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文学批评的象喻特色

作为宋代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苏轼的文学批评具有明显的象喻特色,表现在苏轼善于用自然和生活象喻点评作家、作品或表达其文学思想和美学观点。这些象喻文学批评既是对前人的继承,也是苏轼熔铸文学创作经验于文学批评之中的有益尝试。从象喻角度解读苏轼的文学批评对加深理解苏轼的文学思想和美学观点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价值。     

苏轼与鹤

苏轼以鹤为知己,苏轼诗文中反复出现鹤这个意象,赋予鹤淡泊宁静、超脱放逸的人格品性,寄寓长生久视之悟,寄托鹤深挚之情,营造诗歌悠远的艺术之美。本文试从鹤这个意象探询苏轼的人格精神漂泊之路,领悟苏轼的审美思想。     

妙喻连生,以文为诗 --读苏轼《有美堂暴雨》

苏轼《有美堂暴雨》摹写暴雨，以景物描写为主体，背离诗歌言志抒情的基本原则；采用赋法、赋体和散笔调。后面两联一句一喻，连用四喻。此诗体现了苏轼诗博喻的艺术特色，又反映了宋诗散化的特征。     

论苏轼易学与王弼易学之同异

王弼解《易》非常注重义理,提出"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和"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等观点,丰富、完善了义理派的理论体系;苏轼解《易》亦把重点放在"推阐理势"、阐述义理方面,通过简明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独到的观点,融合象数而阐明义理。苏轼与王弼解《易》显然都注重义理,观点虽然相近但不完全相同,还有相异之点:王弼以老解《易》,而苏轼以郭象之庄解《易》。     

“道喻”的日常化趣味及思想史意义——《二程遗书》的一种文学解读

《二程遗书》是哲学名著,但若从文学角度解读,则既能发现新的文学趣味,还可打开新的思想史研究空间。《二程遗书》的文学趣味集中体现为"道喻",即用譬喻方式说解形而上学问题。先秦诸子典籍尤其《论》、《孟》、《老》、《庄》,是二程"道喻"的主要渊源。二程某些"道喻"的表达方式,具有不同于以往哲学著述的日常化趣味,表现为:故事的真实性,情境的代入感,生活的归纳法。此类日常化"道喻",在理学语录中颇为常见,揭示了宋代哲学方法论的重大新变:为日常生活确立形而上学价值。这就是二程"道喻"所承载的思想史意义。而这种哲学方法论新变,亦体现在苏轼诗文中,表现为"理趣"。"理趣"与"道喻"的呼应,印证了文学与哲学的深层联系。     

古代诗歌评论中的取象作喻类型

滥觞于先秦,兴起于魏晋的象喻批评,是文学批评家用生动具体的形象来比喻和阐释批评对象的内在意蕴或整体风格的一种文学批评样式。它的取象作喻类型丰富多样,大致说来,可分为四:人化之喻;自然物象之喻;禅喻和典喻。象喻批评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之中,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方法。     

苏轼《琴诗》与佛经譬喻

苏轼《琴诗》以琴声为喻阐释佛教缘起的道理, 是佛经寓言譬喻影响下的产物, 体现了苏轼诗歌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特点     

计算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探讨

本文分析了博喻、较喻、反喻、互喻、量喻、引喻、曲喻和象喻八种特殊比喻。     

"理喻"探幽——暨对语文教学的建议

以比喻的功能为标准,将比喻分为“象喻”“情喻”和“理喻”,是一条不同于传统修辞学的“喻学”研究新路,为“喻学”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启示。好的“理喻”可以化繁为简,将抽象的道理变为有形可感的体验,其中“化理入喻,以喻说理”,是“理喻”运用的关键。在我们的心智都为现代语言——抽象的技术术语所麻痹的今天,对“理喻”的发现和运用,将会对提升思维、开启智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博喻之美

博喻,就是用一连串的喻体,从不同的角度,多方面的描绘、说明同一个本体。运用博喻,能强化本体的状态、特征,增加诗文的形象密度,使读者获得更为真切的感受。下面试从绘景、摹声、写人、说理和抒情五个方面,谈谈博喻的艺术功效。一、博喻绘景,景物多姿多彩苏轼的名作《百步洪》,是妙用博喻的典范。诗中写道:"长洪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     

