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危机还是权力与民主方式的滥用——现代民主政治合法性危机的一种分析视角

以代议制为主要特点的现代民主政治同样会产生政治的合法性危机。政治合法性危机的产生与制度本身有密切联系,但更重要的是,人民权力的代理人对权力和民主方式的滥用造成人民对民主政治或制度的认同危机。本文从民主政治制度本身、权力的应用及民主的方式的选择方面论述政治合法性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可能性,力图揭示的结论是: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中,制度危机为政治合法性危机提供可能性,而权力和民主方式的滥用才是政治合法性危机产生的原因。     

“递延权力”腐败的文化探源及对策思考

“递延权力”腐败是一个新动向。它是从某一公共权力中延伸出的领导干部身边人的一种不具实质性、不具合法性的附庸权力 ,是公共权力的异化 ,具有隐蔽性、传染性、寄生性特点。宗法族制是依靠血缘亲情网络联结而形成的组织形式 ,其基本原则是互助和亲亲。它在当代社会的余墨深深地浸染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递延权力”腐败的文化根源就在于此。现代社会由于人们交往面的扩大 ,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族制泛化 ,它的互助和亲亲原则也在泛用 ,使得“递延权力”腐败范围更大。中国社会传统的做法是以道德遏制“递延权力”腐败 ,这在反腐败过程中起到了一种“防”的作用。此外 ,我们应鉴国外经验 ,加强各项反腐法律制度建设 ,遏制血缘关系的递延权力 ,并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公民意识。     

对构建党的政治合法性的思考

合法性是权力的一种形态，是“没有权力的权力”，是任何政权都必须要认真面对的问题。21世纪的今天，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考虑政治现代化问题以及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合法性运动”问题，以建构、加强党的政治合法性。     

学术权力合法性危机与大学组织结构变革

我国大学行政化泛滥、学术权力式微,深层次原因是学术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动摇,引发了合法性危机,以致被迫让位于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合法性危机源于大学组织结构的变化,而大学组织结构的变化又是由整个社会组织系统的变化引起的。学术权力与大学组织结构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和被规定性,因而,要解决合法性危机,彰显学术权力,必须着眼于大学组织结构的变革。     

政治合法性视野中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构建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史方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成为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一般意义上讲,增强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就要加强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但由于后发国家特殊的国情和不断变幻的国际局势,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基础随历史进程的变化发生了变迁,新中国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构建也随中国共产党合法性基础的变迁而一波三折。     

强化监督,健全民主,以制度和权利遏制权力腐败

当今社会的行政权力腐败已成为引起社会不和谐和群众不满的重要因素,威胁到现代化建设和民主政权稳定。鉴于目前从国家到省市反腐败斗争的严峻形势,只有深入探讨权力腐败的定义、表现、特点与成因,以有效措施监督和制约行政权力,遏制权力腐败,才能为淮北城市转型、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一个基础和前提。     

权力腐败成因新探

一直以来,人们都没有停止过对腐败成因的探索。权力腐败是腐败的实质与轴心,权力内在的异化机制为权力腐败提供了可能性,权力主体、客体和环境的合力作用使权力腐败从可能走向了现实。治理权力腐败的根本出路在于建全和完善一个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体系,通过对权力腐败成因的逐一遏制,才能有力、有效地防治权力腐败。     

中国农村村委会的合法性研究——浙江省湖州市和孚镇荻港村的个案研究

任何政治权力系统都必须建立在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之上,这是其存在、持续、发展和稳定的前提。农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石,农村稳定是整个中国政权稳定的基础。我们选择湖州市和孚镇荻港村,对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合法性这一问题进行实证个案研究。调查结果显示,现阶段荻港村村委会的合法性基础比较稳固,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必须对其合法性基础的变化予以关注,并随时准备进行合理的调整,防止出现合法性危机。     

校长领导权力合法性危机的反思与超越

校长领导权力合法性危机是指校长领导权力失去正当性且未获得被领导者的认同、支持和服从,其实质上是一种认同危机,主要表现为公共性危机、程序性危机、价值性危机及有效性危机等。通过注重公共意志及公共利益价值取向的联结、遵循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原则的统一、实现以人为本与交往伦理的结合及处理好适当集权与合理分权的协调等范式,可以缓解校长领导权力的合法性危机,最终实现学校的有效发展。     

