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创新思维的启示

2012年是我国著名哲学社会科学学者、修辞学家陈望道先生现代修辞学奠基作《修辞学发凡》问世80周年。望道先生治学数十年,创新思维贯串其一生。他在文章学、文学、美学、逻辑学、语法学、修辞学等多门学科均卓有建树。本文作者曾在望道先生创建的语言研究室从事修辞学研究多年。文章从"‘立大志攻坚’与继承创新"、"甘坐冷板凳与为创新探索多种研究方法"、"把创新的接力棒传给学生"等三个方面,谈谈自己学习望道先生创新思维的体会。     

“连及”是一种病辞——兼议连及与偏义复词的区别

郑子瑜先生在《论照应》中,对陈望道《修辞学发凡》认为“大夫不得造车马”等四个例句是“欠照应”提出异议,认为这是偏义复词。由此我想到了高中《语文》中《芙蕖》的句子:“以适耳目之观”。——目可观,耳如何观?这与望道先生所说“欠照应”的例是一致的;如今按子瑜先生的观点,当是偏义复辞了。但我却对此说有怀疑,觉得偏义复词无法包含此种现象。     

宗廷虎先生修辞学研究述评

宗廷虎先生从事修辞学教学和研究近50年，在学术道路上长期潜心钻研、孜孜以求，取得学界公认的累累硕果。他的著作和文章内容涉及修辞学理论、修辞学研究方法、修辞学史、修辞现象研究、修辞应用实践等诸多领域，为当代修辞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本文从“修辞理论的独特建树”、“修辞学史的巨大贡献”、“修辞实践的骄人成就州”三个方面对宗廷虎先生的修辞学研究作了一个轮廓性的概括和评述。     

为文言文 以则统文——评陈骙《文则》

《文则》向来被视为中国修辞学的标帜。此说见于郑子瑜先生的《中国修辞学史稿》,宗廷虎、袁晖二位先生的《汉语修辞学史》以及周振甫先生的《中国修辞学史》等书。无可讳言,《文则》为中国修辞学的建立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然我们还不能说科学修辞学至此已具备了它的刍形。这不仅因为《文则》除包括命意谋篇、用辞造句、修辞格、风格等整个修辞学的内容外,又设了辛、壬、癸三章详细介绍文体学知识,更重要的是陈氏继承了由苏轼父子始的“为文言文”的文论观,一改师古文只“师其意不师其辞”的为文传统,提倡“文”、“道”合一的作文原则,既“师其意”又“师其辞”,从而在“师其意”的前提下写出了专“师其辞”即专论文章作法的这部《文则》。所以,《文则》应视作探讨文章规律的创作论为宜。     

锐意创新 独具特色——读李维琦先生《修辞学》

周秉钧先生主编的“古汉语丛书”之一,李维琦先生著的《修辞学》,最近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笔者读后,觉得该书颇富创新精神,至少具有四个方面的成就和特色。一、建立了更科学更符合实际的古汉语修辞学体系。汉语修辞学体系以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和杨树达《汉文文言修辞学》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此后的修辞学研究基本上是对它们的调整和修补。比较来说,李先生的《修辞学》在体系上作了两点突破。第一,取消传统的“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两大分野,重新区别为“一般修     

论宗廷虎现代修辞学研究的自我超越

宗廷虎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修辞学家,多年来一直在修辞学领域辛勤耕耘,在修辞学史和修辞史的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文章从宗先生在修辞学性质与范围、修辞研究途径与方法、白话修辞与文言修辞以及20世纪中国修辞学起源等方面卓有建树的成就来阐释宗先生对现代修辞学研究的不断创新与自我超越。     

张弓和中国修辞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张弓先生(1899—1983)是我国久负盛名的老一辈修辞学家。他在修辞研究方面的贡献仅次于陈望道先生。但他的《中国修辞学》的出版却早于陈望道先生六年: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是1932年上海大江书铺出版的,他的《中国修辞学》是1926年华英书局出版的。《中国修辞学》出版不久,刘大白先生(著名诗人、文学史家)即给它很高评价,说它“在一般号称中国修辞学的出版物中,没有能和它比并的”。     

试论陈望道的"大修辞学"观

本从陈望道先生两个时期不同的“修辞学研究对象论”的比较论析中,阐明了望老修辞学思想的两度飞跃,论析了望老的“大修辞学”观点与吕叔湘、张志公的“辞章学”观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用生命之火点燃中国修辞学的繁荣——纪念吴士文先生诞辰80周年