“冰山”之下《老人与海》中的哲学伦理探析

《老人与海》是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代表作品,小说通过老人圣地亚哥与鱼的搏斗,塑造了一个依靠意志与信念,最终赢得了人性尊严的"硬汉"形象。在"冰山"之下,蕴含着的是海明威丰富的人生哲学,其中包括孤独的感伤主义哲学,永不言败的生存哲学以及超前的生态伦理哲学。解析这些哲学伦理将帮助我们理解海明威的人生哲学,从而更深刻地体会其作品的现实意义。     

现代与传统的冲突--论《沉沦》的创作思想

郁达夫的代表作<沉沦>中,集中体现了现代性的追求,同时,在文本背后也体现了郁达夫的传统文化情结.本文从现代性所表现出来的几个方面,如主体、颓废等,透视了传统文化对<沉沦>的艺术思想、写作构想的影响.     

王弼"执一御万"哲学观与《文心雕龙》"乘一总万"方法论

王弼“执一御万”哲学观对《文心雕龙》“乘一总万”方法论颇有影响 ,但鲜有人探及。因此本文首先考索王弼哲学观的渊源演变 :《周易》彰显的“以一御多”观是其原始根艹亥 ,王弼开掘、延展了这一观念 ,并参会孔老思想 ,提出自己的“以无为本”、“举本统末”本体论 ;进而分析它在《文心》本体论、文体论、创作论、全书结构等所建筑的金字塔式体系 ,以及创作论建立的博———一———博的模式 ,揭示出刘勰对王弼思想有承继更有发展的关系。     

徐献忠和胡缵宗的盛唐“诗变”论

徐献忠和胡缵宗都以盛唐为中心看诗歌的变化发展。徐献忠从“感遇之情异”确立“声诗之变”的缘由,而“旨趣盛唐,,时,不“忘研穷之过”,是他对唐诗演变规律的理性把握。胡缵宗的唐诗风雅观所包含的“诗变”意识也是十分明显的,他的唐诗“感格”论,以对“生命格调”和“时代格调”的整合深入了明代对“诗变”的认识。     

走向神性"大我"--史铁生回答"我是谁"

"我是谁"是人类文化的千古之谜,自古以来一直吸引人们去思考.史铁生以敏感而睿智的心灵参与了这一思考,并获得了颇具深度的独特见解.主要内容包括:"我"是一种结构,不但在生命的整体里,而且在世界所有的消息里;"我"可以分为"内我"与"外我","主我"与"客我","小我"与"大我";"大我"表现为精神或灵魂,与无限之在相连,与绝对价值相通,表现为博大的爱愿,简而言之即神性的我.     

“反训”质疑——兼论正反同词现象

本文揭示了“反训”说自身存在的问题 ,进而通过对郭璞所针对的训释材料及郭璞在注释中阐明的观点的分析 ,指出“反训”是对郭璞原意的误会和曲解。“反训”说所面对的是正反同词现象。正反同词现象发生的深层原因是辩证思维观念、矛盾的对立统一及其转化的观念。     

也论郑板桥的民本思想

郑板桥民本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做官前的早年生涯为形成期;官宦时期为深化期和补期;卸官后的晚年为皈依期。其民本思想的内涵经历了“爱人”－“好人”－“修身”的发展过程。民本思想对其艺术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论司马迁著《史记》时的流泪垂涕和废书而叹

《史记》中记载,司马迁在著述时曾流泪垂涕各一,废书而叹了三次,这叹息声和泪水,正当是史公在对两千年历史的观照中由时代冲击所流露的深沉感慨,同时,现实中的个人遭遇也是司马迁流涕和哀叹的重要原因。而司马迁的这三次"废书而叹"和两次流涕正是他感情的直接发抒和发泄,因此这叹息和流泪具有浓重的感情色彩和抒情意味。     

谭嗣同"崇奢黜俭"功利主义伦理观

谭嗣同从资产阶级自然人性论出发提出的“崇奢黜俭”功利主义伦理观,对于推动近代中国大机器生产和社会进步起到一定的历史进步作用。认真分析和探讨这一伦理思想,对于正确认识消费主义的合理性、贫富差距合理拉开的必要性和建构合理的消费伦理观等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红字》人物性格多面性之我见

霍桑擅长探索人的复杂心理和罪恶对人造成的道德、情感、心理上的影响,笔下的人物大多是圆形人物.文章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来分析霍桑代表作<红字>中三个主要人物的形象和性格,进而揭示霍桑笔下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