研究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关于"董氏学"中的"微言大义",康有为是借助其来阐述其变法改制的思想,并进而以当代孔子和董仲舒的身份自居来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刘师培则主要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考察汉儒研究经学的功用情况.对于"董氏学"中君民关系的看法,刘师培认为汉儒有着严格限制君权的思想,这种思想与近代民主思想有着某种契合之处;康有为则侧重以此来阐述"董氏学"中的"改制"、"变法"思想.对于公羊学中"夷夏之辨"、"种族之分"的理解,刘师培严明"夷夏之辨"和"种族之分",其目的在于"以种族之说倡革命",康有为则尽量弥合"夷夏之别",认为划分夷夏的标准不是种族,而是文明进化程度.康有为、刘师培关于"董氏学"分歧的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晚清时期学术论争的时代特色以及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     

《孔子改制考》中的“董氏学”思想探析

康有为的“董氏学”思想对其《孔子改制考》的撰写有着深刻影响。为了证明孔子具有“改制”的资格,康有为借董仲舒之口来塑造孔子为“新王”的形象。同时,他还证明孔子的“改制思想”通过“口说”流传下来,而能够接续孔子“口说”的,则是董仲舒。他认为“托古”是孔子改制的重要特征,孔子的“托古”思想依靠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     

“为孔子传人”与“非孔子全体”——康有为论宋明理学的两重性

康有为早年对宋明理学极为推崇,在万木草堂讲学时以宋明理学为教学内容。后来,他极力排斥宋明理学,将之视为复原孔教的第一阶段。康有为的做法体现了他对待宋明理学的矛盾心态,既认定宋明理学是孔子后学,又强调其并非孔子嫡传。这除了因为宋明理学受老学、墨学或佛学的影响之外,还因为其与孟子和荀子思想的复杂关系。在他看来,宋明理学虽然出于孔子,却并＂非孔子全体＂,属于另一种学问。     

胡瑗的教育思想及实践探析

以往论者论及胡瑗教育思想时,往往习惯地将其与＂苏湖教法＂、＂太学法＂联系起来,似乎都是胡瑗官学实践分不开甚至是相为表里的。本文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即将胡瑗教育思想放到宋初八十年及＂庆历新政＂前后书院发展的大背景中去,突出胡氏教育思想与其书院讲学的关联,特别是突出他与以范仲淹、孙复、石介为代表的睢阳学脉的紧密联系。这就将胡瑗教育、教学思想实践与整个宋初八十年民间私立大学（书院）的实践和＂庆历兴学＂联系起来,显示其既是宋初书院讲学历史的结果又通过＂庆历新政＂之教育革新反过来又促进了书院讲学的发展。     

王夫之《春秋》学与史学探析

王夫之在经学与史学上均有精深造诣。他援经论史,以史证经,把经学与史学的密切关系表现得十分透彻。其中王夫之《春秋》学见解直接成为他史学研究的思想根源,所以,研究王夫之史学离不开他对《春秋》学的理解。而《春秋》学对王夫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春秋》书法上,即《春秋》＂尽而不汙＂和＂惩恶劝善＂,使王夫之史学研究形成了直笔和致用思想,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一定的理论高度和价值意义。     

革命的催化剂：康有为“大同之学”的再解读

康有为的“大同之学”代表作为《大同书》.《大同书》成书过程很长,自1887年著《人类公理》,康氏几经修改,至1919年《大同书》单行本出版,前后长达30余年.康有为的“大同之学”早在万木草堂讲学期间已基本成型,并向学生宣讲,梁启超等一众学生深受影响.1897年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宣传激进革命思想,实受康有为大同学说的感召;受梁启超的激进思想鼓吹,不少青年学子投身革命,实亦是康有为大同宣传的间接影响.所以,无论主观是否愿意,康氏的大同思想在辛亥革命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虽然康有为一贯主张君宪和保皇,但在那个波谲云诡的乱世,个人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不由其主观意愿决定的.他未曾想到,相当一部分徒子徒孙,虽然受其思想指引,却挣脱樊篱,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辛亥革命最终爆发的推动力量.     

康有为与“万木草堂”

1891年康有为于广州创建了“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宣传变法维新的思想和主张。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万木草堂培养了诸多颇有影响的维新派人士。原因何在?本文通过康有为的政治抱负与万木草堂的培养目标,康有为的知识构成与万木草堂的教学内容,康有为的治学态度与万木草堂的教学方式三个视角,作了较为深入的剖析。     

康有为社会变迁思想探析

康有为在广泛吸收西学、佛学等儒学以外的思想资源,对公羊三世说进行了丰富和改造,形成康有为新的公羊三世的理论,创出＂三世三重＂之说。康有为认为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均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据乱、升平、太平三世的演进是人类社会变迁的自然进程,他认为社会的变迁,只能是＂进化有渐＂式的循序渐进。他还对未来理想社会———大同太平世进行了描绘和设计。     

论“群学”之流变

清朝末年中国社会发生巨变,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探求救亡图存之法,恰逢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中西社会思想杂糅而产生一门新的学说——群学。这是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与西方社会学原理的一次融合。通过对＂群学＂产生的背景,康有为等人提出＂群学＂之说,严复等学者翻译、介绍西方社会学原理的阐述,论析＂群学＂最终退出学术舞台的原因,借以理清＂群学＂发展之脉络,还原＂群学＂流变之面目。     