中国修辞学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即进入新的繁荣期,这一点已成为学界的共识。新的繁荣之所以能出现,乃是新时期的一批修辞学研究者锐意创新、团结奋进的结果。而吴士文先生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一位。他在1983年即查出患有癌症,在与病魔作斗争的同时,却以惊人的毅力,多方推动了中国修辞学繁荣的进程。今年是吴士文先生诞辰80周年,又是他逝世10周年。作为他生前的至交,我特地翻箱倒柜地找出他十多年来给我的103封信函,正是这批信函,驱动我写了这篇纪念文章,也启示我必须宣告这一事实:他用生命之火,点燃了中国修辞学的繁荣!创建中国修辞学的功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修辞学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1980年12月中国修辞学会的成立。从此以后,修辞学研究者有了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家”,有了交流和切磋学术的机会和平台,有了集体攻关的条件。这是“文革”前所不可想象的。中国修辞学会及随之各大行政区分会的纷纷成立,对推动我国修辞学的繁荣昌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修辞学会”这个组织不可能自动涌现,在创建之前必须有人出头做大量的组建工作。中国修辞学会创建人之一王希杰教授回忆说:“在中国修辞学会的发起过程中,他(引者按:指吴士文)是最辛苦也是出力最大的...     

关于“较物”修辞格的一些浅见

一、“较物”修辞格是张弓先生的创见 张弓先生是中国修辞学界的老前辈,生前是中国修辞学会名誉会长,“较物”修辞格是张弓先生重要的创见之一。“较物”作为一种修辞格,张弓先生早在1927年出版的《中国修辞学》中就已提出,1963年出版《现代汉语修辞学》时,又作了进一步阐明。 有些人认为“较物”这种修辞格就是比喻,不必另立一类,这是没有看到“较物”     

＂譬喻＂＂比喻＂＂讽喻＂和＂设喻＂辨析

执教《先秦诸子选读》一书时,学生对课后的“相关链接”“知识卡片”及其他资料中出现的“譬喻”“比喻”“讽喻”和“设喻”等概念分辨不清。笔者不揣浅陋,试结合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以下简称《发凡》）、王希杰先生的《汉语修辞学》（以下简称《修辞学》）以及汉语词典等工具书,对以上概念进行辨析。     

修辞学性质刍议——兼与郑荣馨先生商榷

修辞学的性质历来有争议。骆小所先生在《修辞学的性质新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修辞学属于艺术部门”、“修辞学是一门边缘科学”,“修辞学属于大语言学”。一个部门挂三块牌子,也许可以办很多事情,但也可能职责不清,性质不明。笔者坚持大多数人自觉反对,不自觉认同的修辞学属艺术学的观点。仅这一点说,我和骆先生是一致的。至于郑荣馨先生在与骆先生争鸣的文章(见《修辞学习》1996年第5期)中把我列为“艺派”代表之一,倒使我感到受之有愧。我们承认骆文在理论及表述上是有点问题,仅就“修辞学属于艺术部门而不属于科学部门”这句话来看,较审慎的表述似应为:“修辞学属艺术学而不属自然科学”。尽管如此,细读该文,这一认识还是明确的。又若要避免理论上出现漏洞,在我看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在人文科学内部,修辞学属艺术学而不属于语言学。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骆文在语言表述上出现了什么问题,而在于修辞学属艺术学的观点能否成立。故笔者     

语言风格研究应从修辞学研究中分离出来——兼谈建立辞采学的必要性

修辞学要不要研究语言风格?这似乎已成定论:要研究。事实上,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人把语言风格问题纳入修辞学中去研究了。例如: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专设“文体或辞体”一章,探讨了“简约繁丰”、“刚健柔婉”、“平淡绚烂”、“谨严疏放”问题;张志公先生在《修辞概要》中专设“篇章和风格”一章,探讨了“简洁”、“细致”、“明快”、“含蓄”、“平实”和“藻     

从“玉皇大帝和如来佛谁火”谈起——语文课堂问题设计要讲究“四化”更新

据报道。2012年复旦大学“望道计划”自主招生面试中．有一道题是：“玉皇大帝和如来佛谁大？”来自苏浙沪参加面试的237名考生．大多数对问题表示困惑。有的考生埋怨,“望道计划”自主招生是寻找有志于基础研究的读书苗子的．面试怎么会问出这样的“无厘头”问题？     