制度反腐何以可能——哈贝马斯的权力法制化方案及启示

制度反腐何以可能?反腐形势需要、领导重视和反腐经验都无法从理论层面提供满意的答案,这需要从制度本身的合法性出发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哈贝马斯的权力法制化方案重视法律在交往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发挥转换器的作用,不仅解释了权力腐败的制度根源,而且强调从权力法制化的层面制衡权力腐败。哈贝马斯的方案在权力监督、制度制定以及权力规范层面给我们提供了理论启示。     

列宁权力监督思想：现实、体系与价值

列宁的权力监督思想是社会主义政权的伟大尝试,也是第一个被运用于实践的社会主义权力监督思想。列宁创建了由党内监督、国家监察、群众监督和法制监督组成的权力监督体系,为遏制权力腐败,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列宁权力监督思想：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发挥群众监督作用;健全完善纪检监察体制,切实履行监督职能;实现由浅入深由易到难,治标治本一体发力;推进衔接贯通党纪国法,划定权力行使边界。     

七届二中全会前后党对执政合法性的构建

一1949年伊始,国民党政权的失败已成定局,人民革命运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其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即将走上执政舞台。但是一个政党在争夺政治权力的过程中以及成为一个特定的政治权力主体后,并不必然地具有合法性。政治权力与合法性之间并不存在天然逻辑关系。哈贝马斯说,如果没有     

浅议权力腐败及遏制腐败的对策

中国的腐败主要是指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的腐败.腐败总是与一定的公共权力密切相关,即腐败总是权力的腐败.权力腐败表现为权力的非责任化和权力的权利化.遏制权力腐败的途径和方法很多,要防止权力滥用,遏制权力腐败,必须为权力的运作设立一个合理的界限即权力之间的制衡.     

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的政治学分析

腐败的核心和要害是权力腐败。权力腐败直接影响经济建设，严重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威胁国家和社会稳定。权力的个人性质。间接民主代议制下权力运行的失控和异化等是造成权力腐败的重要原因。有效遏制权力腐败。必须对权力意识、权力获得以及权力运行过程三个方面进行监督和制约。     

政治参与对政治合法性危机克服的相关性研究

政治合法性是公民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以及具体的感受对现存的政治体系所作出的价值判断。政治合法性程度的高低直接反映了公民对该政治体系的认同程度。在政治变迁与权力交替的过程中,不同国家终究会面临不同程度的政治合法性危机问题。合法性危机问题解决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一国政治系统能否健康发展,更关系到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顺利与否以及政治发展的获得。而作为近代公民实现权利、表达利益诉求的政治参与,对合法性危机问题的解决以及政治系统的健康发展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法治权力与权力腐败

当代中国腐败的核心问题是权力腐败．而权力腐败是法治权力缺失的产物。因此，要从根本上治理权力腐败，首先要实现法治权力，即做到权力法定、依法运权、越权无效、违法有责。     

我国大学学术权力合法性的历史流失与现实建构

我国大学学术权力合法性流失集中发生在建国初的大学改造过程中。随着社会发展和转型,这种学术权力受到挤压、学术权力合法性缺失的状况严重阻碍着我国大学改革和发展进程。于是保障学术权力合法性地位成为近年高校发展的普遍诉求,也是现阶段我国大学改革实践无法回避的课题。增加主体权力、加强相关法规建设、培育共有信念是推动高校学术权力合法性建设的基础。     

论中国法治化的政治基础

法治国家政治基础的一般标志有二：第一，其政体是民主政体；第二，其国家权力配置是分权制约，中国权力机制的有分工，但缺乏制约，形成立法系统和司法系统对行政系统的依附关系，权力腐败成为国家的囊肿，权力制约机制的建立可以通过国家权力结构的如下重构实现；实行“政权”与“治权”的分立，在代表机关之下立法、行政、司法、司法以相互制约。     

我国大学学术权力合法性的历史流失与现实建构

我国大学学术权力合法性流失集中发生在建国初的大学改造过程中。随着社会发展和转型,这种学术权力受到挤压、学术权力合法性缺失的状况严重阻碍着我国大学改革和发展进程。于是保障学术权力合法性地位成为近年高校发展的普遍诉求,也是现阶段我国大学改革实践无法回避的课题。增加主体权力、加强相关法规建设、培育共有信念是推动高校学术权力合法性建设的基础。     

也论腐败的实质与根源

腐败是权力主体为谋取个人的不正当的利益而滥用公共权力的行为,其实质就是以权谋私。权力的利益属性使腐败成为可能,而权力的不受监督制约则使这种可能成为现实。因此,要有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就应适当淡化权力的个人利益属性,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