康有为教育思想研究

康有为,戊戌变法的代表人物之一。为实现其政治理想,救国图存,针对教育领域提出了一系列的变革措施,并且身体力行创办万木草堂聚徒讲学。其促进中国近代化的教育思想中,不乏对现阶段中国教育改革有借鉴价值的成分。变科举、兴学校、学西学是其维新时期的主要教育思想;万木草堂办学是其教育实践的组成部分;《大同书》中的教育思想则是其教育理想的重要体现。     

董仲舒思想外儒内法考论

董仲舒《贤良对》《灾异对》《春秋繁露》所言表面上是儒家的思想,细按之,其本质上皆为法家之思想。董仲舒思想的本质是儒法合一,外儒内法,在“义”和“权变”的借口之下可以不择手段、为所欲为。     

论版权平行进口中“首次销售原则”的适用——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好市多诉欧米茄案谈起

研究版权平行进口中“首次销售原则”的适用问题,根据产地加以区分的做法缺乏理论依据;国内法对“首次销售”行为之效力的认定是关键．“首次销售原则”与版权地域性、独立性无关,一国对“首次销售原则”本身的地域性限制只是该国在制度设计上的选择,而并非该制度的天然特性,也并非源自版权的地域性特征．     

浅谈孟子以“仁政”为宗旨的政治哲学

孟子的哲学本质上是以人性论为出发点的政治哲学,他探讨人性论最终目的是在他所处的"礼崩乐坏"的时代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孟子人性论是一种每个人都具备成圣可能性的"性可善论"。从这种人性论出发,孟子提出了"仁政"的理想蓝图,这一蓝图则是以区别于"霸道"的"王道"为价值原则和以精英统治下的民众的有限参与为组织原则的。孟子的政治哲学有利于纠正西方政治哲学偏重工具理性和以天赋人权为出发点的一人一票制所带来的问题。     

小人物的“大生活”——评乔瑜《大生活》的电视剧改编

乔瑜小说《大生活》的电视剧改编首先为主人公柳东及其周围的人物进行了定位,让柳东、丁爷、邱婶、洪雨、刘户籍、梁教授夫妇等组成了一个“成都好人”系列;第二,结尾的处理更符合中国老百姓钟情于完美结局的欣赏习惯,为全剧增添了“亮色”,但也淡化了一些人文哲理的思考;第三,管段民警、社区主任等新添人物代表了政府形象,暗示出人民公仆为民保驾护航的职责;第四,采用细节的蒙太奇组接方式进行人物塑造,让电视剧改编的影像色彩更为浓郁;第五,原著中出现的“夹叙夹议”,改编时表现出无能为力。     

《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的“踰墙”之举--从《莺莺传》、《西厢记诸宫调》解《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之“踰墙”

《西厢记》作为元杂剧的成功之作,对其的研究之文汗牛充栋。董每勘先生对《西厢记》的研究,“就戏论戏”、内容详实、分析精确,成就较高。但是,其研究之文亦有可商榷之处。本文即对其在《五大名剧论》中对崔莺莺寄简、张君瑞踰墙所作的分析提出不同意见,试图为董先生提出的“矛盾”之处做出合理的解释。     

论《春秋纬》对《春秋繁露》受命改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对于《春秋》之义多有发挥,最显著的便是将其导向谶纬。受《春秋繁露》影响极深的《春秋纬》,于其中的受命改制思想既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其继承主要体现在二者都是以《春秋》为改制思想的发起点,皆为先言受命,后言改制;其变化则主要体现在以灾异为天命之征象、多言圣人受命、将三统说与新五德终始学说杂糅等诸多方面。     

浅谈董仲舒“大一统”、“三统”理论与汉代史学观念的更新

本文与以往对汉儒董仲舒所持批判态度不同．着重分析了董仲舒进步的史学观点。为了追求国家安定、社会发展,董仲舒从促使政治进步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大一统理论与“三统”学说。这些学说在汉代史学观念更新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浅析王栋的理欲观

王栋从关注民生的角度阐述了人欲的合理性,竭力反对“去人欲”的观点,提出了人欲不能无的主张。他认为“人欲不能无”,理学家提出“察私防欲”的主张是由于对“慎独”的错误理解造成的。同时,王栋还指出人的物质需求是不能遏制的,只是要注意“节约”罢了。孔子的“克己”、孟子的“寡欲”的核心乃实指“节欲”之意。不过,王栋所说的“人欲不能无”中的“人欲”也并非指一切人欲,而是指满足人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合理的人欲。事实上王栋是反对“恶欲”的。他要人们时刻保持良好的心态,少忧戚,多坦荡。努力做到“淡而不厌”。     

“讹”之为“诱”,“化”之为“媒”——重读《林纾的翻译》

学界对钱钟书先生《林纾的翻译》之关注,一直以来多围绕其"化境"一说展开,而对其从"囮"字中解出的"译、诱、媒、讹、化"之间的关系探讨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实该文在提出"化境"的同时,也是在为林译小说中最具特色的"讹"、"化"而辩。译需求"化","化"则难免"讹","讹"与"化"又直达于"诱"和"媒"。译之"诱"、"媒"、"讹"与"化",体现了目的与手段的辩证关系。     

董仲舒和谐社会思想刍议

董仲舒从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3个方面阐述了他的和谐社会思想。这些思想的形成,既得力于董仲舒对先秦思想家已有成果的加工与改造,也是他对现实问题思考的结果。董仲舒的和谐社会思想对于我们促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