情系修辞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已被海内外誉之为“千古不朽的巨作”。在它出版50周年时,复旦大学召开了全国性的纪念会,出版了《<修辞学发凡>与中国修辞学》。今年是《发凡》出版60周年,杭州大学倪宝元教授寄来了《情系修辞》。这虽是他一个人的“心花奉献”,但也未尝不是中国修辞学会、华东修辞学会、《修辞学习》杂志的“心花奉献”。因为他是顾问、是会长、是主编。他研究修辞较早,著作等身,是国内少有的著名修辞家,最近,商务印书馆为他出版的《汉语修辞新篇章——从名家改笔中学习修辞》很能体现陈望道先生务实的治学精神。他为了完成此书,作了上万张卡片,内容新,方法新,系统新,开一代修辞的新风!他学习陈望道先生可谓学到了家。在纪念《修辞学发凡》60周年的同时,我们应当从倪宝元先生的纪念文章中受到启发。     

试析宗廷虎先生的《修辞学发凡》研究——兼论修辞学研究的多维学术视域

数十年来,宗廷虎先生兼顾哲学、美学、心理学、语用学等相邻相近学科领域研究《修辞学发凡》,用力勤、成果多、视域广。宗廷虎先生关于《修辞学发凡》卓有成效的研究表明,修辞学研究中的多维视域具有广阔的学术前景。     

众家的评述,全面的解读--聂焱《王希杰修辞思想研究》简评

王希杰先生,在汉语修辞学领域里辛勤耕耘,精心研究了40余年,成为一位建树颇丰的修辞学大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认为是新时期中修辞学理论上成就最高的一位。”(聂焱《王希杰修辞思想研究·序言》)他的修辞学理论已被广泛地运用,而且不再限于修辞学界,在语法学界、政治学研究领域等,都有成功运用的例证,他的不少博士生运用他的理论做成了博士论文。对于这样一位一向高屋建瓴、充满探索精神、总“领风骚”的传奇式修辞学家,自然大有必要研究其修辞思想的来龙去脉,发掘其修辞理论的价值、贡献。目前已有很多探讨性的文章,如北…     

《发凡》消极修辞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辞规理论概说

袁晖先生在评述吴士文先生对中国修辞学的贡献时说:“80年代以来,吴士文对中国修辞学的贡献集中在两个方面:积极修辞方面的辞格和消极修辞方面的辞规。如果说,辞格研究是他在前人和时贤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潜心探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那么辞规研究则是他带领和组织一支队伍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集体攻关而形成了修辞学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1]。2000年10月当我读到这段文字时心灵曾受到强烈的震撼,因为当年我深为吴士文先生“修辞方式系列化”的设想,特别是其中关于消极修辞的模式,即“辞规”的设想所吸引,对“辞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积极参与了吴先生组织领导的辞规研究工作,并对辞规研究作过一些理性思考,对这段经历怀着深深的眷念。10年前吴士文先生仙逝,给我们留下了不尽的缅思与痛惜。今天,在吴士文先生诞辰80周年暨逝世1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寄托我们的怀念之情。1932年,陈望道先生出版了划时代的巨著《修辞学发凡》(以下简称《发凡》),树起了中国现代修辞学的第一座里程碑。《发凡》明确指出修辞学的研究对象是修辞现象,并把修辞现象大别为两类:消极修辞现象和积极修辞现象,同时又将修辞手法区分作消极修辞手法和积极修辞手法,从而建立了...     

辞律与语言风格

一、辞律与辞格的比较 陈望道先生提出的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两大分野,长久以来对其重视和研究的程度不一。修辞学界对“积极”与“消极”的提法,一直存在着异议。1963年,东北师大中文系在编写教材和语言学名词解释的工具书中,提出了把积极修辞叫“修辞格”,把消极修辞叫“修辞律”。之后,修辞学语言学的许多著作,在揭示“修辞”这个定义中,都用     

刘生良“屈原诗歌研究’’的创新思维

一、关于屈原《离骚》研究的创新思维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文系博士刘生良先生发表了关于《离骚》的论文7篇，就《离骚》的题义、作年、思想、精神、艺术创造以及“求女”、“西行”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